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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庚子事变后，中国新思想界提出了建立国民政治的主张。当时的中国尚缺乏建立多数人参与的国民政治的条件，但西方平民主义的影响，民主的平等逻辑，以及动员大众参与救亡的现实需要，却使部分中国人开始追求大众民主。与此同时，受传统贤人政治论以及西方精英主义的影响，鉴于实际的国民程度，立宪派以及部分中间派人士则因恐惧“暴民政治”而鼓吹精英政治、贤人政治。清末思想界围绕政治革命的主动力与目标发生的争论，民初思想界围绕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发生的争论，都相当激烈。这些争论颇能反映清末民初思想界对中国建立国民政治过程中大众与精英关系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

　　平民政治 精英政治 主权在民 清末民初

　　传统中国以“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为“立国主义之根源”，政治思想的基调是治民，而非民治，“没有任何一个著名思想家曾经明确提出过治权在民的思想”。传统民本思想是“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于人民以外”的“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由于缺乏“国民政治”的思想传统，国人在初接触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时，能以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观念理解其议会制度与选举制度，却难以接受“民主”、人民自治的观念与制度。

　　庚子事变后，新思想界对于时代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近百年来实多数势力发生之时代”，多数平民之势力日渐发展，“世界日趋于平，多数团体之势，日神圣而不可犯，少数者听命而已”成为潮流。这种潮流，在政治上要求打破君主政治、贵族政治的垄断，建立“国民政治”；在经济、社会上主张经济、社会权利的平等。此潮流有资产阶级“以富制武力”与劳动阶级“以劳作制富”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已于19世纪末取得胜利，后一阶段则从19世纪末开始，20世纪的平民将成为“世界之主人翁”。第二，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国家间的竞争已非少数当权者间的竞争，而是国民间的竞争，竞争胜败决定于国民能力。欲国民能力发达，以竞争图存，必须赋予国民以参政权，建立国民政治。国民政治不但可提高国民能力，且能限制专制权力，保障产权，发展资本主义，以对抗列强的经济压迫。受平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论的影响，与亡国无日的危机感所催生的“爱国求进化之心”的驱动，“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在20世纪初渐成新思想界的共识。其中，革命派主张“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立宪派要求建立“国民的立宪”。在制度追求上，两派虽有共和与君宪之分，但其实际目标都是建立“国民政治”。

　　当中国思想界提出建立“国民政治”的任务时，西方思想界正兴起精英主义思潮。19世纪中叶后，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工人阶级成长壮大，其争取权益的斗争由经济斗争发展为要求参政权的政治斗争，形成了要求大众参政的强大潮流。资产阶级意识到这是无可阻挡的潮流，但又对民主的扩大深感忧虑，认为那将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并导致庸众主导政治与社会，而扼杀精英、天才的才性。于是，出现了一股异常强大而持久的精英主义思潮。清末民初新思想界既受平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受精英主义思潮的影响。革命派较多地受平民主义的影响，他们往往以“平民革命”“平民政治”指称国民革命、国民政治，其激进分子开始追求大众民主。而立宪派则较多地受精英民主论的影响，他们恐惧“下等社会”当政，认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当以中等社会为立足点、主动力，不赞成过早向“下等社会”开放政权。立宪派建立精英民主的努力，一方面遭到旧势力的阻挠与底层民众的漠视，另一方面又遭到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批评。自清末起，思想界围绕国民政治问题就有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贤人政治）的分歧。本文拟讨论清末民初思想界的这一分歧。

　　一、 清末思想界关于政治革命主动力与目标的分歧

　　清末思想界关于国民政治的第一个争论是新民与新政府之争。梁启超从社会有机体论出发，认为必先有新民，然后才能建新政治。他将国民政治想象为“全民政治”或多数国民之政治，以为必须等到多数国人具备公益心、自治力等国民资格，才能有国民政治。故主张必先“新民”，牖启国民之政治思想，培育其能力，再实行国民政治，不赞成在国民资格未备的条件下实行国民政治。他又过于看重思想启蒙的意义，以为通过纯粹的思想启蒙就能塑造近代国民。其实，脱离现实的国民政治生活而以纯粹的思想启蒙塑造国民，其效果等同于离开实际训练而欲以书本教人游泳。这既违背国民政治需先从少数人做起，再逐步扩大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建立新政治以救危亡的时代需要。而革命党人则强调，中国人缺乏国民资格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参政权，新民的根本途径在推翻旧政府，建设新政府，“建设新政府之模范，即为开浚人民之政治思想，培养人民之政治智识，习练人民之政治能力之一大机关”。这个新政府不必也不可能如文明国那样“纯正显明、整齐完备”，只能是粗具规模而蕴含国民政治之精神的新政府。对于反对革命、相信社会有机体论的人们来说，没有新民而欲建设新政府，无异于天方夜谭。他们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革命党人强调国民政治初建，只能粗具规模，不赞成先造就国民资格，然后一举建立完备的国民政治的“新民说”，也含有真知灼见。

　　新民与新政府的争论很快就为革命与君宪之争所取代。学界于此有丰富的研究，本文仅就其中关于政治革命的主动力与目标的内容进行讨论。立宪派大多有一定的资财与地位，颇信有恒产者有恒心之说，怀疑下层民众的知识与品性，认为“起事者为盗贼”的“下等社会之革命”只能实现政权更迭，不能实现制度革新，只有“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的“中等社会之革命”才能实现制度革新。中国的政治革命应由“中等社会”承担，只能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来进行。若国民程度普遍不足而以革命求共和，将招致内乱与外国干涉，甚至国家分裂，损害中国的大国竞争优势。国民政治一开始只能是中等社会的政治，国民程度普遍不足而向社会下层开放政权，将严重冲击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导致暴民政治、民主专制。梁启超一面存有全民政治的想象，一面又有浓厚的精英主义倾向。他认同勒庞有关群众受“群众心理”支配，行动易趋非理性的说法，又受亚里士多德政体循环说，以及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等人的影响，认为在国民缺乏自治习惯的国度，革命后掌权的“无资产之下等社会”缺乏调和利益冲突的意识与能力，其政策往往“不利于上流”，形成“暴民专制”，而这必将引发“富豪阶级”的强烈反抗。于是，军政强人乃应时而起，控制政府与议会，任意修改宪法侵夺人民权利，形成“民主专制”。基于这些认识，他反对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以为那将造成贫民专政。

　　不少立宪派人士最初有全民政治的想象，以多数国民具备国民资格为立宪之前提，认同开明专制论，以为必先将条件准备妥当，才能立宪。清政府以国民程度不足为由延滞立宪，革命思潮未因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而消解，反而继续发展，立宪派乃抛弃开明专制论，强调应从多数国民程度尚有不足而又急需立宪的现实情形出发，先为少数优秀国民开通参与政治并提高其程度的渠道，因陋就简开设国会。他们不再将培育国民资格简单地理解为思想启蒙与教育普及，而突出强调实际的政治生活如地方自治、团体生活、组织并发展政党、“国民的政治运动”以及开国会等对培育国民资格的意义。他们虽意识到“立宪之责任全在国民”，改革成功有赖于多数国民之觉醒与行动，故颇注意灌输国民常识，唤起国民的政治热情，组织立宪团体，并“跃起为政治的运动”以推动改革，但他们实际上将希望寄托在“中等社会”（中流社会）。杨度就强调，立宪的动力与立足点在“中流社会”，世界各国，“其社会上一切事业之原动力，常在中流社会……一国之优秀者，常集于中流社会，而以其国中人数论之，常为其少数……故欲论人民程度者，但宜据中流社会之少数者以立论”，不能合国中之多数人民而下论断。他断言，中国的“中流社会”有一定的政治思想与能力，稍加训练，就可以具备国民资格。在重视“中流社会”的同时，立宪派又特别强调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的作用，认为受利益、立场、感情、见识的限制，普通人难以“洞察时势之真相，深知国家之大计”，理解“大经世家万里之志，百年之计”，却易为“野心薄幸者流”所煽动、操控。他们提醒舆论家注意教育、引导民众，塑造舆论，而不可迎合、煽动、操控庸众，又呼吁“平民”在立宪运动中发现、树立“平民的之政治家”。可以说，立宪派虽谈国民政治，谈国民权利平等，但实际依靠的是“中等社会”，追求的是“中等社会”的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