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还原史实与诠释元典(4)

　　在中国元典的研究当中，我后来一直注意的问题，是元典精神的近代转化。我认为中国近代的一些重要的理念，都跟元典精神有直接关系，我们的救亡图存思想就是先秦的忧患意识。我在《历史研究》上面发过一篇文章《从先秦的忧患意识到近代的救亡思潮》。我们的变革思想也是从《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来，我们的变异的思想、变革的思想是从易道而来。先秦的民本思想是我们今天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依据。当然，现代民主思想跟古代的民本思想之间有一些重大差别，当中还经过了一个中介，就是明清之际，我把它命名为新民本思想。到了黄宗羲、顾炎武这些人，民本思想发生了一个飞跃，这是新民本思想，已经对专制帝制有一种总体性批判，这些东西成为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这些人近代民主思想的来源。所以，元典和元典精神的研究也是我三十多年做文化史研究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时代周报：近年对中国古典的重新阐释，好像还蛮热闹的，你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样的背景？

　　冯天瑜：我对现在的“国学热”持一个谨慎的肯定态度。首先它有重要的社会需求，现代文明的建设过程中需要一些精神支援，而我们以往把传统的精神资源抛弃得比较厉害，现在大家反过来觉得有问题，要重拾传统。但传统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它也有一个现代诠释的问题，国学也是这样。所以，我不是十分赞成现在这帮小孩都去伊哩哇啦地背《三字经》，当然可以做一点，但主要不是这个。

　　元典精神的现代诠释，有一个过渡的问题。把国学的一些财富拿过来为今天所用，还要防止走向新的封闭。我们弘扬国学当中一些优良的东西，一定不要忘记吸取外来文化当中的精粹。只有实现这两种东西的新的综合才能创造新文化，陈寅恪、王国维都讲过。王国维认为，中国现代新学术有成就的人，一定不是完全只读古书的人，一定是中西结合的人。熊十力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认为文化、学术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层面，并无古今之分，中西之分。所以，国学热千万不能走向一种新的国粹主义，完全自我封闭起来，认为我们这个东西是天下第一、世界第一。另外，传统当中有不少糟粕，用胡适的话说：我们有国粹，当然也有国渣。不仅仅是很明显的糟粕如厚黑学这类东西，就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当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值得分析的。

　　相关资料：

　　冯天瑜，1942年3月生，湖北红安人，历史文化学家。曾在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湖北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任教，1994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86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近十余年来，着重研究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发掘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代表作为《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经世实学》（合著）、《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

　　冯天瑜家中名家字画甚丰，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书法都是写给“永轩仁弟”。冯天瑜的父亲冯永轩（1897—1979）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学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一生热爱收藏古籍书画。

　　冯天瑜是父母最小的儿子，排行第五。1960年，冯天瑜在华中师大一附中读完高中，家庭处境很不妙。他父亲在1958年已被打成右派。冯天瑜报考大学时觉得没有任何希望，最后被录取到武汉师范学院生物系。

　　1961年，冯永轩摘了“右派”的帽子，心情稍微轻松了一点。从那一年到“文革”爆发，冯永轩亲自给冯天瑜讲授古典著作，主要讲了三本书：《论语》、《孟子》、《史记》。《史记》成了冯天瑜终身喜欢读的书，至今没事就常翻《史记》。冯天瑜做了很多笔记，并帮父亲整理一些论著，在学术研究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冯天瑜回忆：“父亲当时主要做两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西北史地，他以前跟王国维先生研究西北史。另外一方面，他多年以来从事楚史研究，楚就是以湖北为中心，包括整个南中国，楚在战国时已经是半壁中国了。他后来写了一部《楚史》，‘文革’抄家搞丢了。”

　　当时师范学院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分到中学教书，冯天瑜则分到武汉教师进修学院任教。1964年到1966年，他教生物。1976年到1979年，冯天瑜被调到武汉市委宣传部，1979年到了武汉师范学院。其间，冯天瑜发表了两方面的历史研究文章：一方面是思想文化史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湖北地方史，像张之洞、辛亥革命的研究。1984年，武汉师范学院改制为湖北大学，后来由冯天瑜组建了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1994年，冯天瑜被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

　　在武汉大学任教，冯天瑜有将近五年的时间在日本讲学。1998年至2001年，他在日本爱知大学的中国学部担任专任教授。后来武汉大学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让冯天瑜牵头，他便辞职回国。2004年至2005年，冯天瑜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任教，此后也多次到日本学术交流。

　　作为湖北人，冯天瑜对乡土的研究是湖北地方史志，着重张之洞和武昌首义的研究，出过两本张之洞传，也出过《辛亥武昌首义史》和《辛亥首义史》。冯天瑜认为张之洞的改革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更广义一点讲，张之洞的洋务新政为中国以后的现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以往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和贵族夺权，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文明，当然新文明的建设不是革命一下子就能够解决，但是以后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前进的。”

　　而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冯天瑜关注先秦文化尤其是先秦诸子，写过《中华元典精神》。冯天瑜对今日的“国学热”持谨慎的肯定：“要弘扬传统当中优秀的东西，但是防止新的自我封闭，新的老子天下第一，排斥外来文化。还要区分精华与糟粕，国粹与国渣，不能让沉渣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