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还原史实与诠释元典(2)
辛亥革命网 2013-08-29 00:00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怀宇 查看：
社会最好一步步改良
时代周报：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有立宪与革命的辩论，这是怎么回事？
冯天瑜：我认为以往夸大了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他们自己也夸大了分歧。实际上他们基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改变君主专制。不过，取代君主专制的方案，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两派从日本到国内都论战得非常激烈。其实，我们现在把它摆在整个人类的近代化进程来看，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是同一个进程当中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到现在也还不能说哪一个就一定比哪一个更先进。
当时辩论这么激烈，是因为清朝专制集权，不允许立宪民主发展。戊戌变法后，革命派兴起，认为君主立宪这条路走不通了，就要革命。孙中山原来主张君主立宪，但后来他们觉得清朝是扶不起的阿斗，不可救药，就主张走法国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戊戌变法失败后，并不意味着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就全部堵塞了，革命派兴起的同时，立宪派几乎跟革命派是同时兴起的，后来还很成气候。清王朝为了维持政权，也觉得不改革不行，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君主立宪这条路，所以也搞宪政，叫做预备立宪，而且立宪派得到了一部分开明士绅的支持，于是有了清末新政—除了搞工业化的东西以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君主立宪。现在有些人认为如果继续走这条路，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损失少一些，暴力革命造成的破坏少一些？这当中忽略了历史的必然性，即清王朝的腐朽已经到了难以挽救的程度。
时代周报：后来立宪派的力量变成了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
冯天瑜：武昌起义以后，各地立宪派无一例外地站到了推翻清王朝的这一面。在张之洞时代，汉族还有些重要的疆吏掌握一定实权，但最后皇族内阁把所有的大权都收到皇族亲贵手中去了—如果不能真正地改革，还要把权力集中到特权手里，就非常危险。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路运动，把铁路大权收归国有，严重地伤害了各地商民的利益，尤其是有钱人，这样就把立宪派的社会基础推到朝廷的对立面去了。所以，革命的爆发有它的历史条件。列宁有很多观点我们不赞同，但是他关于革命爆发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革命在什么时候爆发呢？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被统治下去。1911年后期的中国就是处在这个时候。
至于革命以后出现的很多问题，也有它的必然性：打破了一个秩序，很难很快进入建立新的秩序。其实当时革命派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有一个观点，就是革命时间要短，地域要窄，就是怕革命以后天下大乱。但革命打破旧秩序以后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说，从人类历史进步的过程来看，最好是一步一步地改良。
口述历史需要对比参照
时代周报：在武汉研究张之洞、研究辛亥革命，有没有地利优势？
冯天瑜：当然有。我做了一些地方文献的收集，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地利优势，档案利用得更多，口述史学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辛亥革命当事人的口述历史；另外就是跟辛亥革命最主要的一些人的后裔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时代周报：口述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冯天瑜：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历史都是从口述发展过来的。古代的历史原来是口口相传，然后形诸笔墨，才成为文献。当然，朝廷文告、法令原来就是形诸笔墨的，但有大量事件、故事都是从口述转化过来的。口述史料本身就是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口述史学非常重要，但它一定要得到经过多方面材料的辨证，要参照。不能说某人的口述就一定是可靠的，我在书中也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譬如说辛亥武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原来一些人依据熊秉坤的口述，他说是他打的第一枪，所以一直就说熊秉坤打的第一枪。但我们进一步追查，他本人的回忆前后不一样。1912年，熊秉坤写得清清楚楚，不是他打的第一枪，是程正瀛打的。1912年他写这个东西比较客观，比较公正。但是之后打响第一枪成为一个很高的荣誉，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所以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尤其是五十年代，他的口述越来越不真实。
历史有个“历史一”，还有个“历史二”。所谓“历史一”就是指实际的历史过程；“历史二”则是我们对历史过程的一种记述、追忆或描述。只能尽可能让“历史二”逼近“历史一”，但完全、百分之百达到“历史一”，非常困难。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历史一”不可能实现了，历史完全是任人梳妆打扮的小姑娘；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绝对可以实现，可以复制。我觉得可以达到，但要完全达到很困难，我们只能逼近。这个逼近要尽可能占有多方面的材料进行比照，同时还要有一种历史哲学的关照来考察它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