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还原史实与诠释元典(3)
辛亥革命网 2013-08-29 00:00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怀宇 查看：
时代周报：唐德刚先生是华人口述历史的第一把交椅，你是怎么看他做的口述历史？
冯天瑜：武汉有一位评书艺术家何祚欢，有人说：不识何祚欢，枉为武汉人。他这些年带了一些学生做口述史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相对低级的—低级不是贬义的意思—基础层次的口述史学。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口述史学从史料性而言更具有初源性、原本性。唐德刚先生比这个要超越一步，实际上是他自己研究了这一段历史或者研究了这个人，李宗仁也好，胡适也好，他有他的看法，也掌握了很多材料。然后，胡适讲了很多，李宗仁也讲了很多，他不是把李宗仁的原话记下来，而是以他的生花妙笔，将李宗仁口述的意思重写。这有一利也有一弊，好处就是他即兴的那一部分升华了一步，但反过来又不能完全说就是他们的口述，因为他加工了。
“封建”语乱天下
时代周报：你考证“封建”，为什么下了这么大的功夫？
冯天瑜：“封建”本来在中国历史当中是没有产生过歧义的一个观念。《左传》首先出现“封建”这个词，一直到近代，封建一直都是一个含义：封土建国，指天子把天下的土地以及附属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城邦，封赐给贵族，或者是同姓贵族，或者是异姓贵族，然后他们去建立一个邦国。这是封建的原意。
西学东渐以后，西方的一些论著，有一个概念跟我们的封建相当，就是Feudalism，主要是指西欧的封土、封国，国王把土地封赐给某一级的贵族。它有多级分封，比如分给公爵，公爵又把它往下分给伯爵，伯爵最后一直分到骑士。严复、日本的福泽谕吉，他们在翻译Feudalism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中国的古典词“封建”，是准确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以后，尤其在苏俄，主要是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要为世界革命创造一个历史发展的理论框架，就形成了一个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推进的公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社会。
欧美的学者认为，中国有封建社会，就是三代，主要是商周，周朝是大封建。中国秦汉以后到明清这两千多年，是一个宗法的皇权社会，不是封建社会。问题在于，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的历史观框到中国来了以后，中国的主流思想、史学家包括郭沫若先生这些人，完全接受这个东西，而且改变了早年的一些说法，要把中国的历史硬套到这个里面来，把中国主流明明是非封建的时代说成是封建—当然封建的因素还是有，分封还会有，但是主流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社会。这一点，中国古人说得很清楚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讲这个道理的。钱穆先生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说这是典型的削足适履。侯外庐先生也很不赞成这个说法，说这叫“语乱天下”：语词把整个历史都搞乱了。
时代周报：你认为厘清这些概念，对当下的史学研究有什么意义？
冯天瑜：非常重要，因为概念或者概念升华了的东西，叫做范畴。范畴是思维网络的纽结，打鱼的渔网没有纽结是散的。范畴和概念是整个人思维的纽结，如果范畴和概念紊乱了，整个的思维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和表述体系也都是混乱的。厘清概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小孩背《三字经》不是国学重点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很重视对中国元典的研究？
冯天瑜：如果要追溯中国思想史，中国人理念里一些最初源或最基本的东西，一定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那一批经典，我把这些经典叫做“元典”。元典是我创造的一个概念，现在已经被广泛地使用了。
这借用了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轴心时代”：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进入了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所产生出来的概念、范畴、思想体系，成为了这些文明民族以后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轴心。人类文明民族大概在一个相近的时段进入了轴心时代，即公元前5、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当中，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印度的佛陀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西欧群哲时代。各个文明民族在这样的轴心时代，纷纷创制出了文化经典。欧洲哲学史有一句名言：一部欧洲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我们中国的哲学史，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先秦诸子的注脚。所以，元典的研究以及元典精神的研究至关重要，我认为这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基点问题。后来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元典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