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辛亥革命开启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进行到底

把辛亥革命开启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进行到底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

　　朱佳木，男，1946 年生，籍贯:江苏南通，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毕业，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兼任全国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库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俄罗斯科学院荣誉博士和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陈云生平与思想。代表著作有：《陈云年谱（1905-1995）》、《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论陈云》、《地方志工作文稿》等。

　　▲（采访者简称▲，下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 100 周年。您在纪念建党 90 周年的文章和访谈中说过，这两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变刚好相隔 10 年，看似巧合，其实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很想请您就这个话题再深入谈谈。首先，在关于辛亥革命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计划外的革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非决定论的观点。它把革命的导火索与革命本身混为一谈，夸大了偶然性的作用，抹煞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客观上起到了为“告别革命”论提供论据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事件“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4 页。】，武昌起义作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发生在 1911 年 10 月 10 日，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引起革命高潮的武装起义迟早要发生，这一点却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场革命的根源在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在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可调和。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自强”举措统统失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更加风起云涌。从 1902 年到 1911 年间，各地民变多达 1300 余起。其中既有反洋教斗争，抗捐、抗税、抗租斗争，罢工、罢市斗争，少数民族和会党的起事；也有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等。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已经丧失了自救能力，其推行的“新政”不仅未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这些情况表明，随着晚清政局的演变，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清政府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个形势，就连在华的外国人也觉察到了。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 1911 年 5 月的一封信中就写道：“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有一支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革命力量站出来领导，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早在 1894 年，孙中山就在檀香山创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政党雏形的兴中会，并在其章程中指明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发出了“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于将倾”和“振兴中华”的呼声。1905年，他又在日本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随后，同盟会在国内广泛联络会党和新军，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对各地具有进步思想的革命团体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发动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虽然与同盟会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但它们接受的是同盟会的政纲，受到的是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启发和鼓舞，而且其中一些骨干本身就兼具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先生也参与了起义的策划。因此，从实质上看，武昌起义就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是 20 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否则，无法解释武昌起义的发起者在起事后就立即邀请同盟会领导人前往武汉主持大计，也无法解释起义成功后的新政权要采用同盟会提出的“中华民国”国号。

　　另外还要看到，武昌起义虽然因为偶发事件而比原计划提前了，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在武汉新军中早已有相当大的数量，清政府是抓不完的；他们即使 10 月 10 日不起义，此后也会起义。武昌起义的成功虽然与清政府将湖北部分新军调往四川镇压骚乱有一定关系，但即使这部分新军不被调走，武昌起义因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其他地方也仍然会有起义；而且一旦某地起义成功，也同样会立即引起革命之火的燎原之势。否则，为什么在起义后不到一个月内，全国 18 个行省中就有 13 个及上海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为什么在起义后仅四个月，统治中国近 300 年的清王朝就连同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一起覆灭了？可见，只看到武昌起义一些细节中的偶然因素就断定辛亥革命是“计划外”的，看不到武昌起义与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内在联系，看不到武昌起义的成功和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都是有背历史事实的，是站不住脚的。

　　▲：在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中还有一种观点，否认辛亥革命有失败的一面。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已讲得很清楚。他说：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64 页。】。他还说：“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毛泽东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03 页。】这些论述告诉我们，看辛亥革命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要看它相对什么而言，是从哪个意义上说，不能简单地绝对地讲胜利了或失败了。

　　我们说辛亥革命胜利了，是基于以下一些事实：第一，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再也不能稳定下来，从而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它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从而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局面；第三，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和爱国主义的空前高涨，动摇了支撑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极大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从而为此后接踵而至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乃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铺平了道路；第四，它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陈规陋习和因循守旧的风气，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启了新的航程；第五，它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侵略势力。

　　我们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则是因为它没有能实现这场革命的基本目标，即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解放；相反，使革命果实落入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手里。就连孙中山本人也说：“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辛亥革命的失败，从客观上说，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的相互勾结，使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从主观上来说，则在于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难以胜任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任。中国要独立，民族要复兴，人民要解放，只有另辟出路，另找领导力量。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出路就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领导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