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制度先行的革命只能徒有其名(2)
辛亥革命网 2011-09-29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昶伟 查看：
中国历代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全国的G D P总值里面占的比例是很低的，这恰恰说明中国不是一个专制社会。它对地方上的控制是弱的，它也没有办法真的来振兴生产，它拿到钱只是用于很基本的国家运作，比如打仗、朝廷的开销等。虽然说这个国家很大，有一个皇帝在京城，但是它管理社会有时候比较弱，所以我们会看到各地土匪横行，地方强豪可以随便占领一个地方，它实际上是一种地方自治。
南都：到了晚清，地方势力强大有些什么具体表现？
陆建德：晚清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地方的财政就比较强。进入二十世纪，清政府当时就考虑要变法———八国联军来了，清廷逃到西部去，后来决定还是要变法。但是我觉得变法最大的一个过失是走的步子太快，有时候它的快还不完全是它主观的用意，而是下面的地方势力不断地想自己做自己的。比如说要开国会，很大一个目的是要限制中央的权力，因为等于它多了一个权力机构，可以用国会来制约中央。另外，地方有谘议局，但是封疆大吏也是财力雄厚的人，一些商家和新起的政界、谘议局的人几乎是同一批人，而中国绝大部分人又是不识字的，所以这些人起来的时候他非常容易操纵民意。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批新起来的人是代表贫苦老百姓的，不是的，贫苦老百姓的利益保护者是谁？实际上是中央。很多地方强豪对农民比较苛刻，这个时候农民希望谁来限制地方势力？他就指望中央的皇帝来制约地方上的强豪。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地方上的势力必然是好的。
南都：新政就没有一些实际好处吗？
陆建德：新政有一点什么好的呢？比如说要开国会，开国会的目的是什么？它要讨论预算。原来各省的预算中央都不大知道，要讨论预算以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度支部，然后各个省要上报，收入是多少、支出是多少，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再来制作一个全国性的预算。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观念也在增强。有了全国性的预算，地方自己的账就不能完全是一笔糊涂账，你必须能够亮出来。但是这里面困难就特别多，各省都会把收入少报一些，开支多报一些，最后到了中央，里面是有很多虚数的，然后中央就要根据他们报的东西来制定全国的预算。所以在宣统以后，比如说1908、1909年，有几年在这方面进步是蛮快的。但实际上地方的财政势力，中央还是不能插手的，保路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地方不交权引发保路运动
1911年宣布铁路国有之后局面就失控了，因为地方势力不愿意交出筑路权，并不是说他有能力造路，而是他要保有收钱的权利。所以后来导致了大乱，最终造铁路筹的这些钱到底到哪里去了都不了了之。
南都：保路运动是中央插手地方财政引起的吗？
陆建德：晚清最后几年，国家观念大大增强，像创办国家银行，把电报权收归国有，江河航道、邮政等都由国家来管———原来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外国公司、私人在做，而到晚清最后这些年都是由国家来管理的，这是非常进步的一个招数，它开始意识到了国家权力的重要。铁路也是一样。原来地方都是自己来造铁路，光绪也是批准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中央没钱，特别弱，只能让地方去筹钱去造铁路。但是地方的钱从哪里来？用什么方式来筹钱？四川在交粮租的时候从里面克扣了一部分，扣下来的部分他就要租股，就是你交了租金，但是把租金当作股票，这个钱都是用于造路。但是做了几年以后非常不成功，钱收了很多，但是由于各自为政，路不大造得起来，账务管理还非常混乱，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监督，也没办法查账。所以1911年，清政府决定铁路还是应该由国家来办，才能进行全国统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