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满汉关系恶化引爆辛亥革命(3)
辛亥革命网 2011-06-10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颜亮 查看：
南都：关于皇族内阁的出现给革命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对象这个观念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
周锡瑞：我是从比较革命的角度出发得出这个结论的。任何革命，都有一个明确的革命对象。像美国的独立战争，当时革命对象就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而法国大革命则有路易十六。在慈禧太后时期，汉族人在清廷政权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各种地方势力都被包括在里面，这使得清朝政府没有被完全孤立出来，革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载沣上台之后，他先把袁世凯、端方、岑春煊处理了，张之洞也去世了，朝廷中比较得力的人都被清洗了，整个政权都把持在满人手中，到最后又出来个皇族内阁，阻拦立宪。这在大多数人看来就非常清楚了，所有的人都想改革，就是你在那里堵着。所以说他就给革命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对象。皇族内阁1911年5月成立之后，由于当时谘议局已经结束，大量的立宪派都已结束请愿回家，所以并没有看到报纸上有谘议局讨论皇族内阁的记载。但是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因为皇族内阁的出现，致使立宪派对清廷绝望、齐心革命。
南都：那么对于载沣和皇族内阁，或者说对满人的不满在辛亥革命中又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周锡瑞：从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来看，武昌首义的性质基本上也是排满的。革命后的报纸都直呼清朝政府为“满贼”。更为明显的是，当时最早颁布的革命党旗帜，即十八星旗，实际上就是要把以汉族为主的十八个省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完全属于汉人的新国家。而当时的湖北省谘议局局长汤化龙，在武昌首义之后便附和革命。他在发给其他各省谘议局的通电中就明确提到了他对清朝政府新政的绝望，军政大权都被满人控制了，所以才必须要革命，脱离清朝政府的统治。这个时候就不用政治革命、立宪这些口号了，而是直接说问题就在满人，目的就是要排满。
南都：这么强烈的种族革命口号在武昌首义之后有没有被淡化掉？毕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周锡瑞：这有个过程。在革命党早期，像章太炎他们是提出了激烈的种族主义口号的，非常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分。不过，我觉得，武昌首义爆发之后，这种种族革命的思想先是淡化，然后马上变成了五族共和。你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的讲话中就能感觉到。我觉得立宪派在这里面起了很大作用。不少立宪派先看到了这一点，你如果完全搞汉族革命，那边疆地区怎么办？武昌首义后革命党树起的十八星旗，好像根本没意识到蒙古新疆西藏这些地区。像张謇对种族革命就特别担忧，他非常清楚，种族革命的说法对中国的民族矛盾，尤其是边疆问题，特别危险。
改良必须打破权力平衡
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地方士绅管理方式是没有法律上的认可的，往往是一种惯性做法。但是新政之后，这种管理方式就得到法律的认可了，同时也有了像谘议局、省议会、参议会这样各种各样比较正式的机构来保证。
南都：从你之前的讲述来看，立宪运动是逐步前进的，但是皇族内阁上台之后，清朝政府仍然想延续中央集权的传统。可以看出，当时与政府进行权力博弈的主要是立宪派。你好像特别重视这一部分力量。在你的博士论文《改良与革命》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在谈论这个阶层，你给他们取名为“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为什么这样来定义呢？
周锡瑞：我四十年前写博士论文时，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它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我当时的想法是要把社会史、政治史结合起来，来探讨某种政治运动的社会起因、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从这一个角度出发，我觉得，说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服力不大。像谭延闿、汤化龙这些立宪派领袖，虽然都参与企业实业，但他们也搞教育、搞政治、搞文化。他们之间也有很多共鸣，大多都有过功名，是从传统的士绅阶层出来的。对于他们的经济成分、社会成分、阶级成分也很难判断，他们既不是封建地主，也不能说是资产阶级。虽然如此但他们仍有一些共性，比如说他们都想改良中国，而且都住在城市。我特别重视他们的这些共性，这些人都住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里面，远离农村，有报纸、新学校、外国人、西洋文化等等，这些大城市往往形成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圈。之所以为他们定义为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我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强调他们是城市的；二是强调他们是精英，属于传统的士绅精英；三是强调他们是进步分子，在政治上属于改良派。属于城市改良精英这样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