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倡行改造与重塑国民性

　　中华民族是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积淀形成了许多优秀品质，但它也存在着一些落后守旧的封建观念和社会陋习——此是中国进行民主革命与迈向近代化之重要障碍，也是国民惰性言行及改革志士和革命党人错误思想的来源之一。有鉴于此，梁启超和严复等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提出过改造国民性问题。孙中山更起而继之，素以此事为己任。他依据国民的特殊心理，认定改造与重塑国民性，是民国进行心性建设而迈向政治文明的基础性工作。孙中山曾语重心长地说：“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基础的革新。”其工作重点就是要以先破后立手段，促使全体国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皆来一番变革更新，以铸造新的国民精神与国民形象。他在所著的《建国方略》等书及平常之多次演说中，都强调我们应努力去做好及完成这项政治改造工程，并认定重塑国民性，尤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下功夫。

　　破“知易行难”说而立“知难行易”观

　　孙中山要求广大国民特别是革命党人应破除传统的“知易行难”说，转而确立其倡行的“知难行易”观——他将此心理革命列为改塑国民性的首要内容。“知易行难”说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命题，即所谓“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它认为知道一件事并不难，实行起来可就难了。孙中山批驳了这一错误的思维定式。他首先指出此谬说流毒久长且危害巨大。孙中山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传之数千年”“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习之遍全国四万万人心理中”，“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放弃一切”——“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之误也”。而现今之一些革命党人，也“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结果是导致革命失败、建设停顿。孙中山接着又一针见血地批驳说，这“古人之所传、今人之所信”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实似是而非”的伪命题。孙中山为论证这点以“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先后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等十件事，来说明人类之思维方式经历了“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个阶段，并最后训诫党人说：“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倘大家皆能破此“知易行难之心理大敌”，而“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谓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

　　破封建奴性而立志当国家的主人

　　孙中山劝导与号召广大国民，要切实去掉由专制长期压迫所造成的奴性，转而确立民国主人翁之主体思想——其一直强调这是改造国民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他指出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久初生以来素为君主之奴隶”，遂令国民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以致在进入民国后，心理上仍“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面对这种国情，孙中山一方面多次告诫国人说：“从前帝国时代四万万人都是奴隶……我们革命党用革命主义把专制皇帝推翻后”“大家都是主人翁”，因为这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而“大总统”及“文武百官”，“实在是全国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他为帮助广大国民当好国家主人翁，又在按照《革命方略》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进行施政之过程中，特别设置了一个“训政”时期。其在论及此时说：“须知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来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抬他作起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该……如伊尹训太甲样，教他练习练习”如何“作主人”——“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孙中山还诫勉国民：“吾等现由奴隶地位，一跃而居主人地位，实为莫大之幸福。”大家“既处于主人翁的地位，则当把从前之奴隶性质尽数抛却”“就应该以主人自居”“尽其应负之责任”，而“万不能再视国家事为分外事，能如是则中国前途自有莫大之希望！”

　　破守旧尊大心态而转为学习近代先进文明

　　孙中山教育党人志士并力促广大国民，应改变由封建统治者遗下的封闭尊大心态，转而树立对外开放与学习近代先进文明之理念——其认为这也是改塑国民性的重要内容。他在批判国民的封闭守旧意识和排外拒变心态时指出：“吾国向来闭塞门户，不与外人往来；暨后中外通商，愚民又常行排外主义……惟守旧不变。”庚子之役“始终不相信外国新式武器的厉害”“总是用大刀、肉体和（八国）联军相搏……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结果是吃了大亏。其又谓更有甚者是进入民国后，很多国民仍有守旧抱残之劣根性，而“以为现在共和政体，不及从前专制政体之善”。孙中山为了让民众摈弃上述孤自尊大的守旧思想，及目无他国之排外心态，一再劝诫广大国人：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及应“知国际互助之益”，如此“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可进而“行开放门户政策”，跟上“现在各国相互通商”的世界合作潮流。同时，他还提出革命党人尤须“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以）最优秀的人格来待我四万万同胞”，从而促进广大国民之心理来一番“易旧为新”，并使全国“由过代之文明变为近世文明”。在孙中山看来，大家若能如此做去，则国家一定会走向独立、民主与富强。

　　破崇洋媚外自卑观而立自信自强之志气

　　孙中山又要求中国人应摈弃新生的病态心理——崇洋媚外与悲观自卑，转而确立民族自信意识和自强进取之志，并把这也列为改塑国民性的内容之一。他认为庚子之役，是国民用“最后的自信思想和最后的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自此役惨败后，“中国人……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于是国民中就“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而使“自信力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孙中山明确指出其危害性：“惟此人心中之悲观最为危险，若人心中之悲观不去，则即无外患等之危险，而民国亦必不免于灭亡。”有鉴于此，他大声疾呼：宜速“将悲观之心理扫除……造成一进取之乐观，唤起国民勇猛真诚之志气”，这才“于民国前途实有莫大之利！”孙中山还强调说：国人应树立民族自信自强的理念，尤其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因为我国古代“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进的国家”“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欧美近些年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完全是物质文明”，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知于中国”。因此，我们“不可以轻视自己”“妄自菲薄”，让现代“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格！”

　　孙中山的以上论述，是其在重塑国民性方面对症下药开出的主方。此外，他还将破除封建社会之诸陋习，如缠足、蓄奴、养婢、嫖娼、聚赌、抽鸦片、讲迷信等，也拓展为改塑国民性的内容，并对其中危害社会之大者，下令革除及严禁之，以促令和帮助民国社会建树举止文明的一代新风尚。

　　总之，在孙中山看来，改塑国民性这项基础性政治建设，实肩负着双重任务——它既要革除国民不适应时代要求和国家发展之错误守旧心理与社会陋习等，又应在此基础上进而重塑近代文明国民的内在精神（心理）及外表形象（举止），而使全体人民在思想践行和道德品性方面都发生一番变革更新，以造就高素质的国家主人翁。他对此事既有理论性倡导，又在施政中作出示范——其这一系列的努力与举措，皆旨在正人心并导其行，以促使国民最终成为加速民主革命与国家近代化建设进程的新主人，并进而令新生的整个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而走向伟大的复兴。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