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政党内阁论的困境(4)

　　民初思想界对于政党之价值、政党与朋党的区别；对于政党竞争应当竞争于轨道之内，为公开的选举活动，不能用阴险之手段，不能用武力手段；对于要容许异党、尊重敌党等问题，多有论述，其认识还是比较到位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曾出现各种形式的选举舞弊现象，言论界对此也曾有过批评，也曾发生过选举诉讼。这些都表明，思想界、言论界对于选举应当公开、合法地进行，在价值取向上也有比较一致的肯定。但是尊重敌党、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服从多数民意之选择、政党竞争要光明正大这些政治信条与政治行为习惯绝非短时间内可以涵养的。在民初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党派之间彼此攻击、互不相容的情形还相当严重。比如，在唐绍仪内阁即将倒台时，共和党北京本部就曾电上海支部，声言“同盟会员实不宜再为总理”。唐绍仪内阁倒台后，共和党又公然称同盟会不得组织内阁，同盟会员郑师道则在参议院说，除同盟会外，不承认他党。时人有感于共和党与国民党两个主要政党“皆欲取消其异党之人格而后快”，政治竞争“用心全不欲局中著手，只欲局外扰乱破坏，以冀一己之不败”，曾痛彻指陈：“一国之大患，莫大于其全国之有力分子不能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以相与进行，而各含有不平之意思，以相图片龁，此意思互相隐忍，互相弥缝，则幸得一日之小康，而国家正当之职务亦绝对不能进行；极至一朝不能隐忍，不能弥缝，则大患至矣。”政党之间彼此抹黑、无中生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攻击之词屡见不鲜。同盟会—国民党攻击原立宪派拥护袁世凯是为了谋求帝政复活，立宪派则攻击同盟会—国民党欲破坏秩序、垄断政权、谋求二次革命。这些攻击都将对方置于破坏民主共和政体的境地。既然立宪派欲恢复帝政，国民党欲谋求二次革命，则无论立宪派，还是国民党，都变成了革命党，都可以用武力解决。这已经逸出正常政党活动的常轨。此确为“文字之劫运，言论之魔障也”。

　　三

　　政党发育不成熟是制约政党内阁建立的重要原因。民初反对政党内阁的人士反复强调，政党内阁需要发达成熟的政党，中国现在政党尚不成熟，没有实行政党政治的条件。而政党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成熟的，在短期内中国不可能实行政党内阁，否则就是拔苗助长。吴贯因称：“政党政治多由历史上逐渐发达而来，非如饼师造饼，顷刻可就。”中国既没有成熟的政党，“彼谈政党政治者，其亦可废然思返矣”。刘少少称，政党内阁在欧美各国“并非法律上之名词（不同于立宪政体之名词），亦非政治上之策略（不同于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等名词），乃纯为事实上自然作用而成者也”；“欧美各国政党内阁之形成，非一朝一夕侥幸所能得”，“皆由事势积渐自然之成行，而不可强也。……政党内阁在一国政治中之进行，譬之人身生理之发育，皆有必由之径路，机到自熟，无可强为。今其党而曰，吾主张政党内阁，是无异某人方髫龄而曰，吾主张二十岁也”。他们强调，政党的发展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并非人力可以强为。

　　假若政党果真是历史自然发展之物，则中国要建立政党内阁，就必须坐等政党之自然发育成熟，再组建政党内阁，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鼓吹政党内阁的人们不愿意等待。他们希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办法，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加速政党之发育。对于这一问题，民初鼓吹政党内阁的人士主要试图采取政党合并的方式，将林立的政党合并成数个或者两个主要的政党。其办法则是通过政党领袖之间的联络，在政纲上求同，在人事安排上照顾各方利益，然后召开合并大会，对外宣布合并来完成。民初最主要的政党如共和党、国民党、进步党等，就是通过此种办法完成整合的。但是，政党组织上的合并容易完成，而政党与社会公众联系的建立、政党实力的养成、党德的培育，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还有一种方案是章士钊提出的“毁党造党”论。章士钊是在陆征祥内阁风潮正激烈之时提出这一见解的，那时他已经从政党内阁论退回到混合内阁论，不过他仍然希望从速构建真正的政党，以便早日建立政党内阁，为此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概括起来，章士钊认为，政党之发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本诸历史”而生的政党，即是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人士逐渐结合成政治派别，然后为扩大组织，乃寻求可以号召于众的政纲，故往往先有党，然后再定党纲。另一种是“本诸逻辑”而生的政党，即有国家思想、有政见的人士为谋求掌握国家权力，实行自己所持之政见，相与结合为团体。此种政党是政治人物先有政见并先搁置其政治家之身份，而以学者的身份、哲学家之态度沉思渺虑，从容商讨国家大计，然后出其政治家之手腕组织政党、号召徒众，谋实行其政见。他认为，中国的政党所以不善，因系先植党，而后缘附政纲所致。在缺乏政党传统的国度，人们对于政党不了解，提出政纲之时，非有时间从容研究社会公众的需求，又不能区分“政治主眼”即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与政纲，遂使党纲大多雷同。政纲既雷同，就自然出现党员跨党现象严重，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甚至身跨数党，出现所谓“等入党如酬应，视合党为调羹”的现象，政党之间的竞争也很容易逸出轨道。

　　他强调，对于中国来说，尽快组建政党内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能坐等政党自然成熟，不能固守政党为历史发展产物的思维，而应走“本诸逻辑”制造政党之路。其方法是先将现有的政党全部解散，一若民国未曾出现过政党此物，然后召开所谓“政见商榷会”，“各政党之贤豪长者，将去其政家之面目，而以哲家之资格出席兹会。举吾国所有政治财政社会教育种种问题，至短以五十年之目光，至少以一年半岁之时间，相与尽情讨论之。讨论之结果，各问题总体核算，必致正负两面各各有人。于时，正面者就正面之主张制为党纲立为一党，负面者亦就负面之主张制为党纲立为一党”。这样就会形成两个壁垒绝坚之政纲，欲投身政治生涯的人，也就可以易于分别，知所走集，就能形成两大政党。两党之外的其他小党就会因无力与此两大党相抗衡，逐渐消亡。简单地说，他的主张就是，先解散各政党，再开一个时间长达一年半载的学术研讨会，各党领袖就国内重要的政治、财政、社会和教育等问题充分研讨，然后将主要意见分成两大类，形成两大政纲。领袖们则根据其可否选择其一，相与出而组党，就可以形成两大“纯粹建筑于政纲之上”的政党。显然，这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方案，政治活动不是学术研究，不是严谨的学者之间的学术讨论。严谨的学术研究、学术讨论主要是理性在起作用，而政治活动则牵涉太多的现实利益与历史恩怨，不是政治领袖的个人理性可以决定的。章士钊寄希望于各政党之贤豪长者发大愿，将现有的政党全部解散，这根本不可能。现有的政党是政治领袖们好不容易结集而成的，是他们谋求实现其政治见解、达成其政治抱负的利器，他们岂愿自行解散。即便政党领袖们愿意解散政党，但政党并非领袖的个人之物，并非领袖个人说解散就可以解散的。即便政党解散了，政治领袖们也愿意参加所谓的“政见商榷会”，他们在商榷中达成了某些共识，可是要他们摆脱过去政治活动所结下的种种恩怨，完全根据政见与别的领袖一起出而组织政党，也十分困难。当时即有人高度怀疑各党领袖是否肯牺牲党见，将现有的政党全部解散。又有人很中肯地指出，“党争之弊在心理而不在形式，如重私交重个人，不重党纲，乃国民普通心理。此等心理非研究讨论之结果能变之”，试图通过学术研讨式的政见商榷，短时间内改变国人传统的以地缘、业缘、僚属、朋友和师生等关系进行结集的习惯，完全依据自己的政治见解结集成党，几乎不具备可行性。对于“毁党造党”论，时人“颇高其理想而病其不切事情”，章士钊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吴稚晖很直接地说，“余小子又落于十丈云雾，诉诸良心上之逻辑，似不可通”。这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看法。

　　结语

　　从民初的政治实情看，资本主义尚欠发达，社会组织程度还比较低，国民缺乏自治习惯、政治思想与政治热情。革命之后，政治势力分化严重而政党发育极不成熟，本不具备实行政党内阁制的条件。总统制对政党成熟度的要求比政党内阁制要低，也比较能满足政治转型过程中政治强人的政治雄心，比较适合由专制政治初入共和的国度。但是，在共和政治基本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形下，熟谙权术、富于权欲、不懂得政党运作、不信奉共和政治的基本原则而迷信威权政治的袁世凯掌握军政实权，实行总统制有总统集权的风险，容易出现墨西哥革命后那种军政强人长期专权的局面。也正是忧虑出现此种局面，追求民主政治的力量希望一方面借政党内阁制制约袁世凯，防止其破坏共和；一方面借政党内阁制使本派势力获得直接组织政府的机会，乃鼓吹政党内阁制。但现实条件的制约使民初的内阁不可能成为政党内阁，而只可能成为官僚内阁、总统内阁。一定政制总需要从现实条件出发，才有现实可行性。脱离现实条件而单凭借理想设计的政制，在现实的政治格局中必定会变形，甚至完全落空。就民初的社会条件与政治格局而言，无论总统制还是政党内阁制，都难保障共和的落实。这似乎有点宿命论的味道，但事实却正是如此。

　　作者简介：邹小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