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亡国、国贼：辛亥革命前后安重根题材戏剧的叙事转移(2)

　　安重根事件发生时，国内对伊藤博文的关注远超过安本人。虽有报道描写安重根的个人英雄气概，但大多称其为“凶手”“刺客”“韩凶”“凶犯”，称伊藤博文为“伊藤王”“伊藤公”“伊藤公爵”等，褒贬之情显见。时评文字中，既存在赞赏安重根义举的声音，对其刺杀行为持否定态度的也占相当比例。有学者认为，“事发当时大部分中国知识人的心态是复杂、矛盾的，对事件、伊藤博文以及日本的定位模棱两可。一方面日本入侵琉球、台湾，参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是不可原谅的敌国；另一方面日本又通过改革成功崛起，这对于同在东亚、同属黄种人的中国来说，是最佳的效仿对象。这个东洋邻国的角色在敌国与老师之间摇摆，使得很多的报道在同一篇文章中既称赞又消极否定安重根的刺杀行为，既叹惋伊藤博文的离世，又呼吁警惕日本的侵略扩张”。与同时期的新闻报道和时评文字相比，戏剧作品中塑造的形象和抒发的感情都更为鲜明。《亡国恨传奇》中，伊藤博文自视明治维新的功臣，“惨淡竞争世界”的“瑰奇出世英雄”，但在安重根和其他韩人眼里是“盖世奸雄”“凶淫残暴，无所不为”的“老奸”；安重根则被称为“豪杰”“盖世英雄”“二十世纪的朝鲜国第一流人物”。《民吁日报》1909年11月6日和9日的“大陆春秋”栏曾作下述评论：“总之，心虽不同，各行其是。伊藤文忠公千古，刺客安应七亦千古。伊藤文忠公舍命为日，刺客安应七舍命为韩。自旁观论之，皆以身殉祖国者”，“吾甚愿吾国将来有无数之伊藤公被人击刺，吾不忍见吾国将来出无数之安应七挟刃寻仇”。但11月8日刊载的《藤花血》却写道：“我听见人讲，这几年来压制我民气、杀戮我同胞、灭亡我祖国这些阴谋诡计，全是这日本派来的统监伊藤博文的主意”，“这老贼自从做统监以来，奸淫残酷无所不至”。剧作中所蕴含的褒贬爱憎更为明确、单一，这应该主要在于戏剧的情节铺陈需要，同时也未尝不是作者的认知与个性使然。

　　二、亡国之鉴：“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戏剧叙事

　　辛亥革命后，记述安重根爱国壮举的诗歌、传记等文字虽络绎未绝，戏剧创作和演出方面却乏善可陈。在新剧演出的中心地上海，继进化团之后出现的各团体，舞台特色都从“政治中心”发生了明显偏移。例如，1913年9月以郑正秋为中心组成的新民社，演出重点是由善恶分明的剧中人物演绎情节曲折刺激的家庭戏或言情剧，宣扬当时社会通行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因此被称为通俗戏剧或商业戏剧。同年11月以经营三为中心组成的民鸣社，演出风格与新民社类似，其素材主要来自对各种小说的改编。1914年冬，新民、民鸣两大剧社合并，成立新的民鸣社，被称为“好演员集中、卖钱的戏最多的一个剧团”。1912年以陆镜若为中心组成的新剧同志会，其成员多数都是曾经活跃于东京时代春柳社的成员，又称为后期春柳社。所演剧目受日本新派剧的影响比较浓厚，以长剧、悲剧为多，故事完整、情节曲折、陈义高尚，因此被称为新剧中的“艺术派”。

　　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二十一条”的内容全部披露后，举国震动，纷纷感觉中国将要蹈朝鲜的覆辙而亡国。在中日交涉期间及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民众的爱国热情，通过组织集会、抵制日货、救国储金、纪念国耻等方式表现出来，形成了历时数月的反日运动。这一时期有不少反映朝鲜亡国、歌颂朝鲜义士抗日壮举的作品面世。例如，关注朝鲜亡国的灾难处境和历史教训的《朝鲜亡国演义》《朝鲜痛史》《日本灭高丽惨史》《亡国影》等，歌颂朝鲜义士英雄壮举的《爱国鸳鸯记》《韩儿舍身记》等。一本由朝鲜史学家朴殷植写作、名为《韩国痛史》的小册子，也在社会上非常流行。

　　在国内形势的触动下，新剧界中原本风格各异的团体，开始出现微妙转向。这一时期首先把安重根刺伊藤故事搬上舞台的是民鸣社。1915年3月，民鸣社先后三次在《申报》刊登演出广告，准备于3月16、21、27日晚演出《东亚风云》。根据广告可知，《东亚风云》是《安重根刺伊藤》的别名，编剧者是顾无为。演出广告中的说明，也出自顾无为之手，反映了该剧的创作意图。3月15日的广告写道：“可怜可怜，东亚风云日紧一日，吾堂堂中华民国，几至不国。本社因是特排《东亚风云》一剧，以警当世。” 3月21日的广告写道：“兹者东亚风云日紧一日，本社悲朝鲜之亡，恐覆辙之重寻，特编斯剧以警国人。”

　　稍晚于民鸣社，春柳社也排演了类似剧目，名为《朝鲜闵妃》。从3月29日开始，《申报》上连续三天刊登了该剧的演出广告：“亡国惨史爱国同胞快来看看”，“是剧自壬午年韩国兵变逼走闵妃始，至安重根暗杀止。其中情节，关涉中俄韩日四国历史，而今大总统袁项城当日争国权、张国威诸事，略见外交手段之一班〔斑〕。全剧事实，均经访问韩国遗老，确凿可凭，至描绘亡国惨象，令人神惊涕陨……”大概是为了吸引看客注意，广告中还添上了闵妃的画像，在旁边附了“东亚第一美人”的按语。

　　基本与春柳社同时，位于法租界的民兴社也编写了直接取材于朝鲜时政的剧目。3月29—30日，《申报》刊登了该社准备上演《朝鲜亡国记》的广告：“朝鲜末代，人民习于安逸，朝士竞尚淫侈，内政不修，外侮迭至，以后灭国亡家，追悔莫及，所谓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也。本社摭拾坊本所载事实，编为新剧，沉痛处直可拔剑斫地，抑郁处惟有搔首问天，以期唤醒同胞，幸着祖生鞭，勿为亡羊牢耳。”

　　民鸣社的演出效果，应该大体符合预期。3月21日的演出广告说：“东亚风云一剧，大声疾呼，激昂慷慨，前次开演，大受各界欢迎。看至得意处，个个手舞足蹈。看至悲惨处，人人呜呜咽咽。看至忿激处，莫不目眦尽裂。自始至终，无一幕不惊人，无一幕不动心。”3月27日的演出广告也说：“安重根刺伊藤，烈烈轰轰，昭垂千载，本社节取其事，编为新剧，开演二次，座皆为满，道路交称，报章交赞。”此类描述，或难免自夸之嫌，但在时人印象中也可得到印证。1915年3月创刊的《戏剧丛报》发表了主编夏秋风的一篇评论，其中对《东亚风云》一剧大加赞扬，认为此剧“实激励人心之良药”，“如是剧者，可谓新剧矣，方可以言新剧之作用以及与人心之关系矣”。

　　春柳社在准备上演时，没有赶上民鸣社那样的好运气。虽然演出广告上说“定于十七夜开演前本，十八夜续演后本”，可是到了4月1日（旧历二月十七日），演出广告又说：“今晚本演朝鲜闵妃，因布置尚未完备，故特改演，一俟手续完备，即行开演。”推迟上演，当然不仅是布置未周的缘故。据编剧张冥飞回忆，《闵妃》一剧“将开演矣，而猝遭禁止，乃易名为《新镜花缘》，使一现于舞台上”。为何被禁演，他未加说明。通过《申报》登出的广告可知，《新镜花缘》在4月4—5日进行了演出，但广告上的宣传文只说明小说《镜花缘》的内容，并无一字涉及朝鲜。关于这次演出的反响，未留下任何材料记载。张冥飞只说自己从此“遂不复编新剧剧本”。民兴社关于《朝鲜亡国记》的演出广告只有两次，由此无法判断其最终是否真正上演过。

　　作为对文明戏的一般认识，民鸣社被认为是商业化色彩很浓厚的剧团，春柳社一直被认为是“艺术派”的剧团，但在1915年都编演了有关朝鲜亡国历史的政治性比较强的剧目。有学者以为，“民鸣社《安重根刺伊藤》和春柳社《高丽闵妃》剧目本身和这两个剧团的演出风格迥异，……通过对这两个剧目的研究，可以发现民鸣社、春柳社演出活动的丰富性，从而避免对民鸣社、春柳社抱有简单化的认识”。从戏剧研究的立场，此论可谓至当，然从社会史角度看，所阐发尚未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