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疆弊政与辛亥革命(2)

　　二、晚清新疆弊政对革命的制约因素

　　虽然清政府在新疆的军抚二元权力体系为革命党潜入新疆，发动新军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因为过度的裁军和接收流民遣犯等措施使得哥老会趁机在新疆做大做强，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但清政府在经济和教育方面的弊政使得新疆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人民学识程度较低，革命思想基础薄弱，造成革命党在新疆发展缓慢、影响有限，始终无法处于优势地位，无法牢牢掌握对革命的绝对领导权。

　　（一）协饷制度崩溃严重阻碍新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内地省份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较强，革命具有较高的自发性。而新疆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导致其无法独立担负革命的领导责任，革命的阶级基础也颇为薄弱。协饷连年不足、新政效果不佳，都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

　　新疆为清王朝用兵重地，军队所需粮饷巨大，然新疆本地财政无法负担庞大的开销，清朝统治新疆后，即把新疆划入受协地区，大量协饷的输入，是新疆军饷的主要来源，并从根本上维持着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特别是左宗棠主政西北期间，甘肃新疆年需协饷高达500万两以上。新疆建省后，西北战事稍平，而承协省份经历太平天国起义等影响，经济困难，已无法支撑庞大的协饷开支。为了缓解新疆与承协省份之间的供需矛盾，1885年，清政府推行“甘肃新饷”，要求承协省份每年定额解送协饷共440万两以济甘新，暂时稳定了新疆协饷供应，直到1902 年，甘肃新饷欠解率仅为4%[吴昌稳：《晚清协饷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98 页。]。但随着庚子赔款的签订，承协省份摊派赔款甚多，加之全国经济形势恶化，甘肃新饷极大减少。至1911年，“岁入协饷240万两，去岁实解到新者148万余两，本省正杂各款140余万两，两共280余万两，用款已有380余万之多”[[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1973页]，欠款达近240万两，与当年全年协饷数相当，新疆财政紧张程度可见一斑。

　　在协饷连年缺损，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新疆同全国大多数省份一样，大力开拓本省利源，以期维持军饷及日常民政开销。一方面，提高赋税的征收。仅1908年至1910年，新疆赋税收入便从70余万两增至140余万两，百姓负担不断加重。另一方面，加征商业税。新疆巡抚饶应祺从1902年开征华税，使得华商除了与俄商的经济特权作斗争外，还要缴纳更多的货税，以及应对官员的盘剥，使得俄商对新疆经济的破坏有增无减，本就匮乏的银两大量外流，华商处境愈加艰难。第三，广开捐输。为了快速筹集银款，清政府从光宣朝开行郑工捐、海防新捐、善后实官捐等众多官捐，贪官之害甚重。第四，开办工矿企业。新疆清末新政虽然较晚实行，但在伊犁将军长庚、新疆巡抚联魁等人的积极支持下，新疆新政事业也明确为“练兵、蕃牧、商务、工艺、兴学”五项。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五项新政措施皆大为耗财，虽在部分地区办起了一些工矿企业，但对已经捉襟见肘的新疆财政状况仍是杯水车薪，在拮据的资金和不合理的税收政策下，新疆的工商业即使有部分地方部分工厂情况尚可，但无法达到可以催生出强大的资产阶级的程度。

　　四项开源措施不仅没有扭转新疆经济的颓势，反而进入了恶性循环，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民族商人更加艰难，有限的捐官收入却换来更严重的贪污腐败，加之财政紧缺，新政成效极其有限，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所以，新疆的资产阶级力量微弱，无法独自承担革命任务。

　　（二）新式教育流于形式导致革命思想传播受限

　　革命的发展离不开革命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发动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思想的传播离不开新式教育的发展。纵观新疆辛亥革命，其中革命思想的传播表现出强烈的外来性，而新疆本地的新式教育不论从规模上还是程度上，要将民众思想提高到尚可催生革命的程度，是有着相当困难的。

　　新疆新式教育开办困难重重。其一，新疆“汉民不满30万，加以旗、哈、蒙、回70万，南路缠民100万。……缠、回、蒙、哈宗教不同，语言文字又不同”[ [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73 页。]。为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众传授革命思想，且不论群众的接受程度，单在语言方面就需要花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选不出具有进步思想的双语人才，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解放工作也无从谈起；其二，资金不足导致新疆新式教育开展有限，地方开办学堂“动至数万金，概须筹之本地民间”[ [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73 页。]，在晚清新疆如此拮据之地实难有显著成效；其三，民众对于教育的认识也很原始，“穷苦人家一般认为孩子能认识和书写一些常用字，能念出店铺招牌、文告、便条，便已经足够了”[ [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其今昔状况及俄国臣民的地位》，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227-229 页。]，并没有强烈的对先进思想的渴求。上得起学的富家子第进入学堂也是为了谋一技能。

　　随着新政在全国推广，长庚、联魁等人履新后也开始推行新政，大兴新式教育，为了取得更好的办学成果，对怠慢兴学事宜的府县官员予以免职，导致一些官员“不计民生之疾苦，财力之绌盈，专以凌轹、强迫为事，而尽出敷衍迁就之途”[ [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73 页。]。在款项奇缺的情况下，部分官员为了应付考核而出此手段，但一些视学员“因缘假借，遂以爱憎定考成”[ [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73 页。]，兴学之事明显操之过急、事与愿违。不论以办学成果定考成是否妥当，从结果上看，清末新疆新式教育并没有起到传播革命思想的效果，不但人为地制造了很多矛盾，开办起来的学堂也只是较为初级原始的。

　　部分地方官员缺少办学经费，上无拨款便“迫令缠回入学，抽收办学捐费”[ [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74 页。]，造成“（缠民）终以读书为苦差……又以兴学为虐政”[ [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73 页。]的局面，学堂也成为“丐者之子以为充差之地”[ [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73 页。]，丧失了传播新式教育的基本功能。至于省城乌鲁木齐到1907年也仅只有一所高等学堂，且名义上开设有英文、汉文、地理、历史、数学、体操等课程，实际上教授的只有汉文写作一项而已[ [日]日野强著，华立译：《伊犁纪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4 页。]。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不久的1910年，乌鲁木齐的新式学堂数量才有所扩展，以至于新疆谘议局只得“以本省候补府、厅、州、县充当议长、议员”[ [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75 页。]，完完全全沦为摆设，毫无革命性。

　　除去资金不足和官员为政操切，新疆客观的民族构成、经济模式也不利于革命思想的催生。新疆“土著汉民无多，客籍多系经商……蒙、哈、缠回语言不通”[ [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75 页。]，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使得以固定学堂接受教育变得不切实际，农牧民们虽受世袭王公剥削与压迫，但接触革命思想仍极为艰难，仍只是停留在反压迫的斗争中，不知革命为何物。

　　三、总结

　　晚清新疆政出多门，经济凋敝，哥老会势力与日俱增，一方面为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限制了革命党在新疆的革命活动。可以说，晚清新疆的种种弊政为革命党向新疆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创造了可能性，为革命火种能点亮在新疆大地提供了人员和空间。但是，新疆落后的经济和教育状况，使得革命党人不得不依靠杨缵绪、贺家栋、广福等中间派人士。在伊犁起义以及伊新和谈中，革命党被逐步边缘化，中间派逐步妥协，革命成果反而被杨增新全盘接收，革命阵营烟消云散。

　　（作者系新疆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