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疆弊政与辛亥革命

　　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晚清协饷制度逐步崩溃，造成了新疆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然而清政府固守传统的满汉之分观念建立的事权不统一的军抚二元权力体系，为之后革命党的活动提供了回旋之地。不仅如此，清政府也未能有效解决钱饷、哥老会、新政施行等问题，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壮大了反清力量。清政府以上行为，一方面为革命党的活动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新疆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以及革命思想基础薄弱等不利条件，为革命的顺利发展埋下了隐患。

　　一、晚清新疆弊政对革命的有利因素

　　清王朝自统一西域后，就十分重视对新疆地区的治理，特别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计军费浩繁，毅然平定阿古柏叛乱收复新疆，建立行省。但建省后清政府在新疆的施政举步维艰，各项举措事与愿违，为革命党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军抚二元权力格局给革命留下了发展空间

　　晚清新疆的弊政之一就是二元的权力格局造成事权不统一，特别是将军、巡抚间的矛盾使得会党等反清组织可以乘虚而入，为之后杨缵绪、冯特民等人进入新疆积蓄革命力量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始终存有满汉之分的观念，对有实权的汉族士族地主既拉拢又防范，特别是在远离帝国权力中心的边疆地区，自乾隆二十年（1762）设“统伊犁等处将军”开始，伊犁将军始终由满族官员担任，各地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也一律由满人充任。光宣时期，随着李鸿章、曾国藩等汉族地方实权势力崛起，逐步进入清王朝权力核心，满族贵族逐渐式微，更加依赖汉族官僚集团，这反而加大了其戒心，深恐汉族士族地主势力动摇自身统治，这是满清统治者的一个基本心态。

　　清廷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极不情愿地建立了行省，并设立新疆巡抚，但也同当年限制边臣权力过大的做法一样，以伊犁将军制衡新疆巡抚，建立起军、抚二元权力体系，“巡抚有统治全疆之责，而自内容言之，则将军、参赞隐有专理蒙哈部落之权……政事亦因之阻格，遂有一剖不可复合之势”[ [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79 页。]，政出多门的弊政得以继续。这个问题连当时的外国人都看的很清楚，认为“在驻伊犁的满族将军和驻乌鲁木齐的新疆巡抚之间对蒙古西部和新疆进行分别管辖的办法，必定是使中国人日益衰弱的一个根源。他们的管辖权经常是重叠的”[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516 页。]。在新疆设省之前，扎萨克制与伯克制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与清廷脱节，中央权力无法下沉到足够深度，使得伊犁将军也无法直接对南北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进行管理。造成清王朝自统辖西域之日起，就存在管理体系层次重叠，事权不统一，少数民族地区因俗施政等弊政，并随着社会发展越加突出。

　　在军、抚多元的权力体系统治下，新疆由不同的权力模块构成，为革命创造了更多的可能。伊犁将军与新疆巡抚事权不统一，使得清政府在处理新疆革命党的问题上无法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资源、统一行动，使得革命党一处失败又可转移另一处，一路渗透不进又可渗透另一路，这在广福与袁大化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

　　一方面，袁大化有效防止新军革命化的措施无法在伊犁普及。清末新政开始后，清政府组建新式陆军，在新疆省城新建陆军减成协第35协，在伊犁建立陆军伊犁混成协。第35减成协（以下称省城新军）成立之初“筹饷维艰，就原有防营改编……勉成一协”[ [清]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3943 页。]。其成员多为旧式军人，思想并不进步，军纪并不严明,对清政府也不忠诚，如哥老会为乱时，新军“不出营门一步”[ 《呈报新疆陆军沿革情形文》，杨增新撰，阿地力·艾尼点校：《补过斋文牍》初编甲集上，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2 页。]。袁大化抚新后，对省城新军大加改换，对关内所来之人也严加甄选，严防革命党与新军的结合，以至于革命党人刘先俊等虽有袁氏友人舅父陶森甲举荐，却因出身背景被袁排挤而无法潜入省城新军，使得迪化革命党无法得到新军的协助，反而被新军所剿灭。袁大化尽管高明地将省城新军私人化，却对伊犁新军无可奈何。伊犁将军广福为人和善，纯良宽厚，没有袁大化的老成干练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伊犁新军得以在军抚二元的权力体系中逐步走向革命。等志锐继任伊犁将军后，一改广福宽容放任的作风，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伊犁新军极富仇视、粗暴遣散等一系列操切之举，又把新军推向革命的一边。由此看来，当初为了军抚二元制衡的权力体系到最后演变成了一方权力的恶性膨胀，在省城的袁大化既拿伊犁革命党毫无办法，也没有权力去阻止志锐在伊犁的行动，只得眼看伊犁起义的爆发。

　　另一方面，伊新各自为政使得革命具有了“双保险”。如前文所述，清政府为了在新疆编练新军，从关内抽调大批人员来新，冯特民等日知会成员以及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人士得以潜入其中，进入新疆从事革命活动。由于袁大化对革命的警惕，刘先俊等革命党人在迪化的活动受到严重破坏，革命形势不容乐观。但正是由于军抚二元权力体系的存在，伊犁方面也自内地招募人员编练新军，且广福并未对革命党有所防范，使得革命党开辟了第二条入疆通道，迪化与伊犁两条革命路线形成“双保险”。事实也证明，若新疆只有巡抚而无将军，恐怕冯特民等人无法顺利进入新疆开展活动，至少会遭到袁大化严格的审查。除去通道上的“双保险”，革命即使在伊新任何一方失败，也仍有另一方成功的可能。比如虽然刘先俊在迪化起义失败，革命党仍可在伊犁东山再起，并且有相当的资源装备与军事力量，保证在与省军的对抗中丝毫不落下风，这均得益于之前军抚二元的权力体系为革命党留下喘息与回旋的余地。

　　（二）过度裁军与招垦加快了哥老会的壮大

　　哥老会在新疆辛亥革命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新疆不容忽视的反清力量。其并非产生于新疆本土，但得益于清政府在新疆的弊政，自身实力获得了极大提升，逐步在新疆发展壮大。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新疆的哥老会来源于左宗棠带入新疆的湘军，其混入湘军的原因是湘军招募方式的改变。湘军起初奉行“以山乡为上”[ [清]曾国荃纂辑，胡凤丹重编：《胡文忠公遗集》（卷 59），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 1901 年版，第 5 页。]的招募规则，所募集的兵勇多为朴实农民，背景较为简单，但随着战事增多，伤亡愈重，湖南兵源几近枯竭，出现“招募精壮勇丁，亦觉难以集事”[ [清]李瀚章编纂，[清]李鸿章校刊：《曾文正公全集 5》，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7 页。]的状况，湘军将领只得就地募兵，不再严格遵守“以山乡为上”的招募规则，湘军成分也逐渐复杂，不仅湖南省外的士兵增多，大量游勇、散勇、降卒混杂在西征的湘军中。为了清剿军中会党，左宗棠严明军法但效果不佳，甚至引起兵变，造成高连升被刺身亡，军中哥老会渐成气候，大有“诛之不可胜诛，办之不可胜办之势”[ 《论哥老会》，《申报》，1876 年 8 月 22 日。]。鉴于此，左宗棠不得以承认军中的哥老会徒，将其改为官办，颁发印照，便于掌控和管理，这无疑助推了哥老会对军队的渗透，大批哥老会徒随西征大军进入新疆。

　　哥老会作为外来的民间社会组织，其在地广人稀、少数民族比例极高的新疆并不容易发展，但清政府在新疆军事上和遣犯制度的弊政极大推动了哥老会的壮大，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简单粗暴地过度裁军。随着西征的结束，军队裁员甚多，随着新疆协饷的逐步枯竭，几任新疆巡抚也多次裁军，以期缓解财政负担并借机裁除军中的哥老会徒。1876年左宗棠进疆西征，所带兵力数尚未有准确数字，但根据参战所部（刘锦棠部、张曜部、徐占彪部、金顺部）及部分学者的统计数据，保守估计有6万余人。1886年刘锦棠与魏光焘奏议新疆兵制改革，遣裁兵员近3万人；1904年新疆巡抚潘效苏裁员16400余人；1907年新疆巡抚联魁“因就标营改编，汰除孱弱甚多……认真汰除约有三四成之多”4，兵员仅剩8780人。从1876年至1907 年近30年间，遣裁兵员达5万余人。大量裁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疆财政压力，也清退了相当一部分哥老会徒，但这些裁汰客勇大多穷困，生活于社会底层，为了保障和维护自身权益，便以乡谊等关系结成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这就与提倡忠义互助的哥老会产生情感共鸣，使得哥老会在新疆的发展如鱼得水。二是具有偏见的募兵政策。至潘效苏抚新期间，其似乎认识到各少数民族由于“各有宗教，若流为会匪，不特为宗教所不许，亦为国法所不容”[ 《训令各属文武地方官查禁哥老会匪文》，杨增新撰，阿地力·艾尼点校：《补过斋文牍》初编乙集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09 页。]，因此对哥老会有先天的抵制作用，萌生了以编练土著世袭兵的方式来提升军队对哥老会抵抗力的想法。于是奏请编练土著世袭兵，同时以世袭兵屯垦收入充抵军饷，缓解财政压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饷银的匮乏，无法同时负担防务和屯务的开销，并且营兵并不善于农事，所得收益十分有限，因此“惮于垦荒，抢夺熟田，迫令（民众）迁徙，并减价派羊，硬占民间草湖牧地，民怨沸腾”[ [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05 页。]，导致兵民矛盾突出，土著对潘效苏的募兵政策消极对待，“均不愿应募”[ [清]王树枬纂修，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05 页。]。更应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内部不乏对缠回抱有偏见的官员，贬斥潘效苏的改革措施。清政府既没有足够的粮饷也没有招募本地土著缠回的勇气和决心，所谓编练土著世袭兵到最后仍无法改变清政府在新疆旧有的募兵方式。

　　三是流民遣犯的多年累积。有清一代，新疆一直作为接收流民、遣犯的重要地区，经几百年日积月累，其数量着实可观，而哥老会等会党组织原本就是以基层的游民散勇为基础根植于民间社会的，历朝历代动乱之时，因战乱、灾荒、失地、疾病等流离失所之人往往归于草寇盗匪或入山堂教派等。清政府对新疆的移民策略虽然开发了边疆，安置了众多遣犯，同时在清末也有助于战后新疆基本生产生活的恢复，丰盈了人口，开发了一定的土地，但同时也为哥老会带来了大批潜在会徒。来新之遣犯，其逃亡、释后仍行不法者亦不在少数，其对官府素有不满，新疆地方官员也视其为麻烦。这种遣犯制度不仅不能对罪犯施以改造，还使其在边疆之地尽受官府和士兵的厌恶欺压，其释放后或流毒于新疆社会，或充于军队，或仇视清廷，不论哪一种，都是哥老会极易煽结之人。

　　客籍汉勇、流民、遣犯等在新疆的泛滥，无疑为哥老会的壮大提供了温床，成为哥老会主要的三大来源。新疆哥老会徒遍及社会各界，他们不仅能够发动基层，有号召力和组织力，并且绝大多数具有反清倾向，至辛亥革命前夕，新疆哥老会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支反清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