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海洋强国思想探论(2)

　　海洋富国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终身为民主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还在于他始终认为致力建设一个美丽富强的中国才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因此，尽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因“洪宪帝制”“宣统复辟”等政治丑剧的上演，而先后发动护国运动、“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革命武装斗争，但他始终心系国家的建设和富强，而这又与他的“海洋富国”思想密切相关。

　　从1917年起，孙中山开始著书立说，思考和筹划国家未来发展的构想与蓝图。1922年，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分合编而成的《建国方略》正式出版。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一书中，以洋洋数十万言的篇幅集中阐述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设想，涵括了广泛而丰富的内容，其中有关“海洋富国”思想的阐述集中于该书的第二部分《实业计划》。这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以海港群建设作为“海洋富国”的发展基础。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的六大计划项目中，将包括海洋航运在内的交通运输置于建设富强国家的首位，即六大实业计划中的前四项均论及交通运输问题，分别是：第一计划：建设北方大港；第二计划：建设东方大港；第三计划：改良广州港；第四计划：铁路建设；第五计划：工业的兴办；第六计划：矿业的开采。而四项有关交通运输的实业计划中，又有三项专门阐述北、东、南三大海港的建设和配套的海港群建设，由此可见孙中山“海洋富国”是其实业计划中的重中之重。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已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的著名主张，这里所说的“货能畅其流”，指的就是包括海洋航运在内的交通运输。他曾把交通运输比喻为人的手足，“人而无手足，是为废人；国而无交通，是为废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7页。）足见他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交通运输问题的重视程度。

　　在《实业计划》中，建设北、东、南三大世界级海港，加上营口、福州、海州（连云港）、钦州4个二等港，葫芦岛、芝罘（烟台）、宁波、温州、厦门、汕头等9个三等港，以及安东、秦皇岛、龙口、福宁（宁德三都澳）、湄洲（莆田）、榆林等15个渔业港的伟大设想，充分展示了孙中山发展中国海洋经济，实现“海洋富国”并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鸿图远志。

　　在孙中山“海洋富国”的宏伟规划中，北、东、南三大世界级海港是中国通往世界的主要门户，又是向国内纵深发展的辐射枢纽。再加上在万里海岸线上建设星罗棋布的二等、三等海港和渔业港，通过修建约16万公里的铁路和160万公里的公路，把全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地区连接起来，形成港口连五洲、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的交通大格局，这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发展的卓越见识和强烈期盼。

　　第二，以造船与航运为“海洋富国”的发展支撑。

　　孙中山先生认为，陆海兼具的中国应极重视造船业与航运业的发展。他以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勉励国人说：

　　“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郑和）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7页。）

　　而当时世界海洋强国如英、美、日等也极重视造船与航运，“西人于水，则轮船无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户庭，万国九洲伊同圜闠。”贫弱的中国要迎头赶上先进的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海上航运业，要建设年产排水量总计200万吨的近代化造船厂和建设1000万吨的远洋航海船队，以及数以万计的内河船舶、渔船等，（《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34页。）以此支撑“海洋富国”实业经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还特别强调，发展造船业与航运业不仅是“海洋富国”、发展海洋经济的支撑需要，也是与外国争夺航海利权的前提要求。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海洋航运事业不受重视，“凡属通商口岸，利权外溢，到处皆然”，（《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3页。）“（海洋）商权几乎全握于外人之手”，（《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60页。）这种情况若不能彻底加以改变，所谓“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也难以实现。

　　第三，将对外开放作为“海洋富国”的思想指导。

　　孙中山常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表述为“开放主义”“开放政策“，或“门户开放主义”、“门户开放政策”等。他说：“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何以名为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2-533页。）

　　孙中山于1918年撰写《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一文，提出中国是吸收世界经济的大海洋，“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2页。）因此，在“海洋富国”，发展海洋经济问题上，孙中山也同样主张要对外开放，并以“三步走”的方法，作为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即一是规定（外国）投资各政府共同行动，统一政策，以便“设计有统系，用物有准度，以免浪费，以便作工”；二是外国投资必须“得中国人民之信仰（任），使其热心匡助此举”；三是在上述基础上“与中国政府开正式会议，以议此计划之最后契约。”（孙文著，刘明、沈潜编：《建国方略·实业计划》，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主张对外开放的前提原则是保持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开放思想。一方面，中国“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而且“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孙文著，刘明、沈潜编：《建国方略·实业计划》，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因此，对外开放“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国方可。”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必须坚持“主权操之在我”，“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孙文著，刘明、沈潜编：《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第122页。）孙中山先生的这种认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可以说都是极其清醒、极为可贵而又极富启迪意义的。

　　一点余论

　　孙中山先生的“海权卫国”与“海洋富国”思想构成其完整的海洋强国思想体系，两者是一个统一的、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近代中国有着饱受苦难与屈辱的历史记忆，从孙中山“振兴中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认识海权、追求海权、保卫海权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必然诉求与前提条件，而认识海洋、利用和开发海洋源则是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保障和基础来源。

　　2016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受到全体中华儿女景仰。……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由此我们坚信，孙中山海洋强国思想对他所处那个时代，乃至当今中国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必将为我们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助力助航。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