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海洋强国思想探论

辛亥革命网 2020-11-12 09:23 来源:团结报 作者:黄顺力 查看: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同时,他也是近代中国最早思考海洋强国发展战略的倡导者。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同时,他也是近代中国最早思考海洋强国发展战略的倡导者。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的两栖型大国,现今的中国版图内,拥有1.8万余公里的海岸线,1.4万余公里的岛岸线和6500多个沿海岛屿,海洋国土面积达300余万平方公里,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100年前,孙中山在从事救国救民的革命过程中,一直思考着建设中国的问题,始终认为“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坚信“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本文拟就孙中山的海洋强国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和整理。

  海权卫国

  孙中山的海洋强国思想包括两大部分:一为海权卫国;二为海洋富国。

  孙中山当初发起民主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消除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威胁。而我们都知道,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外来威胁即来自于广袤的海洋,亦即时人所称:“江海各口,门户洞开,(海洋)已为我与敌公共之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李鸿章奏”,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639页。)这里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变”,指的就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来自海洋的外来威胁。

  孙中山12岁时“负笈海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对海洋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在求学时期,有机会接触到当时西方开始盛行的马汉海权理论。当他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耳闻目睹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控制海洋,用以掠夺海外资源、发展本国国力等诸多事实后,逐步认识到海权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盛衰强弱,遂由此产生并形成“海权卫国”的可贵思想。

  其一,“海权卫国”意识的觉醒。

  孙中山认为,近代以后“海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充分显示海权(海洋控制)实已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他说:

  “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64页。)

  晚清中国由于国力薄弱,在海洋的竞争中屡败于西方海上强国,因此,中国虽拥有广袤辽阔、资源丰富的海洋疆域,但却没能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助力,反而屡因海上大门的失守而成为饱受苦难与屈辱的渊薮。近代以降,腐朽的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大部分都涉及到中国的海洋权益,诸如国土领海、港口引水、海关关税、航海利权、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等,国家海洋主权不断被列强所侵夺。“中国自与外国通商以来,同外国订立了种种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主权、领土送与外国。所以,中国与外人订立通商条约之日,即中国亡国之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87页。)海洋主权的丧失致使中国不能成为独立主权的国家。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孙中山先生强调在进行民主革命,争取民众解放的同时,也要关注海洋问题,要从列强手中夺回丧失的海洋主权,以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

  1912年12月,孙中山先生为病逝的中华民国首任海军总长黄钟瑛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

  一句“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慨叹,既是孙中山对中国海权丧失的悲愤倾诉,又是他“海权卫国”意识的觉醒,并转化为向西方列强争回中国海权的决心。

  其二,“海权卫国”思想的深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觉察到世界的竞争将逐步向太平洋与远东地区转移,因而国家的海权问题将会更加突出。他在为姚伯麟所著《战后太平洋问题》作序时明确指出:

  “欧战告终,太平洋及远东为世界视线之焦点。……(故)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而移于太平洋矣。昔时之地中海问题、大西洋问题,我可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海权),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19页。)

  我们认为,孙中山对“欧战告终,太平洋及远东为世界视线之焦点”这一堪称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正是其“海权卫国”思想形成的客观基础,也是此后他从“海权卫国”向“海洋富国”思想进一步深化的内在动力,而两者的结合将建构起他整个“海洋强国”的思想体系。有基于此,孙中山先生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宣传、强调“海权卫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重要性。1921年,孙中山发表《就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资格的宣言》,力主当时的北京政府选派谙悉海洋权益事务的代表出席会议,以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的海洋权益。(《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5-596页。)

  其三,“海权卫国”思想的形成。

  “强凌弱之世界,自古已然。”(曾国藩语)要向西方列强争回中国海权、保卫海权,就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强大海军。对此,孙中山认识到:

  “我们的海陆军和各险要地方没有预备国防,外国随时可以冲入,随时可以亡中国。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的大战船像巡洋舰、潜水艇、驱逐舰都是很坚固,战斗力都是很大的……随时便可以破我们的国防,制我们的死命……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东岸,最强的是美国……再从美国更向东望,位于欧洲大陆与大西洋之间的,便是英伦三岛……”(《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3-234页。)

  而由于中国的海军实力薄弱,如果发生战争,外国列强在一两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对中国造成致命的威胁,近代中国遭受海上强敌入侵的惨痛历史已经不断地印证了这一点。由此孙中山提出:

  “海军实为富强之基,彼英美人常谓,制海者,可制世界贸易,可制世界富源;制世界富源者,可制世界,即此故也。”

  “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昔满清政府将扩张海军建设之费,以为建设一大娱乐园,以作私人之娱乐,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军备建设,改革中国旧军备也,而不有昔日满清政府之腐败也。”(《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0页。)

  中国要立足于竞争激烈的世界,必须建设强大的海军力量,以“海权卫国”,“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4页。)

  历史和现实都不断地告诫我们:海洋与海权问题关乎国家民族的盛衰强弱,关注海权、重视海权,以建设强大的海军力量去争回丧失的海权既是历史教训,也是孙中山“海权卫国”“海洋强国”思想的现实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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