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与忧：近代湖湘精神谱系中的两个关键字(2)

　　二

　　忧，人们对湖南人的忧、大忧，着墨甚少。勇与忧充满辩证法，相辅相成，一体两面一体多面。湖南志士之忧实为忧国忧民、忧时愤世、大爱大悲，是为天下苍生哭，为国家前途命运哭。

　　甲午中国战败，让湖湘志士忧愤不已，谭嗣同愤然写下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并大声喊出：“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1898年唐才常《登天心阁》诗云：“湘江一碧水如油，万里云山古翠浮。未必儒生逢世难，悲凉不是杞人忧。”不乏愤世悲凉之心。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被杀后，有同学曾见到黄兴为之痛哭！受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刺激，蔡锷写下《杂诗十首》，其中有云：“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湖湘人杰销沈（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卌年旧剧今重演，依样星河拱星辰。千载湘波长此逝，秋风愁杀屈灵均。”[9]亦是满腔义愤，忧心如焚。

　　陈天华、姚宏业之忧，无疑是近代史册中最动人之一笔。宋教仁在《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称陈天华为“爱国根于天性之人”；在《烈士陈星台小传》中亦称陈“性敦笃”，“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其爱国之忱，发于天性如此。”[10]

　　自号湖南之湖南人、“蹈海生”的杨毓麟之忧亦源自内心深处的忧世忧国情怀。以 “三户之愤民”为笔名所撰《新湖南》无疑是其忧愤发奋之作。杨昌济在《蹈海历史杨君守仁事略》中言“尤留心经世之学，欢迎人所著关于时事之书，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已。”每每慷慨淋漓，声泪俱下。感愤时事，脑疾时发。在英国期间，“读英文报纸，见其主张强权，愤甚；尤痛心疾首于日本人之强横。顾见时事日非，政府卖国，而国民无力能排除之也，益愤闷不能自已，而病乃日深矣。”[11]杨毓麟患上脑疾及最后在利物浦蹈海自杀，实为深忧大忧所致。

　　对此，1912年9月16日，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的黄兴在北京湖南同乡会举办的欢迎会上致辞中说道：

　　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福益、禹之谟诸君子。萍醴之役，广州之役，我湖南死事者，不知凡几。又如陈天华、杨笃生、姚鸿（宏）业诸君子，忧时愤世，蹈海而死，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兄弟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 [12]

　　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三位蹈海自杀的革命志士外，禹之谟之忧也有代表性，且少有人注意。禹之谟慷慨激越，笃实无文，对现实之不满面对国事之深忧，愤而不平，由愤而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之浩然正气。陈姚感愤国事蹈海身亡后，众人讨论公葬事，禹之谟极力主张公葬两烈士于岳麓山。曹孟其在《禹之谟传》中写道：禹之谟约诸同志者议曰：“今国家孱弱，两烈士之所愤而死也，非葬岳麓山不足以惊国人。”“则皆曰：诚然！然如巡抚何？”之谟拍案骂曰：求一抔土葬两烈士，于巡抚何与？是不可得，天下事尚可耶？[13]公葬陈姚这场惊天动地的大示威，让民气沸腾到了极点。禹之谟在《遗在世同胞书》中正告同胞曰:”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身而死，甚毋努力其心而生！前途莽莽，死者已矣，存者诚可哀也，我同胞其图之。困心衡虑，终必底于成。”[14]凡此种种忧国忧民之沉痛之语，今天读来仍掷地有声，让人振奋，发人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宁调元在刧灰一夕话中谈及禹之谟就义时说：

　　禹之谟未被逮之前日，或劝其他往，少避毒锋。禹之谟乃大恸曰：“死耳！夫复何言？吾湖南人，不住湖南，将焉往？倘他日异族下一令曰：屠杀喊人。吾汉人又将焉往？前途莽莽，其各勉旃，无以我为念！、闻者莫不叹息，因忆宋忠臣汪立信曰：今江南无一寸乾净土，某去寻一片赵家地死，死要死得分明耳。”噫！陆无水而亦沉，鹊有巢以徒怅。大好江山，胡骑充斥。一二志士，目睹秽状，愤不欲生。如陈天华、姚洪业辈，皆近于厌世一派，其志可哀，其行则非也。岂可法欤？[15]

　　基于忧天下而来的湖南人的忧愤、忧郁，可能与湖南所处的温带气候容易带来忧愁之气有关。但湖南作为屈贾之乡，屈原天问般忧愤、贾谊的怀才不遇及世事不堪问之愁绪，对湖湘志士精神风貌的影响更大。冯自由在《猛回头作者陈天华》一文中并及杨毓麟因忧伤过度、愤而自投于伦敦海滨，“陈杨皆湘人，亦忧国伤时之文人，岂同受汨罗江屈大夫之召耶？不然，何三湘爱国文人投水之多也！”[16]虽不可法，但此种所谓厌世，愤不欲生，其实非厌世，而是太过深沉的爱国血性驱使。此种忧多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忧愤，有英雄气短、壮志难酬的激奋。因怀抱大忧，每每悲而勇，忧中奋起，毫不怜惜。湖南志士的忧既是时代和现实使然，又是骨子里的因为勇而不可为或勇而难以有济而来的深深的悲情意识。与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样深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正是这种深入到骨子里的对国家的爱和责任感，让近代湖南人勇立潮头、奋起改写中国历史。

　　湖湘这片神奇的热土浸润了深厚的“勇” 和“忧”这两种相辅相成的人文密码，也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近世湖南人的传奇。忧国忧民之大忧到救国救民之大勇，救国救民之大勇中不乏国事不可为之大忧深忧，可见近世湖湘志士的真性情、真志向和真精神，亦是敢于舍生取义、矢志流血救国救命进而深刻影响乃至改写中国历史的动力源泉。蒋百里在《蔡公行状略》中记述道：蔡锷尝谓“余衡岳之气未衰也。湖湘之士，旋转乾坤，当有三次。曾、左，其首次也。公之言信矣。谭、唐以还迄于公，皆以死勤事，其为一次耶？其为二次耶？呜呼，公之志未遂也！”[17]新时代湖南人如何更有担当更有作为，勇与忧，或许可以某种提供指引现实的答案。

　　注释：

　　[1]杨毓麟：《新湖南》，饶怀民编：《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34-36页。

　　[2][10]宋教仁：《呜呼湖南与端方》，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1、20—24页。

　　[3]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4页。

　　[4]周寅宾编：《刘人熙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页。

　　[5]《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582页。

　　[6]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忆蔡锷》，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36页。1920年，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湘人驱张，完全是为人格而战，和蔡松坡云南誓师，说吾为人格而战是一样的。”[《湘人为人格而战》（一九二0年六月九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81页。]

　　[7]《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80—481页。

　　[8][13][14]禹坚白等编：《跃起作龙鸣——禹之谟史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4、6、65页。

　　[9]蔡锷：《杂感十首》（1900年10月23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5页。

　　[11]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1页。

　　[12]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4页。

　　[15]杨天石、曾景忠编：《宁调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7页。

　　[1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1页。

　　[17]蒋百里：《蔡公行状略》，《忆蔡锷》，第76页。

　　（作者单位：湖南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