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与忧：近代湖湘精神谱系中的两个关键字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近代以降，湖湘文化特质及湖南人的精神之阐释颇受重视。且不单单是从一种区域文化和地方精神角度来立言，更多从弘扬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方面立论。时至今日，解读湖湘人文密码，挖掘湖湘文化精义和湖湘精神特质，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激发精神动能，弘扬民族精神，助力地方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湖湘精神表述语中，“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颇为传神；骡子性格和精神，也有几分贴切；“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似乎更切合湖湘精神特质。蔡镇楚先生在《湖南人的精神》一书中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来概括神农故里、屈贾之乡湖南人的精神气质，并称之为国家精神。笔者深以为然。湖湘精神表述语中，“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颇为传神；骡子性格和精神，也有几分贴切；“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似乎更切合湖湘精神特质。近代湖南人的勇，是大勇大智，不信邪、不怕鬼，敢为人先、奋勇当先，时时处处体现勇于任事、天下己任的情怀和担当，此为湖南人的真性情；近代湖南人的的忧，立志澄清天下的革新精神和忧患意识交织其中，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的忧乐观和救世情怀，亦可见湖南人的真性情。勇与忧看似矛盾、但相辅相成，可以作为近代湖湘精神谱系中的两个关键字。

　　一

　　勇，即蛮，有大气磅礴、雷霆万钧、意气风发之气势。对于国家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和现实担当的大勇，可以作为解读湖湘精神基因之源码。换言之，湖湘精神的核心和精髓乃是一种以爱国血性为内核的大爱、大追求、大胸怀、大情怀、大气度。这一道德人格和精神气质，鲜明地体现这一精神特性堪称道南一脉的道统、血统，是湖湘精神之精义。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湖南志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担当被彻底唤醒。为救国于危难，湖湘大地民气涌动，士风顽强，可谓英才辈出、意气风发。杨毓麟在《新湖南》中便曾指出：“我湖南人对于同种之责任，其重大有远过于诸省者，诸君亦尝闻之乎？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并大声疾呼：“吾四万万之血，尚足以没胡人之顶，请自我湖南始；吾四万万之血，尚足以熏白人之脑，请自我湖南始。”[1]宋教仁在《呜呼湖南与端方》中则称：“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未开化以前勿论矣，自曾国藩、左宗棠死后，湖南民气盖稍稍动焉。近年以来，盖方动焉。庚子唐才常一役，根据地在汉口，而原动力在湖南。去岁甲辰，反对满族之萌芽矣。”[2]

　　近代湖南人之勇，试举数端：

　　其一， 曾左彭胡等为代表的湘军和湘军精神，无疑是以“勇”为核心。历史上 “湘军”、“湘勇”屡败屡战之勇，亦颇时人和后人所称道。

　　其二，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之敢为人先、勇于任事，独步一时。谭嗣同的勇，最具代表性，每每让人沧然泪下。他怀抱 “我不病，谁当病者”，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冲决一切罗网之势”，投身维新事业。湖南维新与守旧两党之争中，谭嗣同表示：“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3]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慨然表示“我国两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嗣同始”，最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成为“为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之勇之志为维新志士和革命党人提供了思想和精神指引。维新时期唐才常便鼓吹激进的民权论，豪言“敢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谭嗣同英勇就义后，他决心沿着故友开辟的救国道路前进，最后发动自立军起义，揭开革命救国之先声。

　　其三，湖湘士风民气之勇。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通州，寓居此地的浏阳人刘人熙（谭嗣同、唐才常业师）在自己所穿白夏布衫上书写“中原男子刘蔚庐，有志无时”等字，当面抗斥侵略军，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血性十足。[4]1909年10月议定各省咨议局各派三位代表集结上海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罗杰等湖南代表起程前，湖南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送交代表之手，让众人激奋不已。上海《时报》1909年12月20日还详细报道此事。爱国血性令人动容。

　　其四，湖南革命党人的勇，体现在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姚宏业、禹之谟、杨毓麟等人身上之勇，更是耀眼。

　　青少年时代的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湖湘志士便尽显其豪情壮志和英雄情怀！黄兴在《笔墨铭》中“投笔方为大丈夫！”及《咏鹰诗》中“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之情怀，亦可见大勇。宋教仁在约1904年诗作 “满地腥膻岁月过，百年胡运竟如何？我今欲展回天策，只奈汉儿不肖多。”蔡锷1905年归国在湘编练新军、开办武备学堂期间所作《登岳麓山》一诗：“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为主，从容骑马上峰巅。”杨度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句，喊出了近代湖南的最强音。

　　以 “无我”、“笃实”自况，以实干著称的黄兴其勇更是近世湘人之典范。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系其最后一篇文章且为未竟之作）中，忆起1902年春在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同学黄兴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而已。” [5]黄兴之十足蛮性及冲天革命豪情，可窥见一二。黄兴还题词“大丈夫当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手杀国仇以死。”亦可见黄兴之豪迈气概。

　　蔡锷以一介文弱书生，却毅然投笔从戎，于沧海横流中尽显英雄本色，亦可见湘人之勇之胆之识。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成立，次日蔡锷便从北京赶往天津与梁启超商议对策。他愤然表示：“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拚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6]

　　黄兴、蔡锷之勇，堪称湖南乡邦之楷模。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一文中，称：“三湘七泽，惟楚有材”，“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更是盛赞黄兴、蔡锷的革命勇气和奋斗精神：“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抗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率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并称：“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在。我们欢迎湖南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7]

　　湖南革命党人之勇更在舍生忘死、敢为国死。禹之谟 “痛祖国沉沦，奋然以革命自任”，有人劝他藏器待时，他慨然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今何时也，尚可待乎？人人皆待，天下将谁待耶？所贵乎者，贵其能实行也，若读书而不能实行，则与书肆何异，试问千万书肆能救国亡否乎？”最后矢志为革命为改革流血，一片碧血丹心。当被捕时，禹之谟神色自若，毫无畏惧“余之躯壳，久已看空，何惧为？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1907年2月6日禹之谟受尽酷刑、被绞杀于靖州东门外。临死前禹之谟手指金蓉镜：“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金曰：“尔辈素讲流血，今日偏不把你流血，何如？”禹之谟笑曰：“好！好！免得赤血污坏。”[8]读来令人动容。

　　其五，毛泽东等新民主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家之勇。青年毛泽东的勇便颇受推崇。1917年湖南第一师范开展“人物互选”活动，选举范围包括德、智、体三方面，毛泽东得票全校之冠。具体当选的项目包括“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其中“言语”和“敦品”两项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放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其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尽显近世湖南人的志勇双全、一往无前之本色和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