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怎样成为重九起义领导人
辛亥革命网 2020-05-28 14:43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李开林 查看：
从1906年开始，云南同盟会员杨振鸿、黄毓英、马幼伯、杜寒甫、张文光等人在滇西进行了多年的革命活动，举行过多次起义失败后，1910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省城昆明。联络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唐继尧参加公费留学期间，跟随同学参加过同盟会，但在云南河口爆发起义需要实力支援等关键时候，却与同盟会离心离德，反对留学生回国支援起义。1909年唐继尧毕业回国后，先后担任督练公所提调、步兵营管带、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监督。
现在云南省博物馆的长期展览，把云南重九起义的领导人定格为蔡锷与唐继尧两个人，这话从何说起呢？
云南省博物馆的长期展览，把云南重九起义的领导人定为蔡锷与唐继尧两个人。
一、唐继尧参加同盟会活动
“唐继尧在士官学校学炮科，而所任第一营管带系步兵军官职务，因此操场术科显见外行，担任管带仅月余，就奉调讲武堂监督[注：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41页]。”唐继尧不能胜任营管带工作，但对清政府的服务很积极，“不辞劳瘁，凡所献替，多为大府嘉纳”【注：庾恩暘《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第14页，1917年云南图书馆发行】。
这时期同盟会员正在积极发动军界人士，包括对唐继尧的联络动员。讲武堂学生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个磨拳擦掌，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唐继尧的排满情绪开始抬头，再加上他看到了“满清末运将终”，武装起义已不可避免，再继续依靠清政府获取荣华富贵已难于指望。于是唐继尧才参加了同盟会员的活动。
唐继尧虽然表面上回到革命力量一边，但并不积极。因其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与清政府情思绵绵，难以割舍，所以到了革命的关键时刻，唐又摇摆不定。
同盟会员黄毓英、马幼伯、杜寒甫等人，从滇西转移到昆明，进入新军。黄毓英担任第七十三标的排长，他以哥老会身份为掩护，在军内进行发动工作，每夜熄灯令下，潜入士兵宿舍，燃烛低呼，痛陈清政府种种罪行，“由是遍及全营，未一月而一军皆思反正，执政者不之觉也”，“如是久之，滇军泰半入党矣[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黄武毅公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69页]”。
1911年（辛亥），云南经过同盟会长期的发动组织和兵力布置，条件已经成熟，“迨四川路潮发生，军界同志跃跃欲动，当推定各标、营之负责人如左，准备举事：（一）步队第七十三标 ：排长黄毓英。（二）步队第七十四标：排长邓泰中。（三）步队第七十五标：吴传声。（四）步队第七十六标：张文光。（五）炮标第一营： 杨蓁。（六）炮标第二营：管带刘云峰。（七）炮标第二营：管带范石生。(八) 机关枪营：管带李凤楼[注：台北出版，国防部史政局编纂《开国战史（上）》，第197页，1976年正中书局印行。]”这里面有没有唐继尧的身影呢？没有，还需要同盟会员进一步联络和发动，才能争取唐继尧真正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
同盟会员李根源从日本留学回国，在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期间，利用星期天时间带领学生去黑龙潭风景区，游玩过程中对学生宣传反对清王朝的民主革命思想。在现存的所有云南文史资料中，唯一能反映出老师在郊游时对学生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的资料只有这一件。近年云南有的人为了抬高唐继尧，就把这事迹移植到唐继尧身上，在网络上写文章，说唐继尧带领学生去郊游，趁机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
二、同盟会联络发动蔡锷参加起义
蔡锷是留学日本归国的湖南籍军官，担任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1911年5月云贵总督李经羲请调蔡锷到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旅长），下辖第七十三标和七十四标(团).蔡锷到云南后谨言慎行，在政治方面不做任何表态。同盟会昆明机关负责人黄毓英冒险去面见蔡锷，做发动工作。
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39页
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记载：“蔡镯并非同盟会中人,为什么在重九光复时会做全省的指挥官,人人听令指挥,后又推举他做云南都督,这不是偶然的事。就我所知,蔡是滇督李经羲特别从广西奏调来滇训练军队的人。李很相信他,蔡本人也有很大的作为。而黄子和冒险去密见蔡的面,游说他和同盟会协作,是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当黄到蔡家去见蔡,说明来意后,他问黄:‘你怎么敢来见我?’黄答说:‘不怕你我才来见你,要是怕你,我就不来。’黄将云南当时情况详细谈后,蔡慨然的对黄说:‘我接受你的来意。请你转告同人,我自会应用时机,机会到了就干。但是要特别小心,不要稍有泄漏。’在这个时间,凡是李经羲对士官生中有怀疑的人,蔡都尽力代为解释和掩护。这样,使当时的革命工作得顺利地进行。蔡督滇的由来,实根源于此”【注：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39页】。后来起义条件成熟，蔡锷果然支持了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