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尽瘁辛亥首义史的贺觉非先生(2)

　　贺先生一方面放手让我独自撰写书稿，一方面又多次详谈他所熟知的首义掌故，并悉数拿出他多年搜集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我由此得知如下情节——

　　第一，70年代末期，我在广为阅览辛亥革命史论著时，曾读过《光明曰报》史学栏60年代初期刊载的署名“扬苏”“扬樵”的文章《试论自立军事件》和《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文献论略》，留下颇深印象，尤其钦佩后文占有材料的广博，但不知扬氏为何许人，曾向同道探听，也未获所以。而现在贺先生交给我的材料中，便有此二文，于是我即兴询问二文作者何人，贺老呵呵大笑曰：“扬苏、扬樵，即老夫贺觉非笔名也！”他进而解释说，60年代初，他正戴着“右派”帽子，即使摘了帽子也是“摘帽右派”，哪里够格到《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于是以夫人名义投寄文章，署名“扬苏”“扬樵”。谈及此事时，贺先生夫人杨正苏老师也在场，笑得合不拢嘴。杨老师是四川人，为清代嘉道间名将杨遇春（1761-1837，四川重庆人）后裔。杨老师数次向我谈及英武的先祖时，眉宇间都流露出骄傲的神色。

　　第二，贺先生交给我的他手撰的种种笔记，大都纸质粗劣，有的竟是60年代的香烟盒，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甚难辨识。杨老师特为解释道：“我解放前当小学教员，解放初离职，照料老贺生活。当时老贺一月90多元，两人满好过。1957年老贺被打成右派，工资减半，我又没有收人，生活很困难。1960年前后，买一本笔记本、一沓稿纸都得从牙缝里挤，没得法，老贺就到处拾废纸，捡香烟盒，充作资料卡片用。”这便是贺先生给我的一大沓灰黄色、浅黑色纸片的由来，上面记载着50年代末60年代初贺先生跋涉（这里用的是“跋涉”一词的本义，即徒步行走，因为贺先生那时没有钱搭公共汽车，多为步行）于武汉三镇间，到熊秉坤、杨玉如等首义参加者家中采访的内容。杨老师还告诉我：“反右时挨批斗，‘文革’中游街、抄家，老贺别的都不担心，就怕这些资料损失了，要我想天方、设地法保存好。我也真是这样做的，家里别的什物我都不管，唯独这些破本子、小纸片，我是一本本、一张张收藏得严严实实。现在可好了，这些本子、纸片可以交给冯老师写进书里去了，我的心愿也算了却了。”杨老师每次讲起这一话题，总是眼圈发红。贺先生在一旁却笑嘻嘻地说：“你看你，又多愁善感了吧！现在应该高兴，你保存的材料得见天日了！”

　　面对着这等来历的资料，面对着如此善良、坚毅的两位老人，我的心震颤起来，暗自决断：困难再大，也要把这本书写好！

　　我的学术工作辟有两线，一为文化史，一为湖北地方史志，而且前者为主，后者为辅，故不能以较多的时间精力投人“首义史”写作，1981-1982年，时断时续，往往是贺先生催促得急，进度稍快，否则进度甚慢。当此之际，贺老于1982年11月18日因心肌梗死辞世。第二天，省政协文史办公室通知我，我立即赶至贺家，泪流满面的杨老师握住我的双手说：“老贺的最大心愿，就是首义史出版。以后就辛苦你冯老师了！”我默默地承接了这位没有后嗣的老人的企望，此后果真加快了撰写的速度，终于在1984年9月完成40余万言的《辛亥武昌首义史》，1985年9月，以贺觉非第一署名、我为第二署名的该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该书获武汉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我先后给杨老师送稿费、样书和奖金时，因无子女而晚景尤显凄清的杨老师总是喃喃地说：“老贺，老贺，您地下有灵，也该安心了！”

　　应当说明的是，1984年成稿、1985年出版的《辛亥武昌首义史》的文本，1982年逝世的贺老未及亲览。虽然在写作中我曾就一些问题与贺老磋商，但不一定都取得一致意见，而我便先依己见写出再说，本拟留待全稿完成后再同贺老逐一讨论，而因贺老骤逝终于失去这种机会。现在读者看到的《辛亥武昌首义史》的若干论断，如湖北革命团体的肇始应为花园山聚会，而并非之后的科学补习所；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时间为1911年10月9日，并非10月8日；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程正瀛，而并非熊秉坤；1911年10月10日率先起事的是城外辎重队，而并非城内工程营；早在1911年4月至6月，党人已有举黎元洪为都督之议，首义后黎任都督并非纯属偶然，等等，均与贺老意见相左。这些结论是我广为占有各方材料，加以比较分析之后获得的，虽与贺老一向观点有别，也只能依“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宗旨处置了。相信贺老在冥冥之中，会理解这种做法。

　　在与贺先生交往的两年间还逐渐得悉他的生平。现以《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的《贺觉非传》为线索，结合自己的见闻略记其事迹。

　　贺觉非（1910—1982），字策修，湖北竹溪县丰溪人。幼年喜读史部，后入武昌中华大学，未毕业即任武昌三楚中学历史教员，不久入中央军校10期学习。1934年，随军委会参谋团入川，任参谋团政训处科员。后调刘文辉部，1940年随军入西康，沿途留心考察形胜人文，成七言绝句百数十首，对山川隘要、民生疾苦多有记述。后又博征文献，撰《西康纪事诗本事注》一卷，重庆史学书局出版。次年任理化县县长。实地勘查山水物产，探访藏胞、高僧、老吏，搜集民俗轶闻，又遍读四川地方志，于1944年修成《理化县志》。足见贺先生探访、记载地方史事的努力，始于青年时代，这是对中国史学一种优良传统的承袭。贺先生1949年后成为辛亥武昌首义史料捜集整理最有实绩者，确非偶然。

　　抗日战争胜利后贺先生回湖北，任汉口市政府秘书、三民区区长。1947年任竹溪县县长。1949年任新编118军少将高参，随军到成都，参与筹划该军起义。118军起义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贺龙、王新亭、胡耀邦曾宴请118军军长邓锡侯等高级军官，贺先生在座。80年代初，贺先生与我闲谈时说，当年在宴会席间，贺龙在得知贺觉非的姓名后，专门走到他身边，拍着贺先生肩膀说：“老弟，姓贺的不多，你要好好干！”贺先生还几次对我说，1949年成都宴会上的国共两方面人物，如邓锡侯、贺龙、王新亭等，均已作古，现今在世的只剩胡耀邦同志和贺某人了。贺老为此不胜唏嘘。他十分感佩耀邦同志主持中组部时平反冤狱（包括改正右派）的雄才大略，几次对我说，“首义史”印行以后，一定要赠送耀邦。但贺老终于在"首义史”成书之前仙逝；1985年《首义史》出版后，我也曾经想到赠书耀邦同志，以了却贺老遗愿，但因朝野远隔，不便打扰而搁置下来。耀邦同志又于1989年辞世，贺老的赠书意愿终成永远的遗憾。

　　1950年初，贺先生参加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3年结业后回武汉，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研究员，这是对起义人员的惯例安排，而贺先生认为自己正当盛年，还可做些实事，于是主动争取到中南工农速成中学、华中师院附中任历史教员。1956年，贺先生被邀为省政协第二届委员，受命捜集整理辛亥武昌首义资料，由此开始他孜孜不倦的辛亥首义史研习工作，遂有前述种种事迹及80年代初与我的一段忘年之交。

　　1977年以后，贺先生相继担任湖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北省委委员、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省地方志编委会编委、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武汉地方志编委会编委、省志人物志顾问。值得一提的是，贺先生以丰富的修志经验和渊博的湖北地方史知识，对湖北省、武汉市地方志的修纂工作多有贡献，这是省市方志界的一致评价。贺先生编撰多年，原拟作为"首义史”附录的《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下两卷，经王岐山整理，1983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省地方志办公室刊印其所撰《辛亥湖北人物传》。惜乎这些著作连同《辛亥武昌首义史》，都是在贺先生作古之后方陆续面世的。但这位诚挚勤勉、放达乐观的老人以心血投入的武昌首义资料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以其切实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必将随辛亥首义这一光辉的史事一同为后人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