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尽瘁辛亥首义史的贺觉非先生

冯天瑜

　　湖北是声色壮丽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舞台。这里曾经是林则徐义无反顾地推行禁烟运动的起始处，太平军与湘军反复较量的“四战之地”，洋务派后期巨擘张之洞实施“新政”的基点，自立军起义并遭屠戮的所在。当人们历数湖北近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时，都不会忘记，20世纪初叶，反清革命运动曾在这个省份风起云涌，省垣武昌爆发结束中国两千余年专制帝制的新军起义，将以孙中山为旗帜的奋斗多年的革命运动推向高峰。武昌首义作为辛亥革命的一个关键环节彪炳青史，它从酝酿、爆发、扩展到失败的历程，相当充分地显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若干基本特征，因而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典型案例，为众多中外史家所关注。同时，这段史事浓郁的地方人文色彩，对热爱乡邦者尤具魅力。三烈士纪念碑、彭刘杨路、首义路、首义公园、起义门、阅马场湖北军政府旧址、拜将纪念碑、蛇山头黄兴铜像是我这样的“老武昌”从幼年时代起便经常流连徜徉的处所，时至壮年，每当重游首义胜迹，仍然会激起异样的热情。至于首义先烈的故事，连同其中包蕴着的爱国主义和民主精神，则通过前辈的讲述和书本上的文字，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养着吾侪心田。与辛亥武昌首义密切相关的张之洞、吴禄贞等人物的思想行迹，也对我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正是上述一切，培植了我对辛亥武昌首义及前后史事的拳拳情怀，并驱使自己从致力史学工作之始，便有意探究这段悲壮而又曲折多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期还产生过用小说形式表现辛亥武昌首义的设想，并曾形诸文字，终因自忖短于形象思维而没有继续下去。

　　正当我在寻觅钻研辛亥武昌首义史的升堂人室之径时，经由先父的朋友张云冕先生介绍，于1980年初结识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料捜集整理工作的贺觉非先生。

　　岁月的流逝，已经模糊了初识贺先生具体场合的记忆，但贺先生的风趣谦和、谈锋甚健使我们的首次会面立即变得亲切融洽，这一印象则鲜明如昨。他同我交谈几句后，便操着竹溪乡音大声说：“我知道你，你是华师一附中的高才生。”此时我才得知，时年七十的贺先生曾经是华中师院一附中的历史教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当阳县草埠农场劳动；而我恰恰在该年进人华师一附中念高中，长期以来没有听说过贺先生其人其事。若非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的因缘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逢，则几乎同这位老师失之交臂。

　　贺先生接着说，他已从张云冕先生处得见我撰写的有关武昌首义的论文，以为所见略同，并笑着说：“吾道不孤。”贺先生还兴味盎然地讲述他自50年代中期以来受湖北省政协委托，广为接触首义老人，搜集整理辛亥武昌首义史资料，主持编辑《辛亥首义回忆录》1~4辑的情形，特别绘声绘色地谈及他与李西屏、李春萱、熊秉坤、张裕昆、杨玉如、耿伯钊、李白贞等武昌首义参加者交往的细节。我则回忆起，耿伯钊是我们家的老邻居。我小时候见过耿伯钊身披黑色斗篷，手执拐杖的挺拔军人气度。贺先生说，耿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晚境悲凉。贺先生感慨道："现在首义老人只有赵师梅、喻育之硕果仅存了，而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首义老人健在者居于武汉市的，不下600人，我与他们几乎都有程度不等的交往。”以后我得知，贺先生还同首义老人的子女辈建立深厚友谊，辛亥后裔们常到贺老这里询问老辈往事’贺老则诱导他们回忆老辈行迹，鼓励他们捐献辛亥革命文物，提供有关文献。70年代末、80年代初，贺老成为辛亥后裔聚会、交流信息的枢纽。而且，长期以来，贺先生还是向省里反映首义老人及其亲属苦衷和要求的桥梁，并为他们解决过不少实际困难。今日，许多辛亥后裔成为省、市、区各级政协委员，或民主党派各级负责人，他们的意见比较容易“上传”了，而在80年代初期以前，自身处境并不好的贺先生为辛亥老人及其后裔所做的种种工作，尤其值得缅怀。

　　大约经过两次商谈，贺先生与我便达成合作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的共识。此前，贺先生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系，并将自己撰写的“首义史稿”文稿交给该所，拟与之合作撰成“首义史”。但时间过去一年有余，尚未从近代史所获得明确回应。自感来日无多的贺先生决定另觅合作者，并拜托我去北京，从近代史所取回他的文稿。约在1980年年末，我专程赴京，造访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这是我第一次前往近代史研究所，由此结识丁守和、王庆成、耿云志、张海鹏、杨天石、王岐山诸君。

　　近代史所有关同志对长期搜集整理辛亥革命史资料的贺先生都怀有敬意，但他们又明确表示，贺先生的文稿，是一种随感式写法，不具备一部史学专著的修改基础，需要整个重写。而近代史所诸人正忙于“中华民国史”的写作，难以抽出力量改写“首义史”。近代史所诸同志很支持我与贺老合作，但他们善意地指出：“改写这部文稿，其难度可能比自己单独写一本书更大。”近代史所还派时任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的王岐山带领我到北京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查找辛亥革命史资料。记得岐山有一辆当时比较难得的自备摩托车，他驾驶摩托车，我坐后座，奔驰于近代史所、北京图书馆等处之间，历经数日。1995年秋，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的王岐山来武汉大学主持建设银行“行长班”开学典礼，与我约见，忆及10余年前的这段往事，追怀辞世的贺先生，颇多感慨。

　　1980年底返回武汉以后，我婉转地向贺先生报告近代史所对他的文稿的意见。正当我于吞吞吐吐不便措辞之间，已经明白意思的贺先生十分坦然，没有流露些许不快，他笑着说：“是的，是的，他们的意见不错。我的稿子，只是一些‘砖头瓦片’。如何建造房子，得靠你的学问才力。你不必有顾虑，只管重起炉灶，另写就是。”贺先生的此等襟怀，赢得了我对他较深一层的尊敬。我们的合作，也就十分愉快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