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中华文化的地域分野(2)

　　自春秋以至战国，大体形成六大文化区——三晋、齐鲁、秦、荆楚、巴蜀、吴越。六大文化区地理范围大约包括秦长城以南，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另有历史地理学者另分六区：黄河中游区、黄河下游区、江汉区、长江三角洲区、赣粤区、陇东塞外区，即所谓“六瓣梅花形”，汇聚成华夏文明。

　　当然，文化区并非静态、凝固的空间存在，而是因时演变的。一般而言，构成文化区的自然因素变化较慢，社会、人文因素迁衍较快。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在论及文化中心转移的态势时说：“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祖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王夫之常用“天气移于南”“地气南徙”诸说法，而他所谓的“天气”“地气”，显然并非专指自然之气，而是自然、社会、人文的综合，更多地包蕴社会、人文因素。事实上，自从具有理性的人类介入，造成文化世界，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变化往往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运动，仅以各地土壤肥瘠的变迁而论，便深深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印记。曾被反映周秦之际状况的《禹贡》列为下中、下下的长江流域，至近古已成上上之地，如宋人王应麟说：“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至于各地风俗、学术的异动，更是古今起伏，时有更迭。这是在作区域研究时应予注意的。

　　当下我们所作的地域文化研究，在观照历史的前提下，更要着眼于当下。今日中国，北起漠河，南达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起“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东极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对领土面积约与整个欧洲相当，包括56个民族的中国做合理的文化域分，是地域文化研究的使命。

　　鉴于中国领土的辽阔和文化类型的复杂，有必要作多级次的文化域分。按照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中国首先可分作东西两部。从黑龙江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之间做一连线，东半壁是向太平洋倾斜的低度高原、丘陵和平原，季风气候使之干湿交替、季节分明，数千年来形成发达的农耕经济、繁复的典章制度和精深的艺文哲思；西半壁以草原、沙漠、高山、高寒高原为主，属大陆干旱性气候，自古以来繁衍着粗犷奔放、富于流动性和生命活力的游牧文明。东西两大文化区的互动，构成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并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无尽的源泉。

　　东部农业文化区可分为由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和西南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农业文 化亚区。中原文化亚区，自北而南又可分为燕赵文化副区、三晋文化副区、齐鲁文化副区、中州文化副区、荆楚文化副区、吴越文化副区、巴蜀文化副区、安徽文化副区和江西文化副区。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向北延展为松辽文化副区，向南延展为闽台文化副区和岭南文化副区、西南文化亚区又分为滇云文化副区和贵州文化副区。西部游牧文化区可分为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其内又分作塞北文化副区、甘宁文化副区、西域文化副区）与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

　　三、扬弃：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世界中心”意识

　　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和“无可回避的主题”，中外先哲都对这一切关宏旨的论题做过深沉的思考。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指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所著《论空气、水和环境的影响》一书，认为人的身体和性格大部分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而强调地理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古希腊最渊博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提出，地理的各种可居住性和不同的纬度有关。他创立环境地理学，认为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又是制约社会存在的相互关系体系，从而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考察的范围之内。文艺复兴晚期学者、法国人让·博丹认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表现了人文主义者对地理因素与人文因素相互关系的重视。

　　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是社会地理学派的代表。这个学派认为，国家制度和文化类型取决于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孟德斯鸠声称：

　　墨西哥和秘鲁的那些专制帝国是接近赤道的，而几乎一切自由的小民族都靠近两极。海岛民族比大陆民族更重视自由。

　　他把纬度和滨海性等地理要素视为人性与制度的决定因素。

　　将“地理唯物论”正式引入文化研究领域的是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他认为，气候、土地、食物等是文化发达的决定性因素。赋予“地理唯物论”以完整理论形态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他把人看作环境的产物，认为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其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他把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直接的生理影响；第二，心理的影响；第三，对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的影响；第四，支配人类迁徙及其最后分布。

　　中国古代也有相当丰富的“地理唯物论”内容，《周礼·冬官·考工记》载：

　　橘逾淮而北为枳，鹳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明人王士性在论及关中和川中水土与人性的关系时说，由于关中土厚水深，“故其人禀者博大劲直而无委屈之态……川中则土厚而水不深，乃水出高原之义，人性之禀多与水推移也”。

　　这些言论都强调地理环境对文化及人性的影响，与近代西方的孟德斯鸠、拉采尔异曲同工。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杜亚泉、李大钊等人在清末民初探究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时，主要便是运用“地理唯物论”的理论和方法。如梁启超1902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集译西方的地理唯物论诸说（如亚里士多德、洛克等人的言论）兼及中国古代哲人（如管子）的相关言论而阐述之，认为气候、地势之别，是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大相径庭的原因。

　　地理唯物论强调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影响，包含若干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成分。然而，把地理唯物论扩张成“地理环境决定论”，则有重大失误。首先，此论把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从特定的时间范畴抽象出来，加以无限制的发挥，因而难免偏颇；其次，此论忽视若干中介，把自然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作用加以直线化、简单化、夸大化的描述，从而陷入单因素决定论；再次，此论把地理环境全然看作人类社会的外力，认为是自然环境这种外力决定着社会的进程、左右着人性和文化的特征，陷入了“外力决定论”和 “自然宿命论”的泥淖。

　　人类历史的进程和文化的发展不能摆脱人类在时间与空间上所处的特定的自然条件。一则，人类本身是自然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要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二则，人类的生活资料取之于自然，人类劳动的对象也是自然，自然和人的劳作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财富（物质的和精神的），才能造就文化。人类的文化成就，不论是房屋、机械还是书籍、绘画，都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综合；三则，人类发展到任何阶段，都须臾不得脱离地理环境的恩惠，并不可避免地受其制约。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复归中道：既要高度重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又要扬弃地理环境决定论，坚持文化生成的主体客体辩证统一的观点。

　　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环境为中国文化提供了独立发展的地理前提，而这种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在历史上发挥过双重功能：其一，较完整地保留文化传统，获得前后递进、层层相因的延续性；其二，形成“世界中心”意识。

　　中国文化虽然与中亚、西亚的草原—绿洲文化进行过成效卓著的交流，并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采纳南亚次大陆佛教文化的精华，明清之际又与欧洲近代早期文化有所沟通，但截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文化并未经受过外来文化的根本性挑战，从而一直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统系。这种在数千年间文化统绪延绵不断，各主要文化门类代有高峰、此起彼伏的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学术界把七个古代文化（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米诺斯文明、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哈拉巴文明和中国文明）称作现代文明的“母文明”，而这七个“母文明”中唯有中国文明历经四五千年，持续到现在，未见中辍。中国文化这种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当然是综合原因造成的，但东亚大陆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隔绝机制，无疑是一个重要缘由。

　　由于中华古代文化始终是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久以来其文化的总体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这使得中国人把黄河、长江滋润的那片沃土视作唯一拥有高度文明的“化内之区”，把周边及远方则视作荒僻、简陋的教化不及的“化外之地”。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原人虽然多次在军事上被“夷狄”所征服，但由于中原人拥有高度发达的农耕经济、典章制度和艺文哲思，因而在文化上一次又一次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这无疑一再强化华夏—汉人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即或在武功上暂处劣势，也仍拥有通过自己的声明文物“光被四表”的信心。

　　中国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其文化又长期高于周边地区，这使得华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段养成一种“世界中心”意识。由于古代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外薄四海”，处在“四夷”之中，故自称“中国”，与“四方”对称。华人自古不仅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还是世界主体。明末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说：“中国人认为，他们的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的边缘接壤的。”外人的这一评说，大体上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疆域地理观念。

　　认为本民族生活在世界的中心，并非古代华人独具的观念，许多古民族都有过类似看法。法显在《佛国记》中指出，印度人自认本国为“中国”（世界中心之国），而将包括在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视作“边地”。此外，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都曾将自己的国度看作世界中心。不过，由于中国远离其他文化圈，保持封闭状态历时特别久远，因而这种自认处于世界中心的观念也保持得格外强固、悠长。战国以降，中国人的“九州”观、“天下”观、“四海”观渐有变更，但直至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把自己的国度看作世界的主体和“天朝上国”，外域不过罗列着若干“蕞尔小国”“蛮夷之邦”这套见解，在中国古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体现得十分鲜明。

　　中国人自认处于“世界中心”，并非单指地理位置上的中心，还尤其指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汉代扬雄在界定“中国”这一概念时，便强调因其政治—经济要素而赢得中心地位：“或曰，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这就把“中国”视为文明的渊薮、世界的中心。

　　此类意识在中国人心目里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古代中原人一向以“礼仪之邦”自居，认定“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在他们看来，一切不知“礼”、没有文化的外域人都非“蛮”即“夷”，理应如众星拱月、百川归海般地聚向中华帝国。“万国来朝”正是自认居于世界文化中心的华人的理想境界；“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表明华人乐于以文化布道者的身份，将教化充溢于中国，进而扩及野蛮无文化的四面八方。

　　自认文化领先并雄踞世界文化的中心位置，是中国人的一个古老信念。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国人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艰难地开启了探索现代化进程的步伐。直至近现代，只要出现某种内外条件，有些国人还会油然再生自居“世界文化中心”的幻觉。这是需要我们自警自戒的。

　　在言及中国文化的地域性时，应当申述的另一要义，是中国文化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磨合而成的，表现为一种兼收并蓄的宏阔气象、对多元文化“有容乃大”的统摄与综汇。诸如晚周南北文化的交合，成就了战国文化的空前辉煌；汉唐中原文化对西域及周边文化的吸纳、魏晋南北朝诸族文化的融会，以及此后多次民族文化及地域文化的沟通，加之对南亚佛教文化的采借与再造，成就了以宋文化为代表的中古文化高峰；元、明、清更将多民族国家的雄伟格局奠定，而多元一体的文化政策的确立，则是其文化保障。

　　今日异彩纷呈、生机盎然的中华文化，是诸地域、诸民族的共同创造，是文化的“多”与“一”互动的结果。这种和而不同、刚健自强的文化机制，是中国作为一个广土众民的泱泱大国长久地屹立在世界东方的重要原因。

　　本文选自《地域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