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中华文化的地域分野

辛亥革命网 2020-05-11 09:16 来源:地域文化研究 作者:冯天瑜 查看:

笼统地界定中国文化,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做法,此类做法有碍于人们从共相与殊相辩证统一的高度把握中国文化,不利于开掘中国文化无比丰厚的内蕴。

  中国是一个文明传统悠久深厚的国度,又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其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均呈现婀娜多姿的状貌,因而切忌作简单化的描述与概括。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把中国文化看成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谭先生的这一论说显然是有感而发的,因为笼统地界定中国文化,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做法,此类做法有碍于人们从共相与殊相辩证统一的高度把握中国文化,不利于开掘中国文化无比丰厚的内蕴。

  要想获得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必须纠正空泛、粗疏的学风,多做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方能为综合与抽象提供坚实的基础,而此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中国文化加以分区考析。应当说,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宏富的遗产。

  一、文化生态与地理人文

  人类创造文化依托的生态条件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四大因素综合而成。文化是人类在自然、经济、社会、政治诸生态因子综合的基础上做出的能动创造。文化与其生态基础之间,既有依存关系,又保持着相对独立性。文化生态由自然要素与社会—人文要素综汇而成,自然要素包括宇宙的、地质的、气象的、水文的、地文的、生物的等方面,它们共同组成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石——“地理环境”。

  黑格尔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由地理要素构成的“自然的联系”,也即文化生成的空间条件,是民族精神“表演的场地”和“必要的基础”。人类是在与地理环境互动的过程中进行文化创造的,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是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水准也参差不齐,因此,各地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这种由地区多样性导致的文化多元倾向,与文化“大一统”倾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显著特点。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但中华文化的策源地又绝不限于黄河流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证明,180多万平方公里的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岭间,都有悠久的文明史。

  自殷商起,中国正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先民的活动地域愈益扩张。商人最早居住在山东半岛,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在商朝第十代君主盘庚的率领下,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徙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商人的居住中心转移到黄河中游。

盘庚时期殷商都城(复原图)

  周人崛起于陕甘高原,又在泾渭平原得到发展,进而向东挺进,克殷并经营洛邑,从偏处西土的部落发展为雄视中原的王族。

  秦汉以后,各区域文化融合为汉文化;经继续开疆拓土,实行民族交会,形成广土众民的大帝国;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发展,奠定今日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领域广远,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敞,是一种足可创造恢弘文化的博大空间,为中华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宏阔的天地。

  中国处于北半球,大部属温带,亚热带区域也不小,最南部伸入热带,最北部伸入亚寒带,占有相当完备的气候带,提供了农业经济多样发展的地理基础。如秦岭淮河以北成为以小麦、粟米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秦岭淮河以南成为以稻米为主要农作物的水田农业区。又由于降雨量的大势是东部充沛而西部稀少,这是东部为农业区、西部为游牧区的自然基础。中华文化内部的南北之别、东西之异,正植根于这种与地理环境有密切依存关系的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

  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因其腹地开阔,南北东西各路相激相荡,北方的孔墨与南方的老庄既相批判又相吸纳,西部的商韩与东部的管邹则互为应援,呈现区域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局面:

  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多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而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中心多有转换,大体沿着自东向西(从河洛到关中),继之又由西北而东南的方向转移。从王朝的中心——七大古都——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和北京的迁徙轨迹中,可略见端倪。七大古都散布于中华大地的中西南北东,以宋代分界,此前中国都城主要在东西轴线上流转,此后主要在南北轴线上移动,然其位置的更替,透露出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政治集团的更迭、民族关系的弛张,隐含着文化生态的规则与意义深远的历史机缘。

  殷商以来,黄河中下游,即中原一带,是全国最富饶的区域,又接近王朝版图的中心,是兵家必争之地,把握中原意味着把握住天下,因此,从殷周至隋唐,国都始终都在中原徘徊。汉唐以降,由于西北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和东部地区富庶程度的提升,都城有东移倾向。从北宋开始,契丹、女真等半农半牧或半农半渔猎民族兴起,农耕民族与游牧、渔猎民族冲突交往的重点区段已由长城西段转至长城东段,河洛已丧失控扼天下的地位。宋室南渡后,长安、洛阳、开封都已不具备昔日制内御外的强劲功能,以至元、明、清三朝,国都与黄河中下游无缘。

  与此同时,南方也在历史的流转中逐渐崛起,以晋唐、两宋为关键时期。唐代已有“赋出天下,江南居什九”之说,宋代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明代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谣,显示出南方开发面从长江下游上溯中游的深度拓展。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来了文化中心“由北而南”总趋势上的改变。

  从商朝开始,中华先民就开始了黄河以南的开发。春秋战国时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在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并起,直追中原。汉唐以降,中原王朝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迫,不断向南拓殖。南方优越的自然禀赋和广大空间,为其南向发展提供了条件。西晋末“永嘉之乱”、唐中叶“安史之乱”、北宋末“靖康之变”,都导致大批中原人南下,加速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闽浙沿海及云贵高原的开发。

  明清至近代以来,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向东南转移,东南沿海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能量发散中心。同东南沿海相比,近代中国的北方和西北较为落后、保守,而长江中游诸省,尤其是湖北、湖南,正处在较开化的东南与较封闭的西北的中间地带,成为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漩涡中心。

  就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而论,确乎是发端于东南沿海,而收功于华中腹地,进而又推向华北、西北、东北,又由华北、西北、东北推及全国,呈现一种“东方不亮西方亮”,此起彼伏、不平衡的发展状态。这也正是一个幅员辽阔、地理环境繁复多样、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东方大国的特色之所在。

  二、“画九州”与文化域分

  中华先民很早便在东亚大陆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国家,并对这片国土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状态做过真切的分区把握。成书于晚周的《左传》,在“襄公四年”对于大禹“画九州”传说的记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沿袭此说,周秦之际的《禹贡》简练而准确地描述当时的国土——“东渐于海,西 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对纵横于东亚大陆的广袤国土,《禹贡》分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并对每州的土壤作出分类和等级划分。而土壤分类和等级划分,实际上是对农耕文明国度所作的经济、文化水平的地区等级判定。其他古籍之“九州”与《禹贡》略同,又各有差异,反映了不同时代域分的区别。如《周礼·职方》有幽州、并州,无徐州、梁州;《尔雅·释地》有幽州、营州,无青州、梁州;《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幽州,无梁州。“九州”约略反映了春秋末期以来中华先民栖息生养的地理范围的行政区划。

  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有始览》对九州的地望有较具体的划分,大体与晚周列国对应:“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尚书·禹贡》及《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所划出的“九州”,大体上包括燕山山脉以南、五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区间,面积在300万平方公里左右。这是自上古以来中华先民所着力开发的地段,在同期的世界文明古国中,领域的辽阔罕见其匹。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三分之二,盆地和平原约占三分之一,山川纵横,气象阔大。其地域特征如楚文化专家张正明所称:北方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方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此说暗合梁启超对南北自然风貌、文化精神大相异趣的描述:“北峻南孊,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僿南华。”这种关于区域文化特征的把握,既着眼于自然环境之分,更观照了社会生活、人文传统之别。

  此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当时南北东西各地的物产和人文特色有传神的描绘。西汉末年学者刘向则将汉朝全境划分为若干区域,丞相张禹又令僚属朱赣按区域介绍风俗。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集上述之大成,并记录各地风俗,绘制出文化地域特征的生动画卷。以《汉书》为端绪,历代正史皆设地理志,以各朝疆域为范围,以政区建制为纲目,分条记述山川、物产、风俗,形成文化区域研究的良好传统,奠定了我们今日理当深入开展的文化区域研究的前进基地。

  中华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成形:东临沧海、山海兼备的齐鲁文化歧异于处在“四塞之地”的秦文化;地居中原的三晋文化不同于南方的楚文化;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游、中游、下游的羌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各有特色。至于在湿润的东部发展起来的农耕文化与在干燥的西部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更是大相径庭。

  今之地域研究涉及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文化区”。作为文化的空间分类,文化区由自然、社会、人文三重因素所决定,三者在历史进程中综合成某种地域性文化特色。古史专家徐旭生提出中国远古部落三大集团说:西北的华夏集团(黄帝、炎帝、颛顼、舜、祝融等族),东方的东夷集团(太昊、少昊、蚩尤等族),南方的苗蛮集团(三苗、伏羲、女娲等族)。

  跨入文明门槛后,东夷和苗蛮渐有汇入华夏的趋势,组成中原文化。与又殷人和周人所代表的中原文化相并列;楚人在长江流域发展楚文化,使中华文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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