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运动的第一电、第二电、以及民国五年元月始旦檄等(3)

辛亥革命网 2020-04-26 13:48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李开林 查看:

1915年12月云南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爆发时,向袁世凯政府和各省军政官员拍发了蔡锷领衔五人联名的23日漾电、24日敬电、25日有电。

  二档案馆《护国运动》由于没有原件,其183页收录的“唐继尧蔡锷等声讨袁世凯背叛民国帝制自为通电”,落款是“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军政全体同叩”,而且电文缺乏日期代字“有”,也没有写明是否盖印。书的编者注释:“此件无年月日,据内容推断,当为1915年12月25日”,电报没有日期代字,靠编者推断为25日。这是25日北京电报局收报时翻译电文的原件吗?不是。如果北京、南京、或者云南的档案馆找得到电报的原件,也不至于收录1916年1月25日《云南公报》发表的改动过领衔人名字的这一篇。

  1915年12月26日《时事新报》刊登北京专电,内有“昨日政府又接到云南第二次通牒,要求速杀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方、袁乃宽等,以谢天下。并限于二十四小时答复。”反映出北京政府接到过“第二电”和唐任漾电,因为这两份电报都是通牒,都提出了对梁士诒等帝制祸首明正典刑。

12月26日《时事新报》云南第二次通牒要杀帝制祸首

  7、唐任漾电拍发时间在12月25日

  12月25日这天云南拍发电报增加了一个戏剧性变化,那就是唐继尧的领衔问题。三天来唐一直是排在电报落款的第四位,当蔡锷领衔的讨袁“有”电拍发之后,以唐继尧领衔的“唐任漾电”也出现了。

  把蔡锷领衔的“第一电”和“第二电”内容修改汇总,由唐继尧领衔拍发,符合梁启超与蔡锷在天津密谋的本意。梁启超拟稿的目的就是供云南使用。只要唐继尧不阻止讨袁,就尽量把唐继尧的名字列在通电中,就像刘显世尚未反袁就把刘显世名字列在通电中一样。

   唐继尧为什么这时愿意领衔拍发电报呢?因为连续两天自己不便于阻止反袁,而自己的姓名已经列在了漾电、敬电和有电的落款中,已被绑在了反袁的战车上,没有退路,今后要想推卸责任讨好袁世凯,恐怕是没有指望了。另一方面,当时云南军民革命情绪激昂,听蔡锷讲各省都要反袁似乎已成定局,反袁不仅成了无上光荣的事情,而且觉得夺取胜利已是指日可待。那么,首义第一功的桂冠应当给谁戴呢?唐继尧见猎心喜,要抢首义第一功,所以对于此前蔡锷领衔拍发漾电敬电有电造成的影响,唐就要采用各种新电报和文告加以冲淡、淹没。

   任可澄把蔡锷领衔拍发的23日漾电和24日敬电焊接起来,作了一些修改,删掉其中“或谓因强邻之责言……瓜分之祸更酷”一段约170字,并把“乞以二十四小时赐答”改为“乞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焊接起来的这份电报以唐继尧任可澄两人名义再拍发一次,落款日期仍写为“漾”,这就是后来被云南炒作得震耳欲聋的“唐任漾电”。

  1915年12月25日《共和报》刊登了唐任漾电: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袭,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蕴,良可寒心。窃唯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籍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逼,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腐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方、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焕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爱国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矣。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胆肝,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零涕,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25日在拍发这篇唐任漾电的同时,云南还以蔡锷戴戡名义向袁世凯拍发了日期代字为“敬”的一份电报,内容是“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电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注:《致袁总统敬电》,载《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军政文电》中,二。】。这通电报应当是得到蔡锷首肯的,蔡锷入滇终于达到了促使唐继尧领衔拍发反袁电报的目的。

  二档案馆 《护国运动》第181页,收录了外交部云南特派员公署保存的唐任漾电的手写件,落款是“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云南巡按使任○○叩。漾。印。”,文末的“印”字是用毛笔写的,没有盖将军署和巡按使署章,也没有盖唐和任的私章。这篇手写件的边上还写有批语:“此电已于二十三日午后十一时拍去”。这是拍发时的原稿吗?任何官员向中央发文都要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如果云南督署秘书官员在电稿中因讲究避讳,不写唐继尧任可澄的名字而只写唐○○任○○,那么送交电报部门后,那些无职无权的电报员居然敢于不避名讳,在拍发时擅自添加“继尧、可澄”的名字吗?这哪里是电报员拍发时的原稿?这份唐任漾电,肯定不是云南督署向北京拍发时使用的原稿,更不是遵照政事堂要求经唐任签名盖印后邮寄北京的公文,而是护国运动爆发之后,云南为存档而制作的避讳了唐任名字的抄件。

  抄件上的批语:“此电已于廿三日午后十一时拍去”,对于拍发时间没有说老实话。因为按照唐继尧在护国运动后编造的“五次秘密反袁会议”的说法,12月22日是召开所谓第五次会议的时间,既然开会已经敲定了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23日就只剩拍发电报这一件事,没有新的问题需要开会了。

  公元1915年12月23日,是阴历11月19日,又是冬至节令,一年中白天最短的冷天,午后七点钟昆明的天已经黑定了,这天又是周末星期六。拍发漾电这种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措施,不在白天上班时候拍发,而要等到下了班并且天黑之后才来熬夜,有什么道理?昆明的耀龙电灯公司已经开业几年,发电量较小,虽然督署可以得到通宵的照明用电,但当时的云南人还是没有熬夜的习惯。

  把“第一电”和“第二电”两篇现成的稿子焊接起来再删去170字,不需耗费要多长时间就可以改写成这份唐任漾电稿,而督署和电报局,没啥事情还要熬夜,熬呀熬呀,天黑熬了四个小时之后的11点钟才拍发唐任漾电,这种做法太奇葩了吧!为了谎称唐任漾电是23日拍发,就在那份纸质抄件上批注“此电已于廿三日午后十一时拍去”这句话,真是弄巧成拙。

  梁启超在护国运动后把报纸上刊登的第一电、第二电、“有”电等几份电报,收录进《盾鼻集》,只做了少量修改,把落款的署名恢复为拟写原稿时的唐任刘蔡戴,并把通电中的“£”符号也恢复为原稿的“继尧”,而对于惩办帝制祸首十三太保中漏列的雷震春姓名,却没有恢复进去,仍保持报纸刊登的十二人姓名。“即日宣布独立”一句也没有进入“有”电的文章里去,便于读者对照报纸阅读时不产生歧义。

  8、北京政府的态度

  北京政府12月25日既收到声讨袁世凯的通电,又收到唐任漾电,声讨袁世凯的通电是公开反抗,其火药味比唐任漾电还要浓厚,然而,袁政府只针对唐任漾电进行批驳,其原因不难理解。唐继尧任可澄掌控着云南军政大权,北京政府觉得急需解决云南问题。对蔡锷领衔的声讨袁世凯通电不予理睬,一是认为蔡锷离开工作岗位已无实权,可以慢慢收拾,二是漾日和敬日北京两次拍电报规劝过蔡锷,再劝也无用。各省军政官员表态的通电,也是跟随袁政府的口径一致反对唐任漾电,对于连续三份通电的领衔人蔡锷不去纠缠。

  1916年1月6日上海《时报》刊登北京来电:“南方各领事消息,谓并无不忠政府之象。两广已派兵赴滇,则此两省已属可靠。冯国璋亦有长电来京陈平乱之办法。四川官电称滇省暂时与政府断绝关系。此次之主动人为蔡锷,唐继尧任可澄几为蔡锷所禁锢于省城中。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甚安静,颇忠于政府”,“云南于二十六日宣言暂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并不宣言独立”,“二次革命之失败,足以为此次乱事之先例,其实不足惧也”。

1916年1月6日上海《时报》报道云南并不宣言独立,各省颇忠于政府

  政事堂为了控制大局,希望各省不要跟随云南反对帝制,要求各省军政官员对云南乱事表态,于是云南的军政大员就成了靶子,这是北京政府为什么点名批驳唐任漾电之首要原因。

  其次的原因是政事堂对于云南乱事想进行冷处理,既公开批驳又大兵压境,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使危机消弭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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