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

　　第二，建立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这些民主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制、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也有别于苏联的一党制和联邦制。与此同时，还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坚定不移的方针确定下来，强调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的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现在，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它既保证了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落实，又保证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效率高等优越性的发挥;既妥善处理了法律前瞻性与可行性的关系，又解决了国家发展中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从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法制保障。

　　第三，开展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系列社会稳定工作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政权的巩固，没有政权的巩固就没有民族的复兴。新中国自成立之始，针对国民党撤离大陆时留下的大批特务、正规军分散为匪，捣乱破坏、组织暴动的猖獗活动，进行了大规模剿匪斗争，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了人民政权的长治久安。随后，又针对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发动的武装叛乱，进行了平叛斗争，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结束了十年内乱，恢复并连续30多年保持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在此期间，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分裂活动，也发生过局部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和打砸抢烧事件。对此，党和政府依靠人民群众，坚决予以平息，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在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出了一系列指导和引导社会和谐稳定的理论、方针、政策，如正确区分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等等，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4］（pp.284，361）

　　第四，培育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民族精神和社会风气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普通群众无权参与社会事务，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对社会变革也往往表现淡漠，被人讥为一盘散沙、麻木不仁。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里，通过自己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改变了这种精神面貌，焕发了热爱国家、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形成了关心集体、团结互助、遵守纪律、争当先进的社会风气。取得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将这种在根据地培育的精神和风气传播到各地，又通过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运动、“一五”时期建设，以及学大庆、学大寨、学雷锋、学王进喜、学焦裕禄等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的活动，使之进一步融入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新风尚。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又通过开展两个文明建设、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全社会进一步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无私奉献、助人为乐、廉洁奉公、爱岗敬业、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风气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在新中国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广大共产党员总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人民群众做出表率。所有这一切，促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了一种昂然向上的精神状态。

　　第五，坚持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不间断的执政党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工人阶级政党性质所决定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内部没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也就不会有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派别，不需要照搬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但这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由谁监督共产党。针对这种问题，中国共产党早在根据地建政时期就提出，“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①;“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6］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在对党的各种监督中，“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7］为了加强对共产党的监督，他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结束后，决定保留八个民主党派，并实行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8］

　　党从执政的第一天开始，为了防止改变颜色，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问题，还不断开展党内整风，力图通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吸收新鲜的血液，排除肌体的毒素，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以及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纠正过去整风中实行的“左”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政治运动的方式;另一方面，继续强调要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面貌”，告诫全党要警惕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打“没有硝烟的战争”，要牢记“两个务必”，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并接二连三地开展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活动。这些加强自身建设的措施，在其他执政或执过政的共产党中是很少见的，但对我们党经受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对外开放考验，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说明，中华民族要复兴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不腐化变质。

　　第六，构筑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新中国一成立便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定站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边，积极发展同尚未建交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民间外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广泛赞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事关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从不妥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下决心研究制造了“两弹一星”，为和平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安全环境。上世纪70年代，中国调整了外交工作的战略，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党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作出了新的判断，并改变了一度实行的“一条线”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贯彻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务实合作的方针，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一切，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相对安全和宽松的外部条件，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始终处于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自从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后，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说:“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8］（pp.156～157）

　　他还说过:“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9］后来，他又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9］（pp.116，162）可见，在他看来，所谓中华民族复兴，就是要把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按照毛泽东的设想，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他说:“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4］（pp.251，224）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战略，党的十五大又把21世纪的头50年分为三个阶段，即头1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再用10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10］党的十六大、十七大进一步把本世纪头50年分为两个阶段，即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当中国205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就可以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了。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过去有过今后仍然会有各种艰难险阻。但历史同时告诉我们并将继续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推动者、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引路人、主心骨和守护神。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同心同德，奋力拼搏，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