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桐《革命之首领》文本探源(3)

　　勒庞强调，在领袖领导群众、成就事业的过程中，信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说，“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点也不假。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因此，说服群众、建立群众的信仰是领袖的首要任务。领袖要说服群众，就要利用领袖的“名望”，利用断言、反复、传染三种方法，使群众对于领袖宣讲的主张坚信不疑，全盘接受[18]87-100。田桐基本上依照勒庞的思路来阐述建立革命信仰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信仰的方法。他强调，要使革命组织有战斗力，必须培育革命党人对于革命的信仰心。“信仰心发生，则革命党成立，信仰心动摇，则革命党内乱，信仰心倦怠，则革命事业停滞，信仰心进步，则革命事业进行，信仰心强烈，则革命事业将告成功。”革命党人的信仰心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主义的信仰心，二是对于领袖的信仰心。就塑造党人对于主义的信仰来说，革命领袖必须成为传布主义的行家。田桐深受勒庞的影响，认为群众都缺乏推理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传布主义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运用讨论的方法去分析道理，而是用断言、反复、激发感情等方式，即用近乎狂热的状态，用简单明了、不容置疑的断言的方式，将自己深信的主张、结论、主义，反复宣讲，反复夸张，“启发多数之心理”，并“利用模仿性”(即勒庞所说的“传染法”)，使大众“入于激昂之程度”，对于领袖宣讲的内容深信不疑，“形造一切无意识之观念”。在这一过程中，革命领袖“自身必有巩固之自信力”，对于自己宣讲的内容要坚信不疑，要以“强烈之热情”去宣讲，而“不必问其合理与否”，只有这样，才能以自己之狂热唤起他人之信念”[20]。有了党人对于领袖的信仰心，借助于领袖的威严(即勒庞所说的“名望”)，就可以形成革命领袖对于革命党人的“宰制力”，使“党徒之一进一退，悉主宰于首领方寸之中”。这样就可以“化卤莽之徒为节制之师，化乌合之众为强劲之旅”，使革命组织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往往能使有不可实行之事，获得成功的希望[20]。关于领袖对于党徒的宰制力，田桐也基本沿袭勒庞的思想，他说：“宰制权力者，以多数人之聪明材力，听命于一人，而顺从之必要条件也。首领之于分子，犹脑筋之于四肢，四肢自动，不听命于脑筋，则举动错乱，分子行动不听命于首领，则本末颠倒，盖机关活动之力全在主脑故耳。以社会学、心理学言之，凡单独个人，无论何人，自移其独立生活之状态，投入革命旋涡之中，自然服从其首领支配之下，且此等人士，性刚而躁，有与意见不合、信仰不同之人或其事件，则立时反对，加以暴虐，求其忍耐片刻，万不可得，而对于信仰中坚之首领，无不顺从，无不屈服。”[20]

　　勒庞只是说，在建立信仰的过程中，领袖的作用特别重要。他说，“无论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或一种观念，信仰的建立永远取决于人群中的伟大领袖的作用。”[18]83而田桐则强调，对于确立革命信仰而言，宣讲主义固然重要，但培育、巩固党人信仰心的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激发党人对于革命领袖的信仰心，造成一种领袖崇拜的社会心理。“综合一般党员而计之，信仰主义心不如信仰首领心之确，信仰主义心不如信仰首领心之笃，有知主义之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一唯首领之动作意志而信仰之。盖主义有意而无形，首领有形而兼有意，以其信仰主义信仰首领，不啻以首领为精神所寄托之正鹄”[20]。

　　勒庞认为，领袖要说服群众，除利用断言、反复、传染等宣传手段外，还必须仰仗领袖的名望(田桐称之为“威严”，有人翻译为“权威”)。他说，“在现实中，名望是某个人某本着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力完全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奇和敬畏。这种感觉就像所有感情一样难以理解，不过它好像与魅力人物所引起的幻觉没有什么不同。名望是一切权力的主因。不管神仙、国王还是美女，缺了它一概没戏。”[18]92勒庞将名望区分为先天的名望与个人的名望。先天的名望来自称号、财富和荣誉，也包括由科学、历史、文学等文明因素塑造的名望。个人名望则属于个人，与先天的名望并不冲突。田桐大体上接受勒庞关于威严重要性的说法以及关于先天名望与个人名望的区分，只是他将威严分为社会的威严与个人的威严，而个人的威严又分为先天的威严与后天的威严。此外，勒庞强调获得成功是领袖威严的最重要的因素，说“每个成功者，每个获得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再受到人们的怀疑。成功是通往名望的主要台阶，其证据就是一旦成功消失，名望也总是几乎随之消失。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18]99而田桐则在承认成功的事实对于确立领袖威严的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成败不足以定人物之高下，当指挥群众之首领，其过去有经若干次之成败者，则更加一种之特别威严。”④这种表述，其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孙中山领导革命，虽屡经挫折，但挫折只会使他的领袖形象更加高大，使其威严更能慑服人心。在二次革命失败，不少老革命党人怀疑孙中山继续革命的主张以及中华革命党的组建方式的情形下，田桐的说法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田桐还补充了一些《乌合之众》一书中未曾论述的内容。比如文章第二节“首领之假借”，就是勒庞未曾言及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假借黎元洪、尹昌衡、胡景伊、谭延闿、孙道仁、陆荣廷等为革命首领，以图革命之迅速进行，造成不良后果，有鉴于此，田桐强调，“革命党之首领与其全党精神必根蒂相关，浑成一气，确切而不可以假借者也”。他指出，“夫当一代之大改革，必有强固不挠之精神以副之。主体其先，客体其后，我无排除万难之决心，则敌机斯伏。因敌之生，出以平和弭敌之策，则敌愈多而愈强，弭之无可弭矣。求一时一事之便，利用不同性质、不同气类、只同目前利害之人而假借为首领，其结果必至喧宾夺主，革命党之根本势力因以丧失而灭亡矣。”[20]这是对于此后革命的警醒。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革命之首领》一文基本的思想来自于勒庞的《乌合之众》，同时为了适应当时革命的现实需要，在局部的内容上，田桐有所补充，有所调整。文章反复强调：对于革命党来说，塑造一般革命党人以及革命之局部首领对于总揽首领的信仰心，形成总揽首领对于党徒的“宰制力”，使他们对于首领“无不顺从，无不屈服服从”，最为重要。而一知半解之徒，自作聪明，不知以为知，强不能以为能，对于首领之命令无奉行命令之真心，则是革命事业“最为危险”的敌人，必须予以排除。在革命首领的诸多素质中，田桐最为强调的是持久的强固的意志[20]。其中心目的在阐发孙中山的下述思想：革命党必须是一个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达成革命党建立共和民主的奋斗目标，为此，革命党员必须绝对服从领袖。

　　孙中山强调革命党的高度统一，强调革命领袖的权威，强调必须走以党建国之路，才能最后确立共和民主，是他在惨痛的经历之后，经过认真反思而得出的认识。在近代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尚未成熟的条件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于由统治当局完成政治的近代转型不抱希望的情况下，孙中山希望通过以革命党为先天国家，由革命党建立革命的军政府，训练国民行使民权，最后由革命党还权于民，确立共和宪政，确是一个伟大的构想。显然，一个肩负这样伟大任务的革命党，其内部的组织与权力架构不能等同于一般宪政条件下的政党。在他找到民主集中制这个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之前，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试图借用米歇尔斯、勒庞等人理论来强调革命领袖的权威，希望借此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革命党，也是一个并不令人奇怪的选择。

　　辛亥之前，孙中山虽提出了革命程序论，但他重视的是革命军，对于革命党本身的建设，还不够重视，缺乏系统的阐述，中国同盟会也还只是几个革命组织“同盟”，内部组织相当松散。武昌起义后不久，“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声浪突起。对于这种要求改变同盟会的革命党性质，由革命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的主张，孙中山曾明确表示反对，但意见不为他的多数同志接受，1912年3月3日，同盟会正式改组为政党，孙中山也暂时放弃了革命程序论。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重提革命程序论，并特别强调革命组织的统一与革命领袖的权威。在如何组建一个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革命党的问题上，他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制度心向往之，1914年他也曾试图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组建革命党，但因为缺乏具体的指导人，计划搁浅了[12]48。为强调领袖权威，革命党人急不暇择，凡有利于强调领袖权威的学说，来者不拒，米歇尔斯的理论，勒庞的理论，都成了他们强调领袖权威、宣扬革命党高度统一的思想资源。米歇尔斯的理论使孙中山相信，服从领袖命令者是一切党派的共通要求，更何况承担以党建国任务的革命党。

　　孙中山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他相信自己有为国民谋福利，为国民建立共和政治的诚心，也相信他的革命同志都有此诚心：“革命党人未必皆有政治之才能，而比较上可信为热心爱护民国者。革命党以为未必无长才之士，而可信其爱护民国必不如革命党”。因此，革命党有资格充当政治能力不足的国民的“保姆”，当国民经过训练，具备政治能力之时，革命党也必定会还政于民[21]150-152。显然，革命领袖、革命党人的“爱国护民”的诚心并非革命党还政于民的丹书铁券，人们对此有所怀疑，也属正常。孙中山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不是毫无察觉，因此，他试图以五权政府的框架去设计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架构，先训练党员行使五权。但他将革命党员分为享有不同政治权利的三等，又主张革命时期由革命党垄断政权，而将一般国人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主张，难以获得一般社会大众的认可，并遭到接受过自由平等学说的新式政治精英与新式知识精英的温和派的批评，也在情理之中。

　　①《乌合之众》的译本，本文后面会提到《革命心理学》一书，笔者所见的译本有两个：一是佟德志、刘训练的译本《革命心理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是青闰的译本《法国大革命》(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张朋园：《从民权到威权——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第26页。Robert Michels的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 in der moderne Demokraite(英文书名为：Political Parties：A Study of the Oligarchi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德文本于1911年出版，随即就有意大利文、法文、英文译本问世，引起欧洲学界的强烈关注。该书的中译本，可见任军锋等译，《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勒庞的Psychologie des Foules出版于1895年，最早的中译本为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的《群众心理学》(见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译序”第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2000年来，《乌合之众》一书有多个中译本。

　　④玄玄：《革命之首领》，《民国》第6号。文中所引“成败不足以定人物之高下……则更加一种之特别威严”一句，田桐称是勒庞的话。笔者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未曾见到类似的表述，可能勒庞在别的著述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