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桐《革命之首领》文本探源(2)

　　关于孙中山强调革命领袖的权威，学界以往多强调其受中国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而对于孙中山在1914年6月15日《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及1914年7月29日《致南洋各埠洪门同志函》中两次提到意大利“密且儿”的《政党社会学》一书，并将其中阐述的观点作为政党必须听命于一人的依据，“国内学者从来未加留意”[12]27。张朋园先生慧眼独具，指出孙中山所称的“密且儿”是德裔意大利政治学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孙中山所称的《政党社会学》就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通过分析，张先生指出，孙中山由自由主义者转为威权主义者，“亦如其早年倡导革命，几乎完全是受西方的影响”②。

　　中华革命党在入党方式上要求宣誓服从领袖一人之命令，并加盖指模，受西方法庭作证宣誓、婚姻宣誓以及就职宣誓的影响，但是否完全未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还不能断定。就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强调革命党组织统一的重要性，强调领袖权威的思想而言，其主要思想资源并非来自传统，而来自于西方学说，是可以成立的。除受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外，中华革命党时期，革命党人还明显受勒庞(Gustav Le Bon，1841-1931)及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③一书的影响。这一点此前学界未曾提及，《民国》杂志第六号所载田桐所撰《革命之首领》(署名玄玄)一文[13]，就是一个显然的证据。田桐时任中华革命党湖北支部长，曾多次参加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的活动，与孙中山过从甚密，是中华革命党重要的活动家与宣传家。目前尚无证据表明《革命之首领》一文的写作系出于孙中山的授意或者指点，但也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

　　《革命之首领》全文分10节，近万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革命首领对于革命的意义，革命首领的种类及其应当具备的素质，革命首领传布主义、运用党徒的方法，革命首领的威严及其种类，革命首领对于党徒的宰制力及其对于革命事业的意义等问题。总体上看，这是一篇强调领袖权威对于革命组织、革命事业的价值的文章，是中华革命党的一篇相当重要宣传文字。此文是为孙中山强调“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5]92的思想做理论阐发而推出的。在孙中山要求党员服从领袖一人之命令的主张遭遇不少老革命党反对的情形下，《革命之首领》一文颇受中华革命党的重视，除在《民国》杂志第六号(1914年12月15印刷，12月18日发行)刊载外，很快就于1914年12月27日由《民国》杂志社另出单行本。对于此文，以前学者关注不够，少有征引。张金超先生注意到此文的价值，曾依据《民国》杂志社的单行本，就《革命之首领》涉及的人名、书名等做过注释，但他没有指出此文与《乌合之众》一书的关系[14]。

　　《革命之首领》一文的核心思想来自田桐在文中两度提及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骆本”(今译勒庞)。勒庞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出版于1895年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对照《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二卷第三章“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方法”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革命之首领》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对勒庞这一章文字的改写。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的进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进行，产业工人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霍布斯鲍姆说，“19世纪将尽之际，没有任何已经工业化、正在工业化或者正在都市化的国家，会感受不到这些史无前例、显然无名无根的劳动群众的存在。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可避免地日渐增长，而且很可能在不久之后会成为大多数。”[15]130在工人队伍壮大的同时，民主化的浪潮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铺开，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与教育资格限制逐渐松动，大众选民尤其是劳动阶级逐渐获得选举权，并成为选举中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在选民总数中占据了优势。“自1870年后，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各国的政治的民主化已势所难免。不论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民众都会走上政治舞台，而且后者也的确这么做了。”[15]96大众登上历史舞台，表明着“大众时代”的来临，这给资产阶级以及传统社会精英、政治精英所主导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一，大众与资产阶级在利益上有冲突，因此“当群众走上政治舞台追求其利益时，他们自然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切”[15]117。其二，工业化、城市化所造就的人际关系与传统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有重大的区别。由于交通与传播手段的改进，由于大型工业的出现与城市的崛起，也由于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人口的流动性急剧增加，大量的乡村人口离乡背井，就食都市。这些由乡村进入都市的人口，脱离了传统的以家族血缘与地方社群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松散、彼此区隔的人际关系之中。“个人不再是拥有明确社会地位、在一个固定的社会等级系统中有着明确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个体，日益频繁的流动性使他不得不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中承担多重且经常是过渡性的角色。在这样的过程中，个人丧失了明确的自我感以及一个更具整体性的社会所要求的一整套价值。由于缺乏一种稳定的道德框架或强有力的身份认同，个人沦落为散漫的大众之中的一个无名之辈。”[16]66其三，个人在脱离传统的人际关系进入城市，成为原子式的个人的同时，又大多成为群众组织的一员。随着民主化的铺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结社的限制松动，大量的劳工组织出现，劳动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并成为19世纪后半叶十分突出的社会现象。如米歇尔斯所观察到的，在劳工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劳工组织内部的结构以及劳工运动发展的需要，劳工组织也出现了领导层集权的现象；又因为劳工组织领袖相对于普通劳工组织成员所有的知识、能力、经验、资源上的优势，以及权力对于劳工组织领袖的腐蚀，劳工组织也出现了寡头统治的倾向[17]。越来越多的脱离了乡村社群，涌入规模日益扩大的工业城镇的城市无产者，不但逐渐获得了选举权，而且他们的组织程度越来越高，又通过这些组织经常发动罢工与游行示威，表达自己的诉求，对于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社会秩序产生了明显的冲击。而群众运动中所出现的群众对于群众领袖的崇拜，群体心理与群体行为中存在的种种失范现象，在选举权扩展的背景下，使得“当时的上流人士，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危险有深切的了解，而且一般而言，对于大众日益增长的中心地位的危险性，也有深切的了解。从事公共事务之人对此皆忧心忡忡。……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文化普遍的悲观主义……呈现了高级精英挡不住平民的感觉，说出了受过教育而且富有文化修养的少数人(也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被那些‘刚从目不识丁或半野蛮状态解放出来的人’欺凌的感觉，也表达了被那股日渐汹涌的平民文明潮流淹没的感觉”[15]109。

　　面对登上政治舞台的大众以及大众运动的发展，研究大众心理与群体行为，重新审视近代民主体制，就成为社会理论家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一些犯罪学家如西盖勒(Sighele)、塔尔德(Tarde)等不无偏见地认为，人在群体中会被大众裹挟，会丧失个人责任感，群众则时常处于醉酒状态，其行为完全为“本能”所驱使[16]70-71。而重新审视近代民主政治的人，则在大众与民主这一新课题面前，对于如何驯服群众，政党是否可以控制群众的“暴民”倾向等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提出了精英民主论。

　　勒庞在西盖勒、塔尔德等人的基础上研究大众心理，他的不少看法实质上就是对塔尔德等人观点的简化和总结。勒庞断言，随着现代科学与工业的发展，人类在创立全新的生存与思想条件的同时，传统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开始崩溃，人类将进入一个群体力量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群体时代”。在这个时代，群众的势力日益壮大，并且掌握了与他们利益相关的观念，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18]1-5。勒庞否定启蒙思想所持人是理性的动物的主张，认为应当区分孤立的个人与群体中的人。孤立的个人可能是有理性的、有道德的，但他一旦脱离孤立的状态而形成有组织的群体，就会丧失自己的个性，丧失推理能力，而成为受感情与幻觉支配的动物，他们的感情和思想会转向同一个方向，而形成群体心理。“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据了上风。”在群体之中，个人感觉到群体的力量以及群体行为责任无主的特征，会敢于发泄自己的本能，会彻底丧失道德责任感；个人受其他群体成员的感情与行动传染，易于接受暗示，“被带入一种完全无人格意识的状态”[18]6-9。他说，“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能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18]37。群体也容易接受暗示和感情刺激，“群体的信念具有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有宗教的形式”[18]42-43。勒庞认为，大众虽然“愚蠢”、“毫无天分”，但现代政治的任何体制都必须获得大众的认可与支持，因此，控制大众，获得大众的支持，就是现代政治的重心所在。“获得政治权力的关键在于能够激发群众的想象力，在自己的跟随者中激发一种宗教式的热忱”[16]73。勒庞极端否定民主的可能性，认为在群体时代，能够产生的只能是领袖的领导，“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19]25。他强调，群众的意见、情绪受到领袖的深刻影响，“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于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就人类群体而言，所谓的头领……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不知所措”[18]61-82。又说，“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他们是如此的倾向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臣服”[18]84。

　　勒庞强调群众的盲从属性，强调领袖的作用，符合当时孙中山强调领袖权威，强调党员应当服从领袖命令的现实需要。革命党人在寻求理论资源时，注意到此书，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

　　 《革命之首领》开篇就强调革命领袖对于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革命必由党而发生，党必由首领而主宰。譬之风帆之于舵，大兵之于将，得之则行，不得则危且殆，且司舵者之于舟子，将兵者之于兵家，得之则行，不得仍不免于危且殆。盖党员心理之现象，阶级有异同，知识有差别，由多数人心理之集合而来，并由多数人心理之活动以进。惟其多数也，则难于一。不一矣，则活动之力难以圆转自如。求其多数而能一致活动者，是在有为之主而默示之者耳。”这个为革命党人之主而指示其奋斗方向的，就是首倡革命之主义的革命首领。田桐大体上依据勒庞的思想来论述首领与一般分子的关系，认为一般革命分子，是受革命首领感染的具有一定的革命热情的人士。他们不必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必有独立行动之能力，能够信奉革命之主义，甘愿服从革命首领之命令即可[20]。这与勒庞的言论若合符节。

　　勒庞将首领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充满活力，但只是一时拥有坚强意志的人，另一类是拥有持久意志的人。第一类人有一身蛮勇，往往能在突然决定发起暴动、领导群众冒死犯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类人往往头脑简单，好像不能在最简单的环境下思考和支配自己的行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并成为一时的首领，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别人的观念，遵循了别人为之设计的行动路线。第二类人对于自己的信念十分执着，有持久的意志去实现自己的目标[18]82-86。田桐依据勒庞的这种分类，将革命首领分总揽首领与局部首领。他以勒庞的思想为基础，对于首领的素质或者条件进行了发挥。他说，总揽首领应当具备五种条件，即有涵盖之度量，有远到之思想，有强固之意志，有忠实之道德，有判断之毅力。局部首领则不必思想远到，智虑周密，具先见之明。这些素质会使他们对于总揽首领之主张、命令发生怀疑，从而影响革命事业之进行。局部首领需要的是狂热之性质、强固之意志，奉行命令之真心，且“以有愤慨激热，恒似癫狂之病者为适合”。即对于革命之主义与总揽首领有狂热的信仰，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能够为革命奉献一切，能够不假思索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总揽首领的命令[20]。相较于勒庞的论述，田桐明确将两类首领区分为总揽首领与局部首领，突出地强调局部首领的重要素质是服从总揽首领，不能怀疑总揽首领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