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东学子与孙中山革命领袖地位的确立(2)

　　第二阶段，互相接近。

　　到1901年以后，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双方开始互相接近了。

　　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看见会党中人“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 孙中山：《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3页。]，而三合会、哥老会首领并不可靠，认识到兴中会和会党中人多是文化知识甚少的下层群众，需要有文化的人来开导与引导。而各省派去日本的留学生，“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之士，“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他们鼓吹革命，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苏报案”使民气为之大壮，《革命军》排满言论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于是他便有意识地联络留日学生界。后来在欧洲，他向湖北留欧学生问及湖北会党情形，了解到会党在革命运动中有时会起消极作用，便对他们说：“吾辈以后当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使分头作领导人则会党之流弊可减少也。”[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严昌洪等编：《张难先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页。]孙中山还将实行革命的重任寄托于留日学生，他曾嘱托留欧学生各应努力向学，成为他日建设之人才，而奔走革命则将先用留日学生。孙中山为什么会区别对待留欧与留日学生？这是因为留学欧洲的学生大多就读著名高校，所选专业多为理工专业，优良的学习环境及所学内容的专业性，使他们能够潜心钻研技术。[《辛亥革命是一群学渣的逆袭？》。网文：“晓窗读史”2019年9月15日微头条。]而留日学生不同，他们大多围绕政治改革和教育救国等课题,选择法政及师范专业，而且有很多是读的速成班，如日本法政大学就专门办有让中国学生就读的速成科。文科学生课业压力相对小些，自然课余活动时间多些，社会活动也特别丰富，他们办报结社，无所不做，而且他们感于外界之种种激刺，因国家危险之景象，日益迫切，不忍死心塌地，消磨锐气于学问上，宁肯弃学问而不顾，专图革命的进行。[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页。]还有一批人在日本学习军事，他们也是日后武装斗争所需的干才。所以孙中山将奔走革命的重任首先压在了留日学生身上。

　　1900年11月，香港兴中会骨干尤列到了横滨，随后，他与孙中山“议定革命进行二种计划，一联络学界，一开导华侨”。尤列将其建立的中和堂改组，自任中和堂会长，使中和堂与兴中会、留学生关系日益密切，并与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戢翼翚、傅慈祥、吴禄贞等频繁往还。孙中山积极支持留学生的爱国、革命活动。1901年春，粤籍留日学生冯斯乐、郑贯一、冯自由等组织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对清政府宣告独立，会员常至横滨，与孙中山筹商进行方法，孙中山等人予以热情款待，悉心指导。当创办中国留日学生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开智录》的郑贯一被康梁的《清议报》免去编辑之职时，孙中山特地介绍他到香港充任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报》记者。在此之前，孙中山还赞助《开智录》由油印小报改为铅印，扩大影响。1901年5月，留日学生秦力山、戢翼翚、沈云翔、唐才质、王宠惠、张继、雷奋等在东京创刊《国民报》，以“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为宗旨，宣传排满革命，是留学界第一份旗帜鲜明的革命报刊，该报也得到孙中山的资助。《湖北学生界》的出版也得到过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还向程家柽透露了当时的打算：“欲东京留学生之联属（即联络、结合）二十人，以陆军十人率两粤之三合会、长江之哥老会，为起义之师。以法政十人，于占据城池后，以整理地方及与外人交涉。”此后，孙中山不仅热情接待来访的留学生，向他们宣传革命理论，还主动参与留日学界的活动，积极联系他们，分配他们革命工作。除了1900年命傅慈祥、吴禄贞负责长江流域的武装发动外，1902年嘱托刘成禺编撰《太平天国战史》，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宣传排满好资料。他还与刘成禺、程家柽等集议发动留日学界。同年4月27日，章太炎和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孙中山不仅率华侨十余人从横滨赴东京与会，而且在因日本政府出面阻扰改为聚餐会后，孙中山返回横滨召集同志多人在永乐楼补行纪念会，章太炎与留学生秦力山、朱菱溪、冯自由4人应约莅会。1903年7月，孙中山从越南回到横滨，留日学生来访者络绎不绝,“一时京滨道上往返频繁，总理所居，座客常不空也”。[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应留学生之请，孙中山于8月间在东京创办东京军事训练班 (亦称“青山军事学校”或“东京革命军事学校”)，首期报名者为黎勇锡等十四人。开班当天，孙中山向他们宣讲革命宗旨，并率诸生举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如有不遵，应受处罚！”孙中山办此训练班之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联络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分子，为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做准备，并为中国武装革命培养军事人才。此举打破了清廷驻日使馆关于自费生学习陆军的禁令。虽然因各生意见参差，半年后即宣告解散，但这些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华兴会、同盟会的骨干。

　　与此同时，留日学界在20世纪初年，由爱国转向革命，革命思想初生，革命组织刚建，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亟须一位值得信赖的领头人。而经庚子惠州之役失败后，国人已改变对孙中山的看法，不再像从前那样把孙中山辈视为“乱臣贼子”“毒蛇猛兽”，而鲜闻一般人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多同情他们，扼腕叹惜，恨事之不成。同样地，留日学生也改变了对孙中山的看法。他们读了章士钊译《孙逸仙》和金一译《三十三年落花梦》等关于孙中山生平事迹的书籍，认为孙中山是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均很丰富的人，可以予他们以理论上的指导与组织上的支持。于是，他们千方百计要与孙中山取得联系。据冯自由《革命逸史》云：“辛丑壬寅间为留东学界革命团体最蓬勃时代，留学生某等屡请总理乘势扩张兴中会，总理均以徐图机会答之。”[ 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革命逸史》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1901年夏，留日革命学生陆续到横滨拜访孙中山，见过孙中山的留学生，均服膺其思想，敬仰其人格。其中有程家柽、钮永建、吴禄贞、马君武等人。当时，孙中山在横滨，行踪甚为秘密，程家柽百计求之，不克一见。后经孙中山的同乡熟人郑可平设法，程与孙“始得辗转相握手”。孙中山向他介绍了民族、民权、民生等革命学说，程家柽“闻所未闻，以为可达其志，请毕生以事斯，语曰：欲树党全国以传播之”。[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5页。]受孙中山影响的留学生，也像程家柽一样向其他同学介绍孙中山的思想主张。钮永建见了孙中山后，对认为孙中山不过一个草泽英雄，不愿去见面的吴稚晖介绍说：“你大大的弄错了，一个温文尔雅、气象伟大的绅士”，“孙文的气概，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你将来见了，就知道了”。[ 吴敬恒：《总理行谊》，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6页。]吴禄贞不仅见了孙中山，还在1903年的武昌花园山聚会中，向参加聚会的军学两界人员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事迹，使得他们把被派出国留学视为寻找孙中山的机会，希望见到孙中山，以期其领导全国革命。

　　诚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百年以后看同盟会》一文中所言：“正如早先的宗教一样，教主寻找信众，信众选择教主。孙中山翩然而至日本，仿佛偶然，实乃必然。这不是奇妙的巧合，而是历史的选择。”[ 章开沅：《百年以后看同盟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第三阶段，众望所归。

　　到1905年孙中山重返日本时，“东京已经成为中国倾向革命的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东京一些进步刊物的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原来就是爱国学社和浙省大学堂(原求是书院)学潮中经过磨炼的先进分子，如江苏的柳亚子、黄宗仰，《浙江潮》的孙翼中等，而作为《民报》前身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创办人田桐、宋教仁、陈天华等，其背景则是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两湖知识精英。他们把国内进步师生的反抗精神带到留日学生界，促进了留学生革命思想的蓬勃发展，并且始终与国内的同道保持着密切联系。”[ 同上。]

　　所以，这些革命化的留日学生，知道孙中山要来日本，欢欣鼓舞。孙中山在当年7月19日抵达横滨后，经由程家柽传告，留日学生往来东京横滨之间拜访孙中山的人很多。田桐记曰：“孙公礼贤下士，复留餐宿，自捧面盆盥客。”[ 田桐：《同盟会成立记》，丘权政，杜春和等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东京留学生可能嫌往返京滨拜访孙中山很麻烦，干脆派代表百余人，将在横滨住了几天的孙中山迎往东京。胡毅生在广东官费速成法政学生中间将孙中山的言行介绍于众，众人皆兴奋，渴欲一见。为什么留学生都很愿意见见孙中山呢？邓家彦多年后接受采访时道出了原因：那时“因为我们组织了小团体，总觉得没有人指导，如果总理来了，我们想从此可以上轨道。”[ 邓家彦：《认识总理与加入同盟会》，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0页。]孙中山在东京分别会见了黄兴、杨度、邓家彦、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向他们介绍自己的革命计划，协商筹建全国统一组织等事宜。7月30日，由他们分头通知，邀集留学生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与会留学生加入同盟会者有来自十省共七十五人。会后又有七省留学生陆续来见孙中山，填写誓约，加入同盟会。

　　更多的留日学生听说孙中山到了东京，都想一睹伟人风采，一听其革命见解，遂由程家柽、田桐、彭启莱三人发起，黄兴等人积极促成，在富士见楼举行东京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开会盛况，宋教仁这天的日记是这样记的：“未初，孙逸仙至，遂开会，先由余述欢迎词，众皆拍手大喝采，次乃请孙逸仙演说。时到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命封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额上，细述人众原因，又开门听其进，遂罢。”[ 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9页。]陈天华在发表于《民报》第一号上《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一文说：“是日至者千三百余人，已告满员，后至者皆不得入。然犹不忍去，伫立于街侧以仰望楼上者复数百人。有女学生十余人，结队而来，至则门闭，警察守焉，女学生大愤，恨恨而返。然室内则已无隙地，阶上下，厅内外，皆满。……立在后者，为前者所蔽，跂足以望，拥挤更甚，然皆肃静无哗。东京自有留学生以来，开会之人数，未有如是日之多而且整齐者也。”陈天华在文章中称誉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之英雄也”。正是孙中山革命英雄的魅力和革命学说的号召力，改变了此前留学生想象中的“草泽英雄”形象，为正式确立他在同盟会乃至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基础。所以有论者认为：“富士见楼欢迎会，无论是对孙中山本人，对留日学界，还是对中国同盟会的成立、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团结，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尚小明：《辛亥革命史上不容忽视的“插曲”——1905年秋留东学生富士见楼迎孙盛会的历史内涵》，《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

　　孙中山受到当时留日学生的拥戴，是众望所归；其革命领袖地位此时正式确立，则是水到渠成。从此以后，革命的留日学生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领导下，纷纷“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成为各地革命运动的骨干，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再次来到东京中国留学生中时深情地赞誉说：“东京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人”。[ 孙中山：《在日本日华学生团欢迎会的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