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东学子与孙中山革命领袖地位的确立

众星拱月——清末留东学子与孙中山革命领袖地位的确立

　　从孙中山1896年10月伦敦蒙难后到1905年前，认为孙中山是“革命领袖”的有这样一些人：一是日本人。1897年孙中山第二次到日本不久，有日本参谋本部宇都宫太郎少佐根据陈少白所说孙中山是兴中会的领袖而称其为“中国南方革命党的领袖”；1898年5月11日宫崎寅藏翻译孙中山撰写的《伦敦被难记》，以滔天坊笔名在日本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连载，用了《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的标题。[注释： 转引自於梅舫、陈欣：《孙中山史事编年》第一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80页。]二是中国会党中人。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和三合会在香港联合成立“兴汉会”时，会党中人虽未明确称孙中山为革命领袖，但推举他为总会长，等于认可其领袖地位。

　　实际上，那时孙中山只是国际社会和清方都认可的兴中会的首领，称其为“中国南方革命党的领袖”是符合实际的，盖因兴中会是当时中国南方唯一的革命党。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视其为领袖，但该会社会基础不广泛，而且会党首领很快就“变节”，倒向康有为一边。所以这个“总会长”也算不得“中国革命领袖”。宫崎寅藏称孙中山是“清国革命领袖”应该是个人的赞誉，可能自己也意识到不够准确，第二天就将文章标题改为《清国革命党主领孙逸仙幽囚录》，[ 同上。]“革命党主领”即革命党的领导人。这些都不能够说明孙中山已具有中国革命领袖的地位。

　　孙中山由兴中会领导人成为全国革命领袖，有一个过程。只有当孙中山受到大多数倾向革命的留日学生的认可和拥戴，并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被留日学生和其他会员推举为总理的时候，他的“中国革命领袖”的地位才算真正确立，这是因为，这些留日学生来自全国十七个省份（当时革命派认为中国有十八行省，甘肃当时尚无留学生到日本，故少一省），且已成为早期同盟会的主体，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革命派的多数。这些人集合在孙中山的麾下，接受其提出的革命纲领，并准备为实现其所提出的革命目标而不懈奋斗。从此以后，孙中山有了一定规模的基本队伍，有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并通过这些留学生和同盟会员，在国内也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他不再是脱离本土漂流海外的“孤胆英雄”，他成了真正的“中国革命领袖”。

　　留日学生与孙中山之间互相认识，互相接纳，也有一个过程。

　　第一阶段，彼此疏离。

　　在1900年以前，孙中山在日本主要是在华侨里活动。孙中山与旅日华侨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895年1月，孙中山由檀香山返回香港准备策划武装起义，轮船经过横滨，他在船上向乘客及登轮的华侨演讲逐满救国道理，横滨华侨陈清听了演说感到惊奇，奔告侨商冯镜如、冯紫珊、谭发等人。冯镜如等大为倾倒，立即让陈清邀请孙中山登岸，共商国事。但因为该轮起碇在即，孙中山未便登岸，仅将兴中会章程及讨虏檄文托陈清交冯镜如等代为派发，广为宣传。从此，孙中山与横滨华侨结下不解之缘。1895年重阳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第一次来到日本，就曾暂住谭发的洋服店里，并在横滨华侨中组建了兴中会分会。后来他再来日本时，多半时间住在华侨较多的横滨，以便开展宣传组织活动。但是，当时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锢塞、闻革命而生畏的情形，则与他处华侨无异。兴中会员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也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不及日本华侨人数的百分之一。孙中山后来感慨：“向海外华侨之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 [ 孙中山：《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3页。]

　　孙中山早年在檀香山和香港的时候，后来在伦敦蒙难获释后逗留英国期间，结识了一些日本人士，因此1897年秋再到日本后，与日本朝野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人士联系较多。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写道：“抵日本后，其民党领袖犬养毅遣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来横滨欢迎，乃引至东京相会。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大隈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之。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隈、大石、尾崎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而识副岛种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头山、平冈、秋山、中野、铃木等，后又识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久原、犬塚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寺尾两博士。”[ 同上。]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也流亡日本，孙中山试图与他们合作，也与梁启超、欧榘甲等人接触过。在此之前，孙中山在日本曾与维新人士汪康年有所交往。

　　可见，1900年前孙中山在日本，联系较多的就是华侨、日本人士和改良派三种人，惟与留日学生彼此疏离。虽然在1898年1月15日孙中山曾与最早的官费留学生杭州蚕学馆选派的嵇侃、汪有龄有所接触，但属于偶尔顺带之事。那天，孙中山从东京赶到横滨为刚刚结识的汪康年、曾广铨送行，并陪同汪、曾二人到大阪会见《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汪有龄以汪康年族亲的关系，而嵇侃又以汪有龄同学的关系，随同前往，估计孙中山与汪有龄、嵇侃二人并没有单独交流的机会，从《大阪每日新闻》两天后的报道可以看出：“昨晨我社记者前往采访时，仅汪康年在座。在与同来者孙实甫（川口三十二番华商）、汪有龄、嵇侃（二人系约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前不久为留学到过此地，日前在山本梅崖的家塾中习日语）、白岩龙平（苏杭汽船会社即大东新利洋行行主）、山本梅崖、中山樵（中山氏少年时在广东，来此地已多时，除华、英两种语言外，不熟习日语，此次由东京来，系为曾氏等送行之人）等人闲聊中，记者交换名片，做初次见面的寒暄”。[ 《清国新闻记者》，原载1898年1月17日《大阪每日新闻》，转引自李吉奎：《孙中山与国内上层知识分子——以汪康年资料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2年第5期。]

　　直到1899年8月梁启超创办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时，孙中山开始与留日学生有较多接触。据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记载：“是时我国留东学生全数不满百人，以主张排满之戢翼翚（元丞）、沈翔云（虬斋）等为最激烈。戢、沈每至大同学校访友，恒流连达旦。此外尚有北洋官费生黎科、金邦平、郑丞煜、郑葆丞、张煜全、傅良弼诸人亦持革命论调，与总理及梁启超时相过从。”[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7—38页。]戢翼翚是清政府驻日使馆东文学堂的附读生，他们一行十三人是1896年3月到日本学习日文的。清政府正式决定向日本派留学生是在1898年5月。1898年底张之洞选派了二十名学生赴日留学。1899年秋，住在使馆内的附读生与官费生逐渐脱离使馆控制，得以通过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与孙中山联系。其中戢翼翚、傅慈祥（良弼）是湖北人。与傅慈祥同一批留日的另一位湖北人吴禄贞此时也与孙中山有联系，参加了兴中会，孙中山筹划与唐才常等共同发动武装起义（即后来的自立军起义）时，决议即日起兵，分珠江、长江两流域进行，珠江流域孙中山自主之，长江流域命傅慈祥、吴禄贞主之。

　　那时与孙中山有联系的留学生并不多。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彼此疏离的原因，一是当时留日学生人数较少。二是留日学生中有革命思想的人更少，按照章太炎的说法：“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著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 章炳麟：《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9页。]章太炎说的是1902年的事，而且有点言过其实，但1900年前确有类似情况。三是康有为派从中梗阻，他们告诫学生勿受革命邪说所惑，一些学生遂渐与孙中山等疏远。四是孙中山在日本的活动常常是秘密的，外界认识的人并不多。四是留学生不了解孙中山，有的认为他“充其量，一个草泽英雄”[ 吴敬恒：《总理行谊》，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6页。]，不相信他是革命的领袖，并不崇拜。有的则疑孙中山骁桀难近，不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