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调元集》勘误(2)

　　17.《感事一什病中作（1910年）》^[1]134。《宁集》将此词时间订为1910年，实误。经查，宁调元在1911年1月6、12、13、15日的《我之言》栏目中发表的文章以及1月8日和9日连载的社说《论裁军费加实业、教育费事》后均署“大一作于医院”。可见，宁调元患病住院之期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期间，故此诗应作于1911年1月中旬。
　　18.《柬天梅嘉兴次其韵(1911年)》^[1]135。《宁集》将此词时间订为1911年，应太宽泛。笔者在1911年3月15日《帝国日报》上发现此诗，题名为《柬慧子嘉兴次其韵》，署名大一，其中最后一联的首二字为“一舸”而非“扁舟”。故此诗的写作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11年3月15日。
　　19.《无题次韵（1911年4月）》^[1]135－136。《宁集》将此诗时间定为1911年4月，应误。据笔者查考，此诗曾于1911年3月21－23日在《帝国日报》连载。因此，此诗的写作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11年3月21－23日。
　　20.《粤东感赋（1912年）》^[1]136－137。《宁集》将此诗时间定为1912年，应太宽泛。查宁调元于1912年4月下旬赴广东任三佛铁路湘省总办^[5]，且此诗曾于1912年6月19日在《太平洋报》上发表，因此，此诗的写作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12年6月19日。
　　21.《羊城感赋次前韵（1912年）》^[1]137。《宁集》将此诗大致时间订为1912年，应太宽泛。此诗曾于1912年7月11日在《太平洋报》上发表，因此，此诗的写作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12年7月11日。
　　22.《感旧  集定庵句（1912年）》^[1]137。《宁集》将此诗时间订为1912年，应太宽泛。此诗曾于1912年6月23－24日在《太平洋报》上连载，因此，此诗的写作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12年6月23－24日。
　　23.《缺题四首（1912年）》^[1]138。《宁集》将此诗时间订为1912年，应太宽泛。据笔者相考，此诗曾于1912年8月30日在《太平洋报》上刊载，署名太一，而且标题为《感事四首》。因此，此诗的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12年8月30日。
　　24. 《集定庵句，柬鹓雏、楚伧（1912年）》^[1]139。《宁集》将此诗时间订为1912年，应太宽泛。据笔者相考，此诗曾于1912年9月24日在《太平洋报》上刊载，署名大一，而且姚鹓雏还有和作。因此，此诗的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12年9月24日。
　　25.《秋日偕谢英伯、蔡哲夫、黄晦闻、王君衍、邓尔雅游石门，舟中联句(1912年秋)》^[1]139。《宁集》将此诗时间订为1912年，应不精准。据笔者相考，此诗曾于1912年9月23日在《太平洋报》上刊载，署名毂任，诗前有序云：秋日游石门，宁大一、谢英伯、蔡哲夫、黄晦闻、王君衍、邓尔雅舟中联句。其中宁调元的联句署名大一。因此，此诗的写作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12年9月23日。
　　26.《残棋（1913年）》《偶成（1913年）》《柬钝剑松汪（1913年）》《秋兴用草堂韵并序（1913年）》《秋兴再叠前韵（1913年）》《秋兴三叠前韵（1913年）》《秋兴四叠前韵（1913年）》《用东坡〈狱中遗子由〉韵，寄约真长沙（1913年）》^[1]143－146。《宁集》将此八件诗作时间考订为1913年，应太宽泛。查此八件诗作与《武昌狱中书感，并序（1913年7月）》^[1]141－143共25首由傅尃编为《太一诗存》卷四，傅尃在卷末有附记曰：“右武昌狱中二十五首，亡友宁君太一自癸丑六月入狱至九月绝命作，皆辑自寄稿。”^[6]817由此可见，宁调元这些诗均作于1913年7月至9月25日武昌狱中，因此其写作时间均可订为1913年秋。
　　27.《感怀四律  和陈蜕盦用元韵》^[1]147。此诗原未署日期，《宁集》也未考订其时间。但查此诗后有自注云：“重九，蜕盦、牧希、今希、竹云、笛三诸君皆会饮于敝处。”蜕盦即陈范，号蜕盦，又称蜕庵。柳亚子1913年5月在《陈蜕庵先生传》中说：“丙午，萍醴之难，保全善类甚众，顾卒以是失职去，留长沙观变。先生则往来醴陵、长沙间，从醴人史良、傅尃、刘泽湘辈游。……醴人宁调元以革命锢长沙狱三年，先生时时携酒就狱中赋诗痛饮，出而与傅尃言调元，未尝不流涕也。”^[7]48由此可见，宁调元禁长沙狱期间，陈范正在长沙且不时到监狱探监。又查1908年，宁调元在给章太炎信中说：“入今岁，匪特少侵凌之事已也，且内外颇形水乳。盖彼等至下劣也，道德知识，两无可云，充塞方寸间，一完满之金币主义。某即以此而利用之，有时或尚得特别之待遇也，故亦可谓之不自由之自由。”^[1]198。可见1908年以后，由于上下打点了狱典及狱卒，宁调元始“得特别之待遇”，逢年过节，一些朋友可携酒菜到监狱与宁调元会饮。1909年端午，文斐、刘谦、傅尃等人携酒肴聚饮于宁调元处。是年中秋节，刘师陶与文斐、傅尃、潘昭、何陶、潘昉等人又携酒肴聚饮于宁调元处。因此，此次 “重九”，陈范与文斐、傅尃等人会饮于宁调元处应为1909年的重阳日，故此诗应作于1909年10月22日。
　　28.《摸鱼儿  送别牧稀，并柬荩生、钝子，用稼轩韵（1909年）》^[1]172。《宁集》将此词写作时间考订为1909年，应太宽泛。查宁调元1909年6月30日致高旭信中有“《摸鱼儿》系昨日赠别友人之作” ^[1]218之语，故此词写作时间应订为1909年6月29日。
　　29.《大江东去 酬哀蝉题〈南幽百绝句〉之作（1909年）》^[1]173。《宁集》将此词写作时间考订为1909年，应太宽泛。查宁调元1909年6月10日致高旭信中有“《南幽百绝句》，望吾兄遥题数言” ^[1]218之语，6月30日致高旭信中有“承题《南幽》，谨奉答《大江东去》一阕”，故此词写作时间应订为1909年6月30日。
　　30.《貂裘换酒 呈某先生（1909年）》^[1]177。《宁集》将此词写作时间考订为1909年，应太宽泛。查宁调元1909年9月8日致高旭信中说：“另录《貂裘换酒》一阕，前《芳草天涯人未还》一诗，亦寄此人（即时任长沙知府汪凤瀛——引者）者。此人于弟无一面之识，亦但有文字感情。当前日开复选举时，将弟详情向当道侃侃而谈时，宦绅数十人在座，伊作一公事谈，实在旧前辈中不可多得之人。” ^[1]219故此词写作时间应订为1909年9月初。
　　31.《三台令（1909年）》^[1]181。《宁集》将此词时间订为1909年，应太宽泛。笔者在1910年5月23日出版的上海《民声丛报》第一卷第1期上发现此词，题名为《三台令 悲湘路之亡也》，署名大一。故此词的写作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10年5月23日。
　　32.《一剪梅  出狱日作（1909年10月）》^[1]183。《宁集》考订此词时间为1909年10月，实误。查此诗标题《出狱日作》，点明了作诗的时间。关于宁调元出狱的时间，1909年11月，宁调元在致高旭信中说：“弟以前月十九卜解。”^[1]220又《宁调元年谱》根据《醴陵县志••大事记》等资料考证后亦说：“11月1日（阴历九月十九日）……宁调元于日出狱。”^[8]697由上可知，宁调元的出狱之日为农历一九0九年九月十九日，即公历1909年11月1日。因此，此诗的写作时间应为1909年11月1日。
　　33.《南社序（1909年）》^[1]190－191。《宁集》可能以此文修订稿《南社诗序》于1909年10月29日在《民吁报》发表而将其时间定为1909年，应误。据笔者查考，宁调元在1908年5月16日致傅尃的信中有“《南社序》已接阅否” ^[1]195之语，说明作于1908年5月16日之前，而1909年10月29日则为其公开发表之时。因此，将《南社序》的写作时间定为 1908年5月应更符合历史事实。
　　34.《与傅钝根书（三）（1907年2月9日）》^[1]194。《宁集》根据此信末所署时间“十二月十七”而考订其写作时间为公历1907年2月9日，实误。傅钝根，即傅熊湘，原名傅尃，字君剑、文渠，号钝根、钝安，与宁调元在渌江书院同学，后又与宁调元创办《洞庭波》杂志。查宁调元此信中有“尔来上午阅子书，下午《汉书》，灯下阅《说文》及《后汉书》，订为常课”，与宁调元《南幽笔记（1907年12月9日——1908年2月5日）》中记载的此段时间其所读书目相符。宁调元在该组笔记中记载：“十一月初五起，阅《汉书》，……十六日，借桂氏《说文解字义证》一册。上午阅《说文》。” ^[1]399－400除了上午之外，从十二月初四至次年正月初三，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宁调元几乎每天在笔记中均记载“灯下阅《说文》”。同时，在十一月初八的笔记中宁调元记“《后汉书•光武纪》上完”，并在其后加记：“从今日起加阅《后汉书》”。这充分说明，宁调元集中阅读《汉书》《说文》及《后汉书》的时间是在1907年底至1908年初。又查，宁调元一九0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笔记中有“接叙梅、文渠信各一”、十六日的笔记中有“复文渠信一”、十七日的笔记中有“文渠十五来诗一首（录十五日笔记），并索和，予以示张□”等语，这又充分说明，宁调元接、复傅钝根之信均在十二月十五至十七日之间。综上所述，此信的写作时间应在一九0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换成公历即为1908年1月20日。
　　35.《与傅钝根书（四）（1908年）》^[1]194。《宁集》将此词时间订为1908年，应太宽泛。查宁调元在1908年5月16日致傅尃的信中有“《苦阴雨》诗，过原作远甚，无量欢喜” ^[1]195之语， 6月又有二信致高旭，均言及其《苦阴雨》之诗及和作之事。^[1]212在此信中，宁调元亦请傅尃“赐和一章”，可知此信写于1908年5月16日之前，故其写作时间应在1908年5月初。
　　36.《与傅钝根书（八）（1910年）》^[1]196。此信末所署时间仅为“二十七日”，未见年月，《宁集》根据此信中有“《南社》未见，能惠我一册否”之句和“《南社》第一集出版于1910年”而将其写作时间考订为1910年，应太宽泛。经查，《南社》第一集出版于1909年12月，宁调元1910年7月18日（农历六月十二日）致高旭（号哀蝉）信中也有“现闻《南社》已出版，望速寄数册与我为感”之语，且致傅熊湘信中有“哀蝉处，在京曾通信一次，未见回音”，而致高旭信中则有“半年不通一字，我之罪。钝僧来函，报告一切”等语，可知，此两信应写于大致相同的一段时间内，而且致傅熊湘信应在致高旭信之前，所以，致傅熊湘信的时间应为五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910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