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与护法运动（下）(5)

　　为了应对徐世昌的谋和举动，广东军政府于22日上午9时开特别会议，除总裁和各军代表出席外，并请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出席会议，讨论北方提出的停战问题。两院议长提出南方宣布停战之两个前提，一是徐世昌取消总统名义，二是解散北京伪国会。军政府方面，各总裁和各军代表却对此意见不一，有的支持两院议长的主张，有的则提出先以非正式停战，俟决定开和平谈判时，再以两院议长提出的要求相要。会议虽经一再讨论，但到下午一时，意见尚难以统一。当晚8时，会议继续进行，各总裁暨代表多数意见先行停战，两院议长提出的要求当于开和平谈判前办到，否则不开谈判。随后军政府发出停战命令称：“比闻北方有休战之言，本军政府素爱和平，岂复好为黩武。为此通令前敌各军队，各守原防，静待后命。果北方诚意言和，自当依法解决。”对于开和平谈判的形式，唐继尧11月24日在回复张謇、熊希龄等人的电报中提出，“宜仿辛亥成例，在上海开和平会议，南北各派代表莅会，并以在野名贤若干人参加会议。南方由军政府主持选派，北方由徐菊老主持选派，在野名贤则由两方认可加入”。

　　谭人凤见发给军政府反对妥协的电报一直没有回音，最后等来的却是一纸停战命令，一气之下，又于11月28日致电广州国会，对军政府下达停战议和的命令表示强烈反对。他说：“北方政策，计以虚荣实利，传与岑、陆、唐三公言和，置国会、闽、陕于不问。人凤在沪，果有所闻。近日蓂帅（指唐继尧——引者）电征西南意见，扭扭捏捏，主张援照辛亥、丙辰成例，在沪设机关议和。军府据以通电与所复唐电，浑浑沌沌，无所驳议，一似默予赞成。昨竞公以所得友人密电见示，内言军府虽无明白议和之举动，秘密向各方面运动者甚多，且将电各将领暂取守势，以待后命。据此言之，和议妥协之说，似已信而可征。……夫爱和平者，人心所同，但天下无无法之国，依法律解决，有何议和之足言？今以非法机关僭举非法总统，尚有议和余地乎？以连年无限财命之牺牲，博三数人交换之倖位，以此言和，适是召人心之不平而已。……治乱安危，争此一息。有敢违法议和置国会于不顾，委闽、陕于敌人，图个人权利者，当与国人共弃之。”最后，谭人凤坚定表示：“人凤知有公理，不知有强权；知有正式国会，不知有南北政府”，并希望广州国会出面阻止军政府停战议和的举动。

　　谭人凤坚决反对议和的主张，得到了孙中山等人的支持。对于护法军政府下达停战命令，孙中山“意亦未以为然”，特致电广州国会，希望“国会及军府同人坚持初志，不折不挠”。军政府的妥协，也引起广州非常国会议员的强烈不满。凌钺、居正等100多人联名致电孙中山说：“敌势穷蹙，诱我停战，两院主张以取销伪总统、伪国会为停战前提。军府闻此消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即于议决之晚，骤然发布停战命令，隳士气而长逆氛，不知是何居心。”同时，他们还认为孙中山所派驻军政府代表徐谦未尽到责任，要求孙中山撤换徐谦，改委胡汉民担任驻军政府代表，以贯彻孙中山之主张。章太炎也多次致函广东护法军政府及非常国会参、众两院，揭露徐世昌之奸，要求他们奋起与徐相抗。

　　然而，此时军政府的主席总裁岑春煊是军政府中主和的急先锋，早在8月31日，他就曾单独回应吴佩孚停战的呼吁，表示“当密商陆干老（即陆荣廷——引者）并劝告各将领，一致主张促进和平”，此时对于谭人凤、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强烈反对声音却置若罔闻，竟于 30日致电徐世昌“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并提出“认上海租界为适中之中立地点，宜仿辛亥前例，由双方各派相等之人数，委以全权，克日开议，一切法律政治问题，不难据理而谈，依法公决，庶可富国利民，永保和平”。

　　对于岑春煊急于求和的行径，谭人凤非常气愤，当即致电岑春煊，历数其在“二次革命”、避难南洋以及护国战争期间懦弱无能、一味妥协的表现，并指出其在护法战争中，虽就总裁之职，但“尸居大位，未闻有伟画荩筹”。接着，谭人凤又历数岑春煊“湘、桂停战言和，俯首听命；闽、陕努力进取，待遇不诚。对于闽也，不惟不予助援，反多方掣肘，绝其接济之饷，吝予联帅之名”等种种失误，并对岑春煊求和之举提出一连串质问：“以连年无限财命之牺牲，博换少数人权利幸位，结果如斯，天良安在？……既知北方失其穷兵黩武之凭藉，是正西南最后五分钟之胜利也，何复与言和？既知此次之祸，由北方武人违宪作乱而起，则罪案已定，声罪致讨，地义天经也，何又惧归罪于我?既未敢信其为诚意言和，直言拒绝可也，而乃曰不得不有一种应付方法，是以诈御诈，又奚可者?至云依法和平与永久和平，果依何法？又果何所恃而可得永久和平耶?欺人乎?实欺心欺天而已！”最后，谭人凤正告岑春煊：“战祸连年，以公理扫荡强权，与以强权扑灭公理，均属不可能之事。民生凋敝，国脉伤残，稍有人心者，又何思从而煽乱。但解决自有正当之办法，纵不能惩办祸首，亦当使南北体制，两方面皆可转圜。……当湘桂两军攻下岳州，武汉本唾手可得，非公力主和议，大局早已敉平。慎勿以祸我三湘者，再祸全国，则幸甚矣。”

　　谭人凤致岑春煊电，旗帜鲜明，义正辞严，尖锐泼辣，对岑春煊等南方主和派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与此同时，谭人凤对反对议和的广州国会抱最后一线希望，特致电说：“勘日揭军府黑幕电达诸公，方期阻止阴谋，容俟克定全闽，为国会声援，法律当有解决之希望。不意此间军队正议进攻，而军府竟有饬前敌各军队留守原防，静待后命之通电。熏心权利，坐失机宜，结果如斯，隐忧曷极。虽然，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况共和国家，尤当以国会为主体！公等甘屈辱，与军府同意乎?抑别有主张乎?敢乞明白见示，当劝竞公（陈炯明）定进止。”

　　但是，谭人凤同孙中山、章太炎一样，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仍然无法阻止日益泛滥的妥协逆流，挽救败局。1919年2月20日，几经周折，旨在解决南北和战纠纷的和平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前德国总会开始举行。但由于双方在陕西问题、国会问题以及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裁撤参战军、停用参战借款、停借外债等一系列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至5月13日，南北和会终以破裂而告终。

　　谭人凤反对议和，虽未成功，但反映了他革命到底的意志和决心。通过反对军政府议和所作出努力的失败，谭人凤进一步看清了被桂系控制的广州军政府破坏护法的真实面目，进一步认识到南北政府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绊脚石，从而为他日后坚决反对南北政府，坚定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综上可证，谭人凤是护法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和勇敢推动者，为护法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完）

　　（原载：《湘学研究》第1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