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3)

辛亥革命网 2018-11-29 09:13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作者:李长莉 孙颖 查看: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启动、复兴的新兴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发展成熟的历程。

  三、成熟-深化期(2006-2018年)

  2005年8月,由全国多所高校及研究单位联合举办“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第一次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有海内外学者百余人参加研讨,反映了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并以一个独立学科搭建起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此后这一会议以学科年会形式每两年举办一届,每届参加者百余人,并编辑出版会议论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系列。年会至今已经举办七届,形成了业内学者定期交流的大型平台。

  近十余年来研究成果也大幅增长,《近代史研究》附刊论著目录“社会史”门类论文2005年超过300篇,此后逐年增多,2009年超过400篇、2013年超过500篇。有统计的2005-2008年每年出版著作都有80-90部。而且自2006年始,社会史论文数量超过了经济史、中外关系史,与政治史和思想史并列为中国近代史领域论文数量居前列的三大学科。2014年后没有了专业论著目录可供统计比照,但近年社会史兴旺发展的态势仍一直持续,此为业内共识。

  随着研究成果数量增长,研究领域也更加扩展和细化,形成更多研究分支。除了此前已有的城市史、区域史、历史人类学、社会文化史等继续深化扩展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分支陆续开拓并初成规模,如灾荒史、疾病史、卫生史、生态史、日常生活史、社区生活史、个人生活史、身体史、家族史、口述史、影像史、电影史等,研究领域呈现日益多元化、精细化发展的态势。

  从这一时段论文总体状况来看,研究者关注较多、论文数量居于前列的论题为“灾荒、慈善、医疗、生态”“区域与乡村社会”,这是民生、民间社会和基层社会领域,还有“知识(官僚)阶层”即社会精英群体,是连接社会的纽带、引领社会的关键群体。民间社会与精英群体,是社会构成主体,也是支撑社会稳定与导致变革的双轮两翼,成为研究者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反映了社会史已经形成以民间社会及上下层互动为重心的学科格局。在第一时段学科复兴初期论文数量居前列的热门论题“秘密社会”“吸禁鸦片”论文数量已居后位,且研究视角已经转为“民间信仰”“民间组织”“禁毒”等社会问题的治理而政治性色彩退化,体现了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是社会史学科已形成独立、完整学术体系的反映。

  纵观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以来三十余年间研究重心的转移,有以下三个总体趋向:第一,由政治衍生论题向社会民生论题转移;第二,由上层(精英阶层)向下层(民间社会)转移;第三,由社会特殊问题向社会基本问题和普遍问题转移。

  研究理论范式也有深化。在“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下,深入思考国家与社会权力互动关系的实际效能,则不只是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发生作用,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考察何种因素参与社会互动、以怎样的方式综合发生作用,以及形成了怎样的社会效果,由此探索如何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形成良治社会,概括这一过程的一个理论概念就是“社会治理”。一些研究者开始从“社会治理”视角选择切入点,将“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社会秩序”等相关系列概念作为研究论题或中心问题,形成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新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近十余年来,从“社会治理”视角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成果逐渐增多,渐成规模,开始形成引起关注的新研究路向。已有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有乡村治理、城市治理、治理制度、社会问题治理等。

  “社会治理”范式下的研究,对“国家与社会”范式有所深化,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关注点从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关系,转向这些互动作用对社会发生的实际效能与效果;二是从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关系,扩展为更加多元、多层、细化、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关系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三是不再以“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价值观评判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因素,而是以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区分,考察多元因素的综合作用,分析社会治理的实际效能,即从价值评判转向综合效能评估。这一研究范式至今还处于探索与拓展之中。

  在研究方法方面,伴随研究的扩展、深化与细化,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更加普遍与灵活,也更趋多样化、综合化,研究者往往不再刻意标榜或拘泥于运用某种方法,而是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学科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且更加注意与史学方法的有机融合,避免生硬的概念化,显示出学科研究方法的包容与自信。研究方法的另一个新动向,是电子化资料的开掘,大数据运用,在这方面年轻一代更具优势。海量电子化资料为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开拓空间,大数据也为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此同时,社会史理论方法也在向外扩散影响,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借鉴社会史理论方法辅助其研究,扩展了其研究空间,增加了研究的立体感。学科之间相互借鉴、相互渗透,跨学科研究已成趋势,各学科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出现更多重合地带。

  结语:发展瓶颈与寻求突破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从萌动、复兴到发展成熟的历程,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显示出一个新兴学科的旺盛生命力和创新活力。但如果站在回应当今时代课题的高度来审视学科的现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与薄弱环节,成为阻碍理论创新、深入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成果虽数量增多,但同质化严重。许多研究成果从选题、主旨、思路、方法、框架、文风,甚至结论,多有雷同,同质性个案研究太多,只是具体论述内容的载体略有不同。因此有不少属于重复性研究,对于学术创新和深入推进价值不大。

  第二,研究论题碎片化。许多研究论题日趋细化、碎化,或为缺乏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的细枝未节,或为缺乏社会历史联系的零散碎片,难以形成系统化、条理化的问题研究知识链。

  第三,成果平面化,多史实描述而缺少理论思考,更少理论创新。许多研究成果仅止于对某种社会事象的具体描述、机械式还原,只运用历史学实证方法描述、还原社会现象的原貌,满足于“讲故事”,而缺少社会理论的解释与剖析,缺乏“讲道理”的层面,使研究成果缺乏深度。

  第四,研究视野狭窄,往往局限于论题所限的具体事象、地域,就事论事,缺乏从国家社会整体,特别是从全球化视野的宏观观照,使得“地方性经验”难以上升为“普遍性意义”。

  上述缺陷阻碍了学科的深化与提升,限制了理论创新能力,形成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对此近年来学界多有批评与改进的呼吁,但迄今尚未见有明显突破与改观。中国近代社会史未来应向什么方向寻求发展与突破?在此提出一些思考。

  首先,从学术内在发展脉络、提升学术质量方面:

  第一,研究论题应避免填空式、零碎化,避免简单同质化和碎片化的个案研究,超越“分头挖坑、遍地栽树”的拓荒式研究模式,而要充分梳理以往研究成果链条的各个环节,寻找学术链的缺环和薄弱环节入手,使论题的研究成果与前人成果形成系统、充分的知识链,并发掘知识链条关键环节的独特价值,由此促使中国近代社会史形成比较系统、充分、立体、多元的知识体系。

  第二,避免平面化叙述,跨越纯实证性研究,而在充分的实证研究成果基础上致力于更加深入的理论解释与概括,寻求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各方面问题提出不同层次的解释理论。

  第三,在学科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有更多创新与突破,形成多元开放、适应多层面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历程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流派。

  其次,从回应现实挑战、提升学科创新力和影响力方面:

  第一,中国近代社会史作为与当今社会转型变革联系紧密的学科,研究者不应回避时代责任,在一只眼瞄准学术内在发展的同时,另一只眼还要瞄准现实需求。从面临的现实社会问题着眼选择论题,从学科的独特角度,力求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发展道路提出多层面的解释理论,并能得到学科内外的认可,为解决当今中国改革及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本学科的有效知识和本土理论,特别是对当今困扰国内外思考者的“中国道路”这一难题,充分发挥本学科的优势,提出系统的知识阐述与可信的理论解释。

  第二,当今全球化趋势及“全球史”兴起,我们需开阔视野,将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和“社会治理”等课题,放到全球视野和坐标中予以考察,更多地进行国际比较、世界各国不同社会元素及治理方式的比较。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本身就是对世界开放,在社会变革中有世界多种元素的交互作用。在这种世界坐标中考察,更能突显中国特色及中国社会的本质特性,这应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时代课题及未来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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