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2)

　　“现代化范式”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目标确立为现代化，使研究重心由以往政治斗争、革命运动转向社会本身，重点研究社会状况及社会要素与现代化变革的关系。研究视角和关注重心由以往集中在上层精英阶层，转向社会与民众，使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但“现代化范式”也显现出一些缺陷：一是“西方中心”的一元现代化论，导致以西方模式生搬硬套中国社会，而忽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特性和内在逻辑。二是以“从传统向现代”的目的论线性发展概括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过程，忽视了社会变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三是以“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落后-进步”的二元对立价值论评判社会现象，失之于简单化和绝对化。

　　社会史开拓一个新领域，以往旧框架下的传统史学方法已不能满足需要，还需探索开拓相适应的新研究方法和路径。对此学科初兴时期也有过集中讨论，同时在研究实践中也不断探索、开拓，这一时期有以下几个富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

　　第一，发掘利用民间史料。以往以政治和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比较注重利用官方档案、官书公文、人物文集等史料，而社会史由于研究视角转向社会与民众，研究重心下移，因而需大力开掘利用以往不被看重的民间史料。大量出自民间、反映民间社会和民众生活的资料被纳入到可资利用的史料范围，如报纸、方志、日记、笔记、家谱族谱、书信、账本契约、民间读物等，甚至不再局限于文本史料，而扩大到碑刻、图像、口述等非文本资料。

　　第二，社会调查法的运用。社会史研究对象转向社会下层、民间社会与民众，而与此相关的文字记录往往并不完备，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走入民间，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文本及非文本资料，弥补单纯文本史料的偏重上层、文字书面等的局限，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历史资料范围和种类。

　　第三，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不再局限于文献考证、史实记述等传统史学方法，而更多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如有借鉴社会心理分析方法，对一些社会群体社会心理、心态进行研究，如商人心理、市民心态、农民心理的研究，形成“心态史”。有些重点借鉴某一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形成具有跨学科色彩的新学派。如较多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民族志记述法、深入访谈法等，形成“历史人类学”学派。有结合社会史与文化史，致力于从文化视角透视社会问题，从社会路径探究文化特质，形成“社会文化史”学派。此外还有“社会经济史”等。

　　二、探索-发展期（1996-2005年）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第二个十年，进入快速发展期。从研究成果数量来看，据《近代史研究》附刊论著目录统计，1996年发表论文80篇，后逐年增长，1999年150篇，2002年210篇，2005年310篇，十年共计1700篇，年均170篇，比前十年增幅近一倍半。十年间出版专著共约580部，比前十年增幅三倍多。1996年出版了龚书铎主编的自先秦至民国8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以历代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变迁为主要内容。这是第一套由断代社会史组合而成的中国社会通史著作，其中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和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共同组成了第一部1840-1949年百余年完整的中国近代社会通史。这些都反映了学科更加发展成熟。

　　第二个十年论文集中讨论的论题在前后两半期有所变化。据《近代史研究》论著目录统计，前半期论文数量排在前列的论题“城市社会”和“吸禁鸦片”是延续前一时段的老热门论题，原来居后位的“生活、休闲与大众文化”也升至前列，这一论题属于民众生活，反映了这时期的研究摆脱政治而关注民间、民众的趋向。这一趋向到后半期更加明显，居前三位的论题已经是“商人及行会商会”“区域与乡村社会”“灾荒、慈善、医疗、生态”，完全成为社会本位论题。可以说到这一时段，社会史研究重心已经完全摆脱了政治依附而完成了向社会本位的回归。研究重心转移的另一个表现是，前一时段论文数量排在前位的一些政治衍生论题，如“秘密社会”“吸禁鸦片”，到这一时段排序下降，反映了研究视角由政治史向社会史转换之下，这些政治相关度较高的旧论题受关注度下降。

　　这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还反映在出现两个热门领域。一是城市史。近代城市兴起是社会现代化变革的火车头，城市社会自然成为研究重心。首先是近代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史研究，起步较早、成就突出的是上海史研究，如有上海社会心态史、生活史专著，1999年出版了熊月之主编15卷本《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史甚至成为海外中国学的一个热门领域。此外天津、武汉、北京等城市史研究也取得开拓成果。城市史后续发展兴旺，至今仍然是一热门领域。

　　第二个热门领域是区域史，即以一定地域范围的地方性社会状况及社会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考察地方社会结构、民众生活、关系网络、制度运作等。一般以行政区划、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性的区域为研究单位，以乡村及基层社会为重心。较早作出显著成果的有华南研究、山西区域研究等，后扩展至更多地域。区域史避免了以往全域史忽视地区差别而过于笼统泛化的弊端，便于对相对独立的区域社会网络进行具体和系统的考察，以揭示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态与运作方式。区域史以注重田野调查、发拙民间资料为突出特色，将以往忽视的乡村社会为主要对象，显示了贴近乡土、空间广阔的优势，成为长期兴旺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从理论分析框架方面，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力求矫正 “现代化范式”的“西方中心”偏向，开始转向立足本土，考察中国社会自身资源与现代化变迁的关系。这一思路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重在考察传统社会内在元素与现代性的契合度或连接转化，可称之为“本土现代性范式”。在这一范式之下，研究出现由宏观渐入微观、由笼统走向具体的趋向，区域史和微观研究的兴起，就是这一范式的实践反映。“本土现代性范式”是对“现代化范式”的深化与超越，体现了立足于中国本土、贴近社会实际探索中国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升。但也显现出一些缺陷：一是许多研究往往偏重还原史实的具体描述，而缺少宏观观照和理论分析，有“平面化”之弊；二是有些个案研究过于细碎、零散，缺少问题意识、整体性与普遍联系的观照，因而缺乏普遍性价值。

　　一些研究者在反省“本土现代性范式”平面化、碎片化弊病基础上，引入政治社会学“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形成“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注重基于公共权力的国家干预与基于个人权利的社会自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较早运用这一范式的研究集中在商会组织、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互动等主题，如研究近代城市形成的商业、社区、公园、娱乐场所等“公共空间”，研究行会、商会、学会、民间组织等“公共领域”，研究公共交通、公共卫生、慈善等“公共事业”，研究城市商业生活及大众娱乐生活的“公共生活”，研究报刊、集会、演讲等“公共舆论”等等。“国家与社会”理论注重探讨国家与社会的联系与互动，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对近代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提出了理论层面的解释，使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因此，这一理论至今仍然是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中被广泛运用的一个热门理论。但这一范式也有缺陷，如运用这一理论的研究集中于大城市市民社会，而难以适用于考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这一时期借鉴社会科学方法的探索更加多样化，一些社会科学新方法被引入而形成新的研究分支。如一些学者运用词语分析法进行研究，形成“概念史”。有学者对中国近代出现的一些新词语或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关键词，进行语言翻译学、传播学、语义学、文化建构等方面的分析，揭示这些新词语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关系。

　　还有学者借鉴“文化建构”理论，对近代一些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建构性分析。如“民族国家”是近代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观念和国民意识，有学者对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如何建构的过程进行研究。一些研究者运用文化建构理论，分析民国时期一些新礼仪、新节日的出现、确立、意涵及其社会作用。还有学者运用文化建构方法研究一些特定群体的形象与身份建构，如知识女性、职业女性、新女性、女学生、革命女性、女明星、留学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