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权势转移中的调适——护法战争时的阎锡山

　　后袁时代，中央威权进一步低落，北洋势力分化，地方主义势力急剧膨胀，以地缘为纽带的军人实力派纷纷凸现，其中的强势实力派则竞逐中央政权，造成中央权势转移频仍以及各军事实力派间的战争连绵不断。这些战争既有对国家统一建构的武力付诸，又有省际间各大实力派因地盘与权力而引发的武斗，结果是中央权柄为武人掌控，北京政府虽外扬“共和”，但内政却是“武主文从”的政治运作。在这样一种武人斗法的动荡政局中，弱势军人实力派为了自保，则根据变化的形势，为强势实力派摇旗呐喊。当然，弱势在摇旗呐喊中也并非完全的“随风倒”，也有自身对国家出路的思考，可大多情形是依附强势。如其时阎锡山就是这种弱势地方实力派的典型代表，他虽掌控山西，但军事实力却不及其他势力，为了生存，只能在中央权势转移中做出适宜选择。而他的这种选择在护法战争时表现得相当明显。阎锡山从容应对中央权势转移，创造了山西“动态中的静态”之政治秩序。那么，他是如何因应这一“动态”之历史情境的？他有何具体的举措能使当时的山西避免政争与战争之纷扰？山西因应护法战争的历史轨迹若何？对此，笔者将以护法战争时阎锡山的行为角色为考察中心，从微观层面分析阎锡山对护法战争的应对。此不仅可窥视阎锡山在纷乱政局中的政治应变能力，而且亦能从北京政府之角度认识北京政府对护法战争的应对，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护法战争的历史概貌。此外，以往对护法战争的研究多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进行考察，而对西南势力及北洋武人多持批评，同时也忽视了从北京政府自身对西南护法运动的因应而进行评述。由此可见，探究护法战争时的阎锡山，不仅可关注北京政府在面对西南护法运动时的反应以及在应对这场运动时所表现的派系斗争和中央权势的转移，而且也可揭示阎锡山在南北政争中的选择以及在北洋派系斗争中的“骑墙”和政治因应。

　　一、拥护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段祺瑞以讨伐张勋复辟之功重任阁揆，对旧国会挟参战案未予通过一事，却不肯恢复国会，并采纳梁启超建议，重新召集临时参议院另行改组国会。段祺瑞亲信徐树铮为此争取阎锡山支持，[②]国务院亦通电各省征询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③]阎锡山极表赞成，认为“自非依据约法召集参议院，不克计日以程功，尤非依据约法行使参议院之职权，另定制宪机关，修正国会组织法，不足以杜嚣凌而孚喁望。”[④]同时，阎选派山西参议员田应璜、梁善济、李庆芳、张端、张杜兰等5人参加段的新国会，发给证书，酌给旅费，催令其依期赴京。[⑤]然而，对于段祺瑞不恢复旧国会之举，孙中山与西南诸省联合反对，以护法号召发起护法运动。[⑥]1917年8月初，滇、黔军队分三路进攻四川，兵力总数达两师以上，袭据四川数城。[⑦]四川督军周道刚未明确表态，却突然函电北京政府辞职。川军熊克武一师帮助滇军。对此，北京政府派吴光新查办，并暗中函电浙督卢永祥尽力防御。西南军队第4师完全入浙，赣之第6师亦移南京。然其时北京政府内部派系纷争愈烈，徐树铮争得陆军次长一职，参谋总长王士珍准备辞职，以陆锦代部务，进步系退让，外交总长汪大燮表示不欲久任，财政总长梁启超或将调外交。[⑧]

　　可见，段祺瑞拒绝恢复旧国会的做法，不仅引起了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而且也引起了中央内部的分歧。此外，使事态变得更为严重地是段祺瑞任命傅良佐为湘督，激起了敌对势力的反抗。云南宣告独立，安庆省城兵变，湘督谭延闿辞职，湘一二师军官响应辞职。[⑨]吴景濂、王正廷等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设立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就职后任命官员，并在27日致电川、滇、黔各省督军、师长，号召一致抵抗北军。北京政府则认为孙中山等名为拥护共和，实则破坏统一，触犯刑律内乱罪，下令查缉孙中山、吴景濂等。[⑩]而对于湖南易督，陆荣廷电请北京政府撤回傅良佐，阻止吴光新入川。汪大燮、汤化龙、梁启超各总长建议任命熊希龄为湘省长兼督军，调傅为岳州总司令。段祺瑞以此为交换条件，让陆荣廷解散非常国会，[11]傅良佐却力保省长。在这种局势下，各方权益难以平衡，护法战争不得已而继续。段祺瑞急调王汝贤所统第八师及范国璋所统第二十师入湘。

　　当北军王汝贤之弟王汝勤师前队在衡山颇占上风时，段祺瑞武统气势膨胀，力主武力进攻南方敌对势力。东北张作霖等也支持段的严剿，并致电中央“自国体改革以来，川省祸乱相寻，受害最烈，而滇、黔实为祸首。推原其故，皆由彼辈以川省为财富之地，必欲得此以为根据，方可以进窥中央，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见。”阎锡山对张作霖之见亦表赞同，电复张“西南变作，祸乱相寻，虽云一隅，影响全局。”[12]当北军在叫嚣武统时，粤、桂军大举向北进攻，北军败溃，急向中央政府求援。段祺瑞为挽颓势，于10月15日由陆军部电令山西出兵援湘。[13]段令山西出兵，一是借此削减晋省兵力，减轻山西对北京威慑，抑制阎锡山势力；二是在段看来，阎锡山较为拥护中央，欲借晋军打击西南。而阎锡山接受援湘，一则因自身势力弱小不敢轻易得罪段派，二则阎认为西南势力不会有作为，不同意其动辄就分裂国家的做法，故想借援湘，既可表明他对中央政府的认同，也可增加自身在北京政府内争中博弈的砝码。客观而论，阎的援湘并非如《阎锡山档案》编注者为其所做的辩解那样，“先生睹此情势，知北方军阀尚未到达崩溃之时期，且统一之国民政府犹未实现，故对北京政府仍不欲为明显之拒绝，致冒然牺牲，与艰苦奋斗之初旨相违，只得以饷械两缺等情形婉示谢绝之意。”[14]

　　其时北军望援急于星火，段祺瑞为贯彻个人主义，令晋军限期赴援。出于拜权与保境目的，阎锡山服从指示，电复陆军部已令商震[15]旅筹备开拔援湘。[16]阎虽愿为段出兵，却不愿出战资，甚或还欲借此向陆军部索取战资，便“拟请飞咨财政部速拨现银十万元，以便开支。晋省前购管退野炮尚未订立合同，缓不济急，该旅远赴湘南，需用利器，本省原有炮位，皆系湖北造五生七三炮，以之剿匪则有余，对抗南军则不足，并请大部迅拨管退山炮十八尊、机关枪十二尊，俾资应用。”[17]但陆军部的饷糈补给迟迟不到，阎锡山则不予出兵。而湘省督军傅良佐却因战事吃紧，电催阎锡山，让其速调商震旅早日入湘作战。[18]阎以步兵旅军备未完备及开拔需延时日为借口，与傅周旋，要求傅如能借给晋军管退山炮18尊，或就近转向汉阳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代借，援军便可出发。[19]傅良佐只好答应阎的要求，声称“已预备速射炮一营，官兵子弹俱全，祈速饬步队旅酌带机枪，即日轻装开拔来湘，所有给养接济均由敝处担负，来时川资，祈代垫发，后拨还。到汉时，已设有兵站，派员接待，车船均预备，水陆均可来湘。”[20]陆军部也加紧电催阎锡山，“湘南战情，极形吃紧，非多增援兵，不足抵抗；又非十月赶到阵地，不足以救危急。拟恳速催援军，星夜轻装，以期迅速。除枪弹外，余均不便携带等语。务希将派定援湘之队，火速出发，轻装往援。”[21]在多方促动下，阎令商震旅于10月25日出发，并要交通部转饬正太、京津两路准备运兵车辆。[22]陆军部当即为援军配备头等、二等车8辆、三等车13辆、三十吨铁棚车150辆、老式马车、石渣车和敞车各12辆，每日计划开车两列。[23]

　　此外，对于援湘军的军费开支，山西财政厅向各商号挪垫一部分，[24]另一部分要求由陆军部转饬交通部令正太路输送兵士车费准予记账，并由汉阳兵工厂备发子弹。[25]但汉阳枪弹拨发无余，只得设法赶造。[26]阎锡山申请先从京库拨发枪弹百万粒，发给晋军以资使用。[27]然陆军部部库枪弹亦无存，只能为其增拨30万粒，对于剩余差额，要求从山西各军枪械局酌量挪用，移缓就急，随后由陆军部筹补。[28]而阎却不愿耗费山西军火，再次向陆军部诉苦，晋省库存子弹有限，剿办土匪与派兵布防更需子弹，请陆军部再拨子弹20万粒，加上以前答应所拨之数达50万粒，即刻令发以资应用。[29]

　　就在阎锡山向中央索取军火之际，山西驻京官绅葛敬猷10月22日电阎，将北京政府的政治动态向其透露，以便阎在权势转移和派系纷争中灵活应对。其电谓：“讨滇明令即将发表，同时复刘存厚[30]职，责成共同讨滇。湖南前敌战报，近日稍有不利，第二师部下分驻常德、宝庆等处之军队，纷纷独立。省军前队已直接与国军交锋，政府颇注意，恐湘省不利，湖北及长江一带均吃紧。拟设西南经略使，以段芝贵为正，吴光新为副；更换傅（良佐）督问题，府仍主持，徐树铮反对甚力，或可不成事实。昨招直督来京，将与之商酌抽调部队赴湘。两粤电元首（冯国璋）请罢总理（段祺瑞）职，元首已复电，措词甚和婉。”[31]又“张敬尧昨谒元首（冯国璋）请愿援湘，有不欲赴察意。外交总长（汪大燮）因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来电攻击，昨国务会议未出席，将辞职，现经多方劝阻或可挽留。”[32]同时，山西驻京官绅李庆芳亦电阎锡山，张敬尧将于11月初赴湘作战。[33]阎锡山获葛氏与李氏电后，发现北军进剿南军的决心以及北军主战派的强势，觉得要想立足就须向北方表达其对中央的拥护，同时他亦担心援湘的功劳被其他势力抢去，遂改变昔日援湘因无饷暂缓出兵的做法，急令商震旅于26、27、28日率部出发，电知陆军部和湘省傅良佐，要其接济晋军需养。[34]

　　然而，随着形势变化，就西南问题是“战”还是“和”，北京政府内部各派与地方实力派所持意见不一。冯国璋因西南联络其制衡段，则暗示王汝贤和范国璋对西南取“和”，于是王、范逼走段派傅良佐。[35]据李庆芳11月16日电称“王汝贤联傅（良佐）、范（国璋）名报称：前敌军官会议不战请和等语。昨王又报称：傅督离省，不知下落等语。段总理（祺瑞）接电后，以为离奇，一面派人带巨款赴湘，一面拟任段芝贵督湘，并带张敬尧偕往，以资镇压。讵意元首（冯国璋）不以段之计划为然，力主调停，段辞意遂决。元首告人谓，‘我任芝泉（段祺瑞），不过为数十年交情，今既求去，仍须烦芝泉转请东海（徐世昌）出来’。又一确息，傅督被王汝贤排出，已赴岳州，元首欲以王督湘，并闻总理辞呈已上，阁员亦纷纷辞职，东海决不出山，并深以北洋派分家为戚。李纯、陈光远、王占元三督昨有电提出调和南北，条件尚未详悉。”[36]可见，北洋集团在针对西南问题的解决上派系斗争激烈，从而使得中央政局及湘省局势骤变。以总统冯国璋为首的主和派占据上风，以总理段祺瑞为首的主战派式微，段于11月15日发出辞职信号。陆军次长徐树铮亦追随段去职，离职时电阎锡山，要阎妥善处置入湘晋军。[37]随之，商震亦向阎锡山控诉晋军入湘挫败之苦。[38]阎锡山只好安慰商震“胜负乃兵家常事，毋庸置意，我军在湘兵力有限，只好持静观态度，随时注意可也。”[39]

　　11月16日，段祺瑞通电各省，解释用兵西南及其辞职原因，用兵西南是想实现武力统一，但在调动各实力派攻打西南过程中，却发生了王汝贤、范国璋等抗命及与西南联络之事，于是他觉得难以实现他武统想法，以辞职表示对北洋集团不支持他武统的抗议，即“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王汝贤等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抉藩篱，落彼陷阱也。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令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为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为中国消亡之征兆。”[40]由此电可见，段祺瑞非真心辞职，而是以辞职之举揭露冯国璋分化北洋及冯与西南联络之事，进而煽动同情者攻击冯。

　　内争演变也确如段祺瑞所料，他的辞职引起阁员同情，内阁决定与他共进退。其实，冯国璋在段辞职一事上也承载着段派与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冯派不得不对此做出妥协，江苏督军李纯发出停止南北调停电，继之王汝贤、范国璋亦有此类电请。[41]冯国璋于17日亦通电，痛责停战议和的不当之处，声称愿自带一旅之师亲身督战。[42]另据李庆芳17日电，“昨晚日公使谒元首，声明以个人善意请留段总理，元首答以当然慰留，旋即派人赴宅报告答日情形，又命徐（树铮）传达留意，并将辞呈封还，段仍坚辞”。阎锡山获知段辞职未成定局时，当即于17日电函商震“得报傅督军（良佐）因北军反对出长沙，总理（段祺瑞）辞职未准，希小心注意，并湘省现状如何？”[43]又于18日电段祺瑞，“湘局小变，虽出意外，仰维我公艰巨久膺，位望隆重，爱国家不言权利，久为天下所共信，遽尔引退，则北方实力涣散，必至团结无力，危及国家。揆之我公爱国之初衷，宁不大相刺谬。锡山待罪晋疆，瞬焉六载，以私情言，则所爱惟公；以公义言，则爱公尤不如爱国。务望我公以国家为重，勿遽引退，力图挽救，以遂初衷。锡山不敏，亦当整军筹饷，敬候指挥。”[44]并在同日又电冯国璋，“整军经武，所拥护者中央，所保持者统一，既无新旧党派之见，亦无南北界限之分。”“锡山不敏，谨当整率所部听候指挥。”[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