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学界与辛亥革命——以蔡元培为中心的考察(2)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只有政治上的革新改良才能实现对国家的救亡图存。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学说开始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蔡元培从这一时期开始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思潮，并广泛涉猎西方书籍以及广泛阅读当时国内出版的各类期刊杂志。总之，蔡元培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冲破传统的窠臼，博览外国书籍，对西方表现出来极大的热忱，开始了从传统的士大夫向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转变。蔡元培的这一重大转折折射出了近代知识分子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的历程。

　　 （二）由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转变

　　1898年，北京城内的变法气氛愈加浓烈。6月，光绪皇帝颁布上谕，“百日维新”拉开了序幕。蔡元培赞同变法，同情维新志士，诚如他所言：“维新党人，吾所默许。”[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一卷[M]，中华书局1984年版，279页。]但是蔡元培本人并未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运动，而是持旁观的态度。据蔡元培本人对变法运动所持的态度在《自写年谱》中指出：“康有为氏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诸氏被任用，励行新政，我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我与梁氏虽为乡试同年，但亦未与见面。”[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七卷[M]，中华书局1984年版，283页。]看来读书人的孤傲和自尊，使蔡元培“耻相依附，不往纳交”。蔡元培置身局外冷静观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数年的京官生活的体验，使他深知社会守旧势力的强大。同时蔡元培认为在积弊甚深的中国，不从培养人才入手，仅靠几道上谕就从事改革，把全部的腐败都转过来是不可能的。

　　9月，戊戌新政在一场血雨腥风中骤然消散。蔡元培对维新志士尤其是谭嗣同等人深表同情。同时蔡元培也深切的感到：“康梁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中华书局1984年版，320页。]蔡元培认为只有从培养人才、开发民智着手，才能救亡图存。目睹了戊戌变法发生、发展及失败的过程之后，蔡元培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可希望”，于是毅然抛弃官职, 南下兴办教育, 投身革命。戊戌变法的失败为他由爱国到改良，并最终走上民主革命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戊戌变法失败后弃官南下，是蔡元培从封建士大夫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进而转向民主革命家的重大转折点。

　　1898年冬，蔡元培离京返回绍兴后，经好友徐树兰被聘为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开始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这也是蔡元培教育救国的最初萌芽。蔡元培在中西学堂时，新旧两派教员时常发生辩论，蔡元培因支持新派而遭到旧派教员忌恨，最后有堂董出面干涉，蔡元培因不愿屈服于顽固势力愤然辞职。1901年8月，蔡元培出任上海南洋公学特办总教习，他在任教期间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启发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这时蔡元培的思想开始由改良主义向革命的方向发展。

　　1901年义和团反帝运动遭到遭到血腥镇压，清政府与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丧权的《辛丑条约》，这让中国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国家。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相互勾结，将中华民族推向了被瓜分的风头浪尖。此时，蔡元培已逐步看清楚了清廷的反对本质，开始抛弃改良主义的影响转向革命，逐步投身于民主革命。同时，在南洋公学任职的蔡元培身处爱国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聚集的上海，他能够深切的感受到时局的变化。受此推动蔡元培的思想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顺应时代要求迅速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而转向民主主义思想，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蔡元培晚年曾对此回忆道：“自三十六岁(1902年)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6页。]蔡元培在积极从事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以革命为手段的民主主义思想也逐步的开始成熟起来。

　　二、辛亥革命前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实践

　　戊戌政变后，上海作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爱国仁人志士大都聚集于此，各谋宏愿。蔡元培以学界闻人的身份，在此大环境中，伴随着思想的转变开始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实践：一方面通过报刊、演说、撰文等形式进行革命宣传，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参加暗杀团、创建光复会等暴力革命手段，加速了革命风暴的到来。

　　 （一）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1、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

　　1902年4月，蔡元培与叶瀚、蒋智由、钟观光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选为事务长，这是蔡元培走向民主革命实践的起点。中国教育会成立的本意是推动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会内设教育部、出版社和实业部。中国教育会是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最早的革命团体，该会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表面上是办理教育，暗中是鼓吹革命。中国教育会在后来组建爱国学社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民主革命的宣传，直接推动了反帝爱国运动，为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蔡元培作为中国教育会的主要发起人以及核心成员，在该会进行的各项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教育会成立后不久，蔡元培等人又创办了爱国女学，蒋观云任总理，之后由蔡元培接任。爱国女校是蔡元培受维新思潮的影响，亲自倡办的一所实施女子教育的新式学校。在“教育女子，增进其普通知识，激发其权利义务观念”这一宗旨的指引下，一批追求新知识的女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由于时局的变化和革命发展形势的需要，蔡元培认为女校不取贤妻良母主义，而需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性。蔡元培还认为女子最相宜于暗杀。因此，爱国女性在当时是培养爱国女性的革命秘密机关。

　　蔡元培和其他中国教育会的成员在爱国学社成立之后不久又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学社。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有一部分教员和管理员压制言论思想自由引起学生的不满，因此发生了南洋公学退学风潮。11月14日，又爆发了“墨水瓶事件”。该校中院五班学生有人误将墨水瓶置于郭振瀛的座位上，郭振瀛去上课的时候发现后认为学生故意和他过不去，于是就言辞责问并猜想是学生伍正钧所为，学校随后公布开除学生伍正钧并对五班学生记大过一次，由此引发了学生的强烈不服。之后全班学生找总办进行交涉，要求解退郭振瀛、收回开除记过的成令，结果总办不允反而要惩戒学生。这件事引起了全新学生的公愤，于是学生高呼“祖国万岁”相约集团退学。学校当局把此次退学风潮归咎于蔡元培的影响，于是他也向学校提出辞职。随后蔡元培为解决学生学习问题积极奔走，通过蔡元培和中国教育会成员的努力成立了爱国学社。他创办爱国学社的目的和爱国女学一样，是对学生进行爱国和革命的宣传教育。

　　爱国学社成立后，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开会演说，昌言革命，震动全国”[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页。]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很快成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阵地，为反清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还与当时的《苏报》建立了合作关系，使之成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革命舆论机关，为之后引发的震动全国的“苏报案”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2、促使《苏报》成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言论机关

　　1896年，《苏报》创办于上海，原为日本人所办，后由陈范购其所有权。陈范（1860—1913），字叔柔，号梦坡，湖南衡山人，举人出身，曾任江西铅山知县，因教案被清政府革职。蔡元培早年乡试时，其兄陈鼎是当时的副考官，通过此陈范和蔡元培那时就早有交往。中国教育会组织成立之后，陈范受蔡元培的邀请入会并参与发起爱国女学。之后，陈范作为中国教育会的成员常常与蔡元培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比如蔡元培、吴稚晖等在张园组织发起的张园演说。在与蔡元培一起参加种种活动的过程中，陈范一方面越来越敬重蔡元培，另一方面受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因此自愿将《苏报》作为中国教育会的言论机关。《苏报》特开辟《学界风潮》专栏对各种学潮消息给予及时报导。

　　《苏报》成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后为各地学潮给予了很大舆论支持。蔡元培亲自为《苏报》撰写了若干篇富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文章，比如《绍兴教育会之关系》、《释“仇满”》等重要文章。蔡元培在《释“仇满”》中认为如果满人能自觉放弃特权的话，就没有杀满人的必要了。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培对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认识较深刻，这在当时“反满”言论高涨的情势下是难能可贵的。由于蔡元培等人为《苏报》撰文公开宣传革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爱国学社也因为《苏报》的影响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苏报》》专设的“学界风潮”先后报导了浙江吴兴得滨公学、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浙江大学堂、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书院、上海广方言馆等校的学生退学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