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明清之际四杰学术“近代性”考略(2)

　　区分“天下”与“国家”：顾炎武的近代性之体现

　　顾炎武是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被尊为清代学术主潮——考据学的开山祖。在中国文化史上，顾炎武是一位界碑式的人物。他与黄宗羲、王夫之等并列于早期启蒙大师之列，并开有清一代“汉学”的先河。其《日知录》《音学五书》《右经考》等著作，都分别在中国学术史的有关分支具有开创意义。清人阎若璩曾盛赞顾炎武是“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亦罕得的学人。鲁迅对顾炎武也十分推重，他在 1933 年6 月 18 日致曹聚仁信中论及“中国学问”的整理时说：“渔仲 (郑樵——引者注) 亭林 (顾炎武——引者注) 诸公，我以为今人已无从企及。”这些评述都肯定了顾炎武的学术成就和确立不拔的历史地位。

　　生于明清鼎革之际的顾炎武，是热烈的爱国者，曾冒死参加抗清斗争二十载，并终生拒绝清廷招聘， 其民族精神深为后世景仰，“排满革命”的章炳麟崇拜顾炎武，更名章太炎，以示效法顾炎武。但顾氏决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有十分前卫的政治观念，如主张区分“天下”与“国家”，这是一种超乎“君国一体”“忠君报国”等中古意识的近代性理念。顾氏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卷十三“正始”条）”

　　在作此区分的基础上，顾氏告诫人们：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卷十三“正始”条）”

　　“亡国”指改朝换代，帝王易姓改号；“亡天下”则是全民遭灭顶之灾、文化逢覆灭的祸难，二者不可同日而语。顾氏不赞成为一姓一朝的“国家”灭亡如丧考妣，不必充当亡国之君的殉葬品，但他认为，直至全无功名的老百姓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对蕴涵国土、人民、文化意义的“天下”的兴亡承担着莫大责任。这种天下观挣脱了君本位的桎梏，超越了君国一体的传统观念，转而以人民命运为本位，以文化传承为本位，这是具有近代性的民主主义政治理念。200 多年后，梁启超将顾氏之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诵广远，流行于社会间。我们使用这耳熟能详的名句，应当领悟先哲顾炎武、梁启超的深意。

　　区分君主及其统治集团拥有的“国家”与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天下”，是走出“君本位”、进入“民本位”的政治理念。顾炎武启迪后世的重要理论贡献即在于此。

　　思辨性：王夫之的哲理深度

　　明清之际的学人中，王夫之的哲思最富于哲理深度。他的若干哲思申发易理，直逼近代思辨。

　　（一）包蕴“物质不灭”“能量守恒”思想萌芽的“元气不灭”论

　　王夫之关于“气”的唯物主义思想集中体现着其哲理深度。王夫之说，“人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这一论述肯定了世界的本体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这是王夫之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中富于近代色彩的最辉煌所在。夫之不仅论证了物质的不灭性，而且确认了物质运动的守恒；肯定了物质运动形态之间可相互转化，而且这种转化状态是无限的，但物质运动的总量则不会增减。这些论说将运动守恒的思想阐发得相当周密。

　　（二）对退化史观的驳斥，对人类进化史观的弘扬

　　夫之认为，上古决非黄金时代，“羲皇盛世”之类的传说并不符合实际。王氏指出：“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人类祖先“亦植立之兽而已矣”。在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尚未问世之前两个世纪，17 世纪的中国哲人王夫之已经准确地提出了关于人类进化的思想：人类的祖先是直立行走的野兽（植立之兽），这一提法在盛行祖先崇拜的明代中国，诚然是一个惊人的、大胆的创见。

　　夫之早年有过与苗民、瑶民生活在一起的困苦经历，这使得他实地观察并体验了处于原始社会或阶级社会初期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从当地流传的人类起源于猴、犬的假说和对古代典籍深谙于心的知识积累中，夫之将实地考察与古籍记载的神话传说相相参照，得出了人类起源于动物、文明发源于野兽的崭新结论。这种观察和研究方法正是合乎近代科学理路的，与 19 世纪美国人类学者摩尔根和政治家富兰克林“人为制造工具的动物”之著名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亦可论证，所谓三代圣王“无异于今川广之土司”（卷二十）。由野蛮向文明演进，才是历史的真实。

　　（三）提出“文化中心多元”论，突破华夏中心论

　　夫之推测“中国”以外另有发达古文明；又提出“文化中心转移”论，认为诸文明“衰旺彼此迭相易”。对于文化中心，东西方皆有各自偏见。欧洲长期盛行“欧洲中心论”，认为世界其它地方的文明都是欧洲文明的旁支侧系，由欧洲文明衍生而来。这种论调在近代更为甚嚣尘上。而中国古代则长期盛行“华夏中心论”。几千年来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的华夏中原地区，滋养着一种夜郎自大的情绪，做着“天朝上国”之美梦，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中国就是世界的全部或大部，其余皆为狄夷。将中国看作唯一的文明中心，当然也是褊狭之见。正是这类偏见，妨碍了中国人对外来文明的学习和吸收正义性的一面，但也确实蕴蓄着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的因素。

　　以对西方地理知识的了解，夫之的思想勇敢冲破了褊狭的民族意识的藩篱，客观考察了历史进程，产生了卓绝的新见解。夫之认识到，“中国”并非世界之中心和全部。他将“天下”与“中国”相对而称。他说：“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言下之意，世界上还有他所不知的中国之外的天下。明代万历年间以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传教来到中国，中国士人才开始知道，天下还有亚、欧、非、美诸洲，人种亦有黄、红、黑、白之别。夫之能冲破蒙昧主义的迷雾，产生新的世界观念，实属不易。

　　（四）超越“心术决定”论、尤其是“人主心术决定”论的理性主义史观

　　夫之认为在人的主观意志之外、之上，存在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王氏透过表象发现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因和规律性，建立“势—理—天”合一相贯通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将我国古代史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王夫之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在他论史的破与立的过程中都有鲜明的显现。这里所谓的“理性主义”，不是指与“经验论”相对立的“唯理论”(唯物主义的唯理论或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而是指与“蒙昧主义”及“神学唯心论”相对立的“理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