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商会的“柔性社会权力”与辛亥宜昌“有序革命”(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11、12日，汉阳、汉口相继光复。10月13日首义消息传到宜昌，宜昌警界、新军中革命党人立即响应，迅速密谋起义。此时，准备在宜昌起事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宜昌商人的支持和参与；而要争取宜昌商人和宜昌地方更广泛的支持，则不能不倚重宜昌商会的某种潜在“权力”，革命党人因此迅速着手联络宜昌商会。而面对势将发生的革命“巨变”，宜昌商会也有了新的行动迹象。10月14日，由革命党人召集，宜昌军界、警界、学界、商界代表共43人在东山寺秘密召开大会，郑重决定于10月18日举兵反正，并决定正式派人“联络商界”。实际上参加此次会议的就有商会会董、会员李春澄、童月红、赵璧成。不过这3人还不是商会正式派出的代表，因为此时的宜昌商会似乎仍未下最后决心，正面与革命党接触。但这至少表明，宜昌商会为促使行将袭来的革命烽火向着商人们所期望的方式、方向和力度发展，已开始急切地与革命党“暗通款曲”。在逐渐靠拢革命队伍的同时，宜昌商会又进一步紧跟形势变化，依凭其所持有的社会权力，直接采取行动，干预宜昌地方发生了新变化的政治生态。

　　宜昌商会首先借助对宜昌地方一定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力、控制力及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等，采取各种措施，特别是加紧与宜昌清政府当局进行联络，致力于维持地方金融稳定和治安稳定，防范可能发生的地方秩序失控。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宜昌后，宜昌地方出现了人心动荡、市面不稳的局面。宜昌海关在记述当时的情形时说：“宜昌人心很不安”；“铁路工人很可能会发生暴动”；“全城银元奇缺，人们拒收钞票”。为控制和扭转宜昌地方人心惶惶、金融恐慌局面，宜昌商会“以市面治安所关甚巨，爰与军、政两界磋商办法”。经商议后，宜昌商会暂行担任了代兑“顿失信用”的清政府官钱局票的义务，“借息纷扰”。宜昌商会还招募300人组成商防队，公推商会会董及商团体育会负责人李春澄为管带官，“以防不测”。

　　宜昌商会随后又进一步顺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加紧与革命党联络，继而周旋转圜于革命党与宜昌地方社会力量之间，沟通意见，协调行动，促使各种力量迅速“顺应”革命；向起义军表示担负所有起义饷糈。

　　随着“军队有变”的迫近，深恐“地方糜烂”的宜昌商会感到时不我待，于是再次“邀集道、府、县各官”，提议“镇定人心、维持市面办法，非由敝会联络军界不可”。10月18日晨，新军中革命党代表唐牺支等，径直到李春澄寓所，就当天起义事宜进行磋商。期间，首鼠两端的宜昌清知府金世和为了探知革命军动向，“直入室内，邀李外出，询有何故。李勖以大义，金乃携李君之手，走出门去”。李春澄随即介绍宜昌商会总理曹耀卿、会董及会员吴敬陔、韩慎之等七人，“同往鄂军驻扎之县城隍庙中，与唐牺支等接洽会议”。在会商中，宜昌商会俨然自视为宜昌商人和地方社会代言人，一面向革命军方面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军队“不扰地方”，一面承诺“所有起义饷糈，悉由敝会担任”。由是“军界大欢”。至此，宜昌商会可谓正式公开加入了革命的队列。随即“慷慨担负款项，屯粮集兵，预备进取”。这一天，起义军成立司令部，推定新军四十一标中的排长唐牺支为起义军总指挥，部署兵力，控制了宜昌城内外各要害地。当晚，唐牺支宣布起义，满清旧官吏除少数外逃者外，“府、县以次各官相率投诚”（宜昌清知府金世和反正后，经“缴销伪印，颁发新印”，被革命党继续委任为宜昌知府）。革命军“不发一矢，不扰一民”，实现宜昌光复。宜昌海关税务司在向其上司报告宜昌民军起义情形时说：宜昌“维持着非常好的秩序”。

　　宜昌和平光复后，宜昌商会颇为自得地称：“自敝会与军界议明办法，因饷糈有恃，故全军心志镇定，秩序整严。军队既不直接向人民筹款，故城市无惊，遐迩安堵。是二十七日军、商两界数分钟之会议，诚为极有关系、极有价值之会议矣。”宜昌商会会员在述及此事时也说：“自始自终宜埠幸获安宁，实由军商两界声息相通。”借助宜昌商会的“柔性社会权力”，革命军起义实现了宜昌和平光复，宜昌地方社会维持了一种有序的局面。

　　依凭柔性社会权力，辅助革命政权军政、行政的有序推进

　　宜昌光复后，革命党迅速着手建立维护和扩大革命成果所必须的革命的军政、行政权力中心。宜昌光复后的第二天，10月19日，在宜昌各界代表集议下，鄂军驻宜司令部正式成立，宜昌军、警、商、学各界一致公举唐牺支为司令官，商会会董李春澄被委任为粮台官。宜昌商会曾说：“自武昌起义以来，各属响应以敝处为最先，而地方完善亦以敝处为得手。至光复时一切手续，尤以敝处经理为多，见闻较确。”宜昌商会此言不虚。宜昌商会在宜昌地方所拥有的较大的社会权力能量，使它进一步成为革命政权推行革命军政、行政的重要依傍；而宜昌商会也凭依其社会权力，继续将宜昌商人的愿望切入到宜昌地方辛亥革命运动中。

　　首先，宜昌商会依凭其富有亲和力的社会动员能力，促使革命政权财政工作向有利于军民和谐的方向运行。“宜昌税厘，向以川盐、土药为大宗”。宜昌光复后不久，在鄂军驻宜司令部授命下，宜昌商会即在城内土膏局设立鄂军筹办饷糈处，商会总理曹耀卿兼任土膏局和筹饷处总理，会员吴敬陔任川盐局总理。在筹助饷糈活动中，宜昌商会通过“劝谕商民”的方式，取得了“商民皆能竭诚输将”的效果。依靠商会提供的财政保障，宜昌民军得以顺利募兵扩军，由原来两个营扩大到两标。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为此致函鄂军宜昌分司令部：“宜昌商会担任饷项，深感嘉尚，仰代达本都督谢忱。”不过宜昌商人最感欣慰的则是地方社会由此保持的一团“和气”局面：“军政粗立，饷械单寡。幸本埠商会诸君子出任筹维，军民揖和，市邑无扰”。

　　其次，宜昌商会依凭其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及其民间性社会身份，促使革命政权“外交”工作向有利于“中外和谐”的方向运行。1911年10月23日，在革命政权委派下，宜昌商会向宜昌海关税务司葛礼递交了一份公函，试探性地要求宜昌海关动用关税，接济宜昌民军军饷。葛礼当即对此项要求予以否决，声称对作为外债和赔款担保的税款“作任何干涉，都将与列强发生纠纷”。面对葛礼的强硬否决之辞，宜昌商会方面随即收起了对列强特权进行革命的勇气，转而复函说明，“这件事并不急迫”，表示了继续接受和维持海关现状的态度。尽管拒绝了宜昌商会的要求，但葛礼在给其上司的报告中说：“我同宜昌商会举行了好几次会谈，讨论海关的中立问题……我认为同这个大家承认的商业团体打交道，比较同此间革命党的首脑唐某打交道要妥当些。”革命政权与宜昌西方列强势力通过宜昌商会得以以一种非正式的富有弹性的方式互通了某些声息，达成了某种政治上“互不干预”、有利于地方秩序稳定的“默契”。

　　其三，宜昌商会凭借自身在地方社会积累的情感联系、社会声望等，促使革命政权民政工作向有利于公共秩序安全的方向发展。辛亥首义之时，驻留宜昌的川汉铁路四万多筑路工人“因无资购买食物，所在滋扰，地方大震”；“旅宜东西洋商，犹以工人暴动为惧”，不时到宜昌商会“探问消息”。面对光复之初宜昌地方可能出现的公共安全危机和来自各方面的忧惧，10月20日，宜昌商会出面召集大会，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亲赴会场，力陈路款支绌及工场危险情形”。宜昌商会会众“对于李君感情素洽”，对地方可能发生暴乱的危险倍感焦虑，一致认为“工役麇集，非亟筹巨款不能遣散；且事机甚迫，稍一迟回，则糜烂不堪设想”。会后，宜昌商会迅速致电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宜昌……民军全饷商会担任。惟宜昌向缺现款，现在路工尚有数万人，非二十万银元不能接济。如稍有贻误，工人纷拥来城，彼时大汉之师剿则难施，听则作乱，恐误大局”，请求军政府尽快运款到宜昌。在电文中，宜昌商会还专事奉告：“宜昌今晨晴爽，人心大定，市面照常，特贺”，急迫表达了唯恐因“工场危险”失去光复后稳定局面的心情。黎元洪很快复电“款照拨，陆续拨寄”，并派人“解洋五万元来宜”。随后，即由宜昌商会知照川路公司总理李稷勋，派员携款办理遣散工人事宜。宜昌商会又公推会员韩慎之、王宝田协同办理；鄂军司令部也同时派遣军队“逐段弹压”。聚集宜昌的数万来自北方的筑路工人遂得于11月间“不动声色”，全行遣散。由于多方协同努力，特别是宜昌商会在湖北军政府、鄂军驻宜司令部和川路公司等之间的奔走、调度、斡旋，一场新政权下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危机被化解掉了，宜昌商会十分欣慰地称道：“地方幸保安全”、“幸获安谧”。

　　其四，宜昌商会通过与宜昌商人的组织及情感联系等，促使革命政权军务工作向有利于军商和谐的方向运行。宜昌光复之初，宜昌鄂军司令部急需船只作侦探军情及拖运士兵之用。经由商会会董李春澄介绍，宜昌鄂军司令部向川路公司征借济川轮船。川路总理李稷勋遂亲自谒见唐牺支，不仅将公司轮船借予革命军使用，而且将公司筑路巡缉队和省派护路巡防营，一概拨交司令部节制。经过此次联络，“故司令部对川路公司感情日厚”。

　　宜昌商会参与铸就的宜昌光复后的安定局面，支持了宜昌革命军平稳有序地扩大革命战果。宜昌光复后不久，鄂军司令部即“派多员分赴所属各州县劝令反正及令缴销伪印，颁发新印”，“各州县均望风响应”。到1911年11月初，宜昌府辖区全境实现“革命反正”，鄂西施南和川东巫山、夔府（奉节）等地也相继反正。“自此，鄂省无西顾之忧矣”。这个时期宜昌革命军最重要的军事行动，要数攻克荆州、沙市。宜昌商会曾通过与沙市商会的组织联络，力图协助革命党促使荆沙和平光复，其努力虽未能成功，但宜昌商会仍然以自身的财政动员、控制能力，加快了荆沙的光复。

　　武昌首义后，位于武汉上游的宜昌各州、县很快相继反正，唯驻防荆州、控制沙市的满族旗军仍“负隅恣肆”。当时汉口已失守，汉阳形势危急。为推进革命，巩固武汉，宜昌革命军司令唐牺支一面扩军备战，一面多次派员联络，劝令驻防荆州的清将军连魁和左翼都统恒龄反正投诚，但“伪将军等竟若罔闻。”期间宜昌商会也写信联络沙市商会，试图通过沙市商会敦促驻防荆州清军及早投降。但“沙市商会会长既不敢自己去，也不敢写信去联系”清政府襄阳道喜源则欲乘势联合荆州驻军侧击汉阳。在这种情况下，宜昌革命军决定攻打荆沙。宜昌光复前，荆州清军军饷，“悉仰省垣之库帑与宜昌之榷税。武、宜既失，乃大穷蹙”。11月19日战斗打响，与得到宜昌商会鼎力支持而“粮饷有恃”、“心志镇定”的革命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荆州驻军频频向清廷告急：“兵单饷竭，不敷分布，危急万分”；“市面紧急，筹款不易……恐难持久”。12月16日，困守荆州的清军在弹尽粮绝情况下被迫投降，革命军开进荆州城，继而进入沙市设立荆宜总粮台，李春澄被委任为荆宜鄂军司令部粮台官。宜昌商会为革命军筹助饷糈的活动，加快了荆沙的光复，也将宜昌商人及早结束革命、恢复秩序的企盼传输到了荆沙之役中。宜昌商会的“革命性”活动于此时达到了顶峰。

　　宜昌、荆沙的光复，给了武汉革命政权以极大的支持。革命党借助宜昌商会的柔性社会权力，使革命军政、行政得到顺利推进。不过，对于宜昌商会、商人而言，他们由衷赞叹的依然是社会有序，是 “军兴”以来沿江城镇“惟宜昌为最完善”的安定局面。

　　（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2期）

　　（作者系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