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商会的“柔性社会权力”与辛亥宜昌“有序革命”

　　关于商人、商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从各种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通过这些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商人与政治的关系有了较为清晰的图像。不过，商会作为民间社团，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在政治参与中的运作过程及由此对辛亥革命和地方社会政治生态造成的影响，学术界还未给予充分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辛亥革命时期的鄂西宜昌商会为讨论对象，从社团组织之社会权力与政治、政权组织之政治权力间的互动关系这一视角，考察宜昌商会辛亥革命中的政治作为，透视其在地方社会政局变动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及作用，同时，也借以展现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内陆基层商会的面貌与政治诉求。

　　宜昌商会之缘起与商会权力之解析

　　宜昌商会是在近代宜昌商业发展和清末政府实施新政的背景下，以旧有商帮、行帮为基础建立的。

　　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汇接之处，素有“川鄂咽喉”之称，是历代郡、县、州、府的治所。但清道光年以前，宜昌商业并不发达。太平天国起义后，川盐济鄂，宜昌成为川盐入鄂的必由之道，川江柏木船遂成批到宜昌拢岸揽载，“连樯接舶，衔尾不绝”，宜昌市面开始呈现“百货充轫、商旅云集”的景象。1876年宜昌辟为通商口岸，从此，宜昌成为上接重庆，下连汉、沪的“木船轮舟汇集交拨之区”，“上下货物转运之中心地”，宜昌在长江中上游贸易中转中的地位一跃而起。在晚清到民国政府几度实施鸦片公卖政策的刺激下，宜昌又是川黔滇“特货”（鸦片）外销的中转站和集散地。这成了近代宜昌商业维系和保持畸形繁盛的又一个拉动力量。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近代对外开埠的机缘，地处内陆鄂西的宜昌在清末年间从原来的“一荒寒之村市”，“一跃而成有名之都会”，发生了“气象顿异”的变化。

　　在近代宜昌商业发展的过程中，汇集宜昌市场的商人日益增多，除了本地商人，外地客商也纷至沓来，这些商人以地缘和与此相关联的业缘等关系为纽带，以同乡会等为联谊聚会场所，逐步形成了“十三帮”商人势力。大的商帮下又有许多小帮。各大商帮大都建有自己的帮庙，帮庙通常又是同乡会馆。如四川帮的川主宫，江西帮的万寿宫等等。各帮庙祀奉不同神主，请和尚在庙中供奉香火，称“当家师”。和这些大的地域性商帮交错在一起的，还有众多以业缘关系为主要纽带形成的行帮或业帮，也供奉不同的祖师。其数目至1913年登记有52个。

　　近代宜昌的商业发展和旧式商帮、行帮的繁衍生息为宜昌新式商人社团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1904年，清朝商部正式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各省垣及通商大埠成立商务总会，府州县设立商务分会。在这一政府改革浪潮的催化下，宜昌终于诞生了新式商人社团组织。

　　1906年，以旧有商帮、行帮为基础，宜昌府华商公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宜昌地方行政、司法、军警各级长官及绅、学各界均派代表出席，宜昌知府王仁俊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发表了商战御侮的演说。宜昌商人将此前的旧式商帮称为“神会”，将新成立的宜昌府华商公会称为 “法团”。宜昌府华商公会的成立标志着宜昌地方新式商人社团的诞生。1909年，宜昌县商务分会成立。此后，改名宜昌县商会并一直沿用此名，直到1949年自行解散。

　　宜昌商会早期组织制度是依照清政府颁布的商会章程建立设置的。商会设总理1人，会董若干，总理总揽领导之责，会董分担其责。总理、会董之下设总务股等六个办事股，分科办事，接受总理领导。商会会员通过一定程序行使其会员权力。特别是一年一度的业董大会常会，总理须向由各帮会员推举的业董报告全年工作，业董则代表本帮会员投票选举新一届商会总理和会董。这些制度在宜昌商会的实际工作运行中基本得到了贯彻。1910、1911、1913年（1912年业董大会因故迁延未举），经业董大会选举，宜昌商会会长分别为雷启云、曹耀卿（宜昌当时最富有的“四大户”之一）、李稷勋（清末翰林，官至邮传部左丞参，深为宜昌商人所敬服）。宜昌商会会员则从1910年的563个发展1913年的816个。依此基本可知，业董大会－总理－会董，构成了早期宜昌商会的权力结构；总理－会董－各办事股，构成了早期宜昌商会的行政组织结构；商会－业帮－商人则构成了宜昌商会自上而下的组织链条。宜昌商会显然是一个与旧式商帮、行帮有密切渊源关系，同时又具备了新型社团组织特征的新中有旧、容旧于新的新式商人社团组织。

　　那么，这个新式商人社团在宜昌地方社会生活中承担着何种责任？扮演着何种角色？清政府商会章程指出了商会“保商振商”的责任。围绕“保商振商”，宜昌商会的日常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兴办地方工商事业，处理各种“商事”；其二，“辅助地方之行政”。所谓辅助地方行政，一般情况下也与商务密切相关，如“通官商之邮”一类的活动以及与商业维系密切相关的维持地方秩序、市面秩序的活动等。简言之，新生的宜昌商会，是宜昌地方全体商人的代表，其主要职责就是要维护宜昌商人利益，推动地方商务发展。宜昌商会以自身的组织资源为基础从事这些活动；其组织资源也是在这些活动中不断消耗或得到充实。宜昌商会何以通过政治参与活动对辛亥宜昌光复革命的运行状态施加了一定影响，在此还需对宜昌商会的组织资源及由此形成的某种潜在社会权力予以解析。

　　从权力社会学的角度看，组织资源至少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社会关系等无形资源，对于宜昌商会而言，这部分资源至少来自四个方面，其一是组织内部商会与业帮、商人间正式的上下级组织关系，以及与此相胶着的基于业缘、地缘、乡缘的非正式的各种亲疏、深浅不一的情感关系、利害关系；其二是宜昌商会与地方政府、官员包括一般政府职员间的组织的或个人的、正式的或非正式、利益的或情感的各种关系；其三是宜昌商会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与宜昌本地及外地其他组织、人群或个人彼此间建立的各种社会联系；其四是附着于社会关系上的其他一些无形资源，如商会组织的或其成员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形象、面子、威望、信息及获取信息的能力、信念、规范等。第二部分是有形组织资源，如宜昌商会所持有或控制的一定人力、物力、财力等。这两部分资源的获得通常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在权力社会学家看来，组织资源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资源，是组织赖以进行各种活动的基础。组织以一定资源为基础对他人行为、意识施加影响和控制，这种影响力、控制力或支配力，就构成组织权力。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权力中，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政权组织或其他以武力为后盾的军事政治组织之权力的显性、强制性、刚性，民间社团组织权力通常带有更多的隐性、非强制性、柔性。这种社团组织权力因其民间性而被称为“社会权力”。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社会权力能转化为政治权力。宜昌商会所具有的社团组织权力显然就是这样一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柔性社会权力。

　　随着辛亥革命序幕的拉开，宜昌商会向着宜昌商人所期望的方向迈出了加入革命阵营的步伐，宜昌商人的思想意识随之转化为宜昌商会的政治行动意志，并伴随着宜昌商会社团组织社会权力，融入了到宜昌辛亥革命运动之中，进而对这一运动的运行状态施加了影响。

　　依凭柔性社会权力，辅助革命党实现宜昌“有序光复”

　　宜昌光复革命爆发前，面对宜昌“革风日炽”的形势，有着潜在社会权力的宜昌商会在政治上经历了从不作为到有所作为的变化。

　　1909年，活动于川、楚等地之间的革命党人开始在宜昌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但“势孤力薄，组织无从着手”。1910年6月，投身宜昌警界的四川籍同盟会会员胡冠南、四川泸州公益会会员严绍陵和胡绍尧等在宜昌川主宫秘密发起成立宜昌公益会，以宜昌府中学为活动重点，在警界、学界中发展会员，策动革命。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当时川汉铁路宜昌段已经动工，并筑路30余里。聚集宜昌的4万多名筑路工人对铁路国有政策不满，反对停工遣散。革命党人趁机在工人中宣传革命，密谋暴动，宜昌保路风潮随之高涨。7月，清廷派钦差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三十一标，进川镇压保路运动。抵达宜昌时，与宜昌知府金世和合力采取行动，捉拿革命党人，使革命党“几无地可以容身”，胡冠南随后尾随端方离宜赴川。8月，湖广总督瑞澂派新军三十二标两营两队和四十一标一营进驻宜昌。这两标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革命党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宜昌反正义军首领的文学社会员、湖南慈利人唐牺支），与已在宜昌开展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迅速取得了联系。这样，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革命火种首先在宜昌学界、警界、筑路工人、新军中播洒开来。

　　这个时期，宜昌商人在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刺激下，开始流露出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失望。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各包工强烈要求清算工价；旅宜川路公司股东数百人，也群起向宜昌府和川路公司要求退还股本，并与前来弹压的清兵发生械斗。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致电成都总公司，情词激愤地指出：“铁路国有，注销商办，政府牺牲信用”；“人民受损甚巨，当拼力拒之”。宜昌商人中此时出现了与革命党接触的个别情况。宜昌商会会董之一汉阳人李春澄，素好体育及武术。1911年8月新军驻守宜昌后，李春澄就常与新军中革命党人有往来。不过此时宜昌商人、商会并没有直接参与革命活动的表现。面对日益迫近的革命风暴，宜昌商人在密切关注中表露了普遍的忧惧不安。宜昌商会和商人记述此时宜昌地方政治形势的话语，颇能说明问题，如：“川路工场近在咫尺，役夫数万，患伏肘腋”；宜昌地方“谣风四起”，宜昌恐将“地方糜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