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十年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3)

　　关于《汉奸辨》的作者，据章士钊《疏〈黄帝魂〉》称：“此为吾在《苏报》所撰之文，为汉奸翻案，为汉奸寻觅出路。”(19)不过，查阅中国台湾出版的两种《苏报》影印本，均未找到此文。《章士钊全集》据《疏〈黄帝魂〉》之说收录，也只能依据《黄帝魂》，当亦未发现《苏报》刊登的原本。所以，此文是否刊于《苏报》以及是否出自章士钊之手，仍有疑问。由此连带出文章发表的时间问题。虽然30篇的初版本的确收录此文，但无法确证具体写于何时，如果是为《苏报》撰写，是否已经刊出。《苏报》1903年因报案被封之前，曾经两度改版，均与章士钊等学堂风潮的退学生密切相关。章士钊注疏之时，虽是当事人，却忽略或是忘记了版本和篇幅的分别，所疏实为后来的增订本。

　　《汉奸辨》在辛亥革命排满的历史进程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研究汉奸史的学人虽然有所描述，却未能举出相关实例予以证明，这似乎也从侧面反映此文的问世及流行还须进一步深究。倒是其中关于汉奸的指称起于汉代之说，对时下的汉奸论影响深远。不少人将其说等同于历史事实，望文生义地相信“汉奸”一词的确始于汉代。因为胡汉相争，“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称焉。汉人为汉奸者有之，外人称汉人为汉奸者亦有之”。这样的说法不过是想当然耳，汉朝人并不会自称汉人，“汉奸”之号那时纯属子虚乌有，而汉人自称与外人他指之别，更是无从谈起。经过近代知识转型之后，用后来观念解读前人前事，已经习以为常。稍加留意，如此类的现象比比皆是。一般情况下，作为俗语或方便名词无伤大雅。作为严肃的历史认识，则有无汉人汉奸的概念，意味着汉与非汉的界限是否分明，一方的自我意识与另一方的非我意识相当强烈，以至于约定俗成用了相同、相通的名称。就此而论，不仅汉代人没有这样的观念，汉代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指为汉人的那一大群人也没有这样的集合观念，或是虽然偶有，内涵外延却与今迥异。

　　《汉奸辨》的主旨的确如章士钊所说，是要为“汉奸”翻案，并为之找出路。作者认为，汉奸名号流传了二千年未有定评，因此往往有视爱同类为汉奸者，泾渭不分，殊堪痛叹。翻案的主要做法是区分“真汉奸”与“满洲人之所谓汉奸”。“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又分为死生两类，前者为历朝历代的汉奸，包括扶清灭明的吴三桂等人以及助满洲歼灭太平王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后者如谄媚那拉氏枉杀中国义士的张之洞，为“满清”阻止游学生进步的蔡钧，助“满清”官吏搜括中国货财孝敬“满洲”、承担各行的巨商劣绅等。至于“满洲人”所谓汉奸者，“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之故，甘心戎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包括汉武帝时誓杀匈奴的霍去病、卫青等，宋朝的岳飞，近代的太平王洪秀全、烈士唐才常、林述唐等，“乃如之人，诚汉奸中之卓卓者矣”。虽然这样的“正色汉奸”暂时不及“满忠”人多势大，后起者犹复无量。“吾敢决之曰：三年之内，胡虏朝廷，必亡于汉奸之手。”

　　为此，作者“敬告汉人，慎毋为害己之汉奸，当为爱己之汉奸。更愿今日之为汉奸者，各尽其才智力量，勇往向前，剿灭丑类，恢复三千余万里之山河，更新四百兆人之魂胆，立新中国于环球之上。汉奸之名，不将流芳于万世乎？不将传扬于地球乎？今日汉奸尚其勉之，不必以异族人之目我为汉奸，遂畏汉奸之名而为之讳也”。(20)

　　《汉奸辨》的思路以及所谓“正色汉奸”的概念乍看显得有些怪异，其实是假设从“满清”立场而言的反话，希望汉人不要畏惧清廷以“汉奸”的罪名相加。就翻案而言，该文进一步明确梁启超、欧榘甲等人将“满人”所指汉奸视为革新独立的正面形象的取向；就正名而言，将真汉奸定性为助异种害同种。两方面相辅相成，否定“满清”的汉奸论与确定汉人立场的真汉奸属性，正是“汉奸”转义的一体两面。反清不仅反叛作乱，还有排满革新；结交外国也不仅是卖国求荣，还有学习振兴。昔日的“满忠”，如今转而变成真正的汉奸。

　　《汉奸辨》的观念和主张，不乏同调，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就鼓吹“杀尽仇人”，“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前者指“满清”，中间为洋人，至于后者，吴密认为“不但包括投降洋人的汉奸，也包括谄媚满人的汉奸”，确有道理。

　　诚如研究者所论，辛亥时期排满革命话语中的“汉奸”，主要是指在满汉冲突中维护“满清”一方的汉人。具体所指，包括三类：其一，帮助外族侵害本国，如《汉奸辨》所列举的历朝历代直至清初的“死汉奸”。1903年12月13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戏院演说中所提及：“汉人之失国，乃由不肖汉奸助满人入关，征服全国”(21)，就是此类的典型。

　　其二，为虎作伥，残害同胞以维护异族统治。如《汉奸辨》列举的曾、左、李、张、蔡以及巨商劣绅。扩大而言，一切维护清朝统治的汉人官绅都在汉奸之列。其中既有故去的“死汉奸”，也有为数众多的“生汉奸”。由于晚清这类汉奸往往与丧权辱国、出卖利权相联系，故而又与卖国的汉奸相一致。而出卖中国的不仅是汉人，其他非汉人群有此类行为者，也可能被指称为“汉奸”。

　　其三，虽然主张在清朝的体制内进行改革，却反对或不赞成推翻清朝的革命。这类汉奸首先是指康、梁等人的保皇会，继而扩大指向国内的立宪派。由杭州中学堂退学生在上海组织的《新世界学报》社，在《新世界学报》停刊后，于1903年6月创刊《经世文潮》，作为前者的继续，不满于行世的各种经世文编“支离缪盩，用其体例，变其精神”，专设人种之部，刊发讨论满汉问题的文章。(22)该刊于1903年9月21日第7期刊登的《满清毋庸立宪》一文，一面指斥“太平之役，头等汉奸胡、骆、曾、左、李之伦，率其犬羊之性，残同胞以保客帝江山”，一面预言刚刚开始热议的清朝立宪之说，“不过欲为满洲立万年之基业，为汉人下不脱之羁轭，其永远之奴隶性质，深于胡、骆、曾、左、李万万。如将此等人正名定谥，非加以‘头等特别汉奸’之徽号，不足以定其罪而蔽其辜也”。立宪声起，“于是满人防御汉族反侧之心，藉以稍慰，谓执持欧洲数册君主立宪之底稿，虽头等汉奸胡、骆、曾、左、李复生，不能有此制汉扶清之力也”。(23)

　　1903年，清廷尚未定议是否要采取立宪制，议论立宪的主要是部分官员和士绅，严格说来，还没有形成后来称之为立宪派的势力。《经世文潮》的笔锋所向，只是泛指倡议立宪的官绅。而在海外，主张保皇立宪的政治势力确实存在，并与革命党在华侨中展开激烈争夺。本来革命、保皇两党在庚子前后有所合作，尤其是以梁启超为首的部分倾向激进的康门弟子，愤于时势，背着康有为暗中与革命党、中国国会联系，准备合作以武力推翻当朝执政，实行民政。格于形势，计划流产，梁启超继续与革命党合作的愿望遭到康有为的强力压制，不得已退回保皇的立场，却仍然利用孙中山在美洲各埠华侨中的人脉，使孙中山感到受骗上当，被迫严词揭露保皇派的言行不一。

　　同样在1903年，当国内有心排满革命者刚刚为“汉奸”正名之际，孙中山就在《檀山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断言革命与保皇决分二途，势不两立，指出康、梁等人打着“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旗号，骨子里志在扶满臣清；檀香山保皇会《新中国报》副主笔陈仪侃口谈革命，身入洪门，“实为保皇之中坚，汉族之奸细”。并且宣称：“古今来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舍忠义而为汉奸者，不可胜计，非独康梁已也。满汉之间，忠奸立判，公等天良未昧，取舍从违，必能审定。”(24)明确指康梁保皇拥清为汉奸，希望华侨认清革保分界，速定趋向。如此一来，敌我与同道的联系及分别，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变得相当复杂，开启了不反对敌人之人也是敌人的政治论述的先河。

　　三、“驱满酋”与“杀汉奸”

　　既然汉奸是“排满革命”的重要对象，革命之际如何处置汉奸就成为革命党的重要政治选项。1905年，孙中山再度游历美洲大陆，为致公堂重新拟定新章。其中规定，必须“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因为中国被“满清”灭亡260余年，本来不是“满人”能够做到，关键在于“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以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25)。所有3类汉奸都在必须清除之列。1906年所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特别规定，革命起义时，“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反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驱除鞑虏之后，光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先期发布这样的宣言，目的就是通过革命式的扫荡，“将使禹域之内无复汉奸之迹”。(26)

　　其他革命团体也将诛杀汉奸定为政治方针，光复会所订光复军“普告同胞檄”，就将“满贼汉奸”相并列。光复军告示明确宣布，义师所至，“与吾汉族诸父兄子弟共诛之”的不肖匪徒共有5类：“一、满人从不降者杀；一、反抗本军者杀；一、乘机打掠者杀；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一、仍为汉奸者杀。”(27)

　　为了鼓吹杀汉奸的正当性，革命党人大造舆论。由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清代著名汉奸，而湘军屠杀同胞最多，湖南受到各省人士的同声指责，甚至形成排湘主义。湘人对此深刻反省。1906年10月，陈家鼎在《洞庭波》撰文指出，湖南有“媚满性之圆足”“合群性之缺乏”“保皇性之愚谬”“守旧性之固结”“排外性之误看”5项“亡湖南之病根”，又针对性地提出“速行悔过”“首倡起义”“力讲外交”“公约自治”“预备革命”5项“医湖南之药石”的办法，希望湖南由戊戌以来为小日本，此后转为小法兰西，要从变法的渊薮，变成革命的摇篮。(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