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孙中山对名誉事件的反应(2)

　　这一事件发生之初，孙中山、黄兴等还是极力想把借款事情办成，以扭转临时政府的财政被动，因而并不把名誉问题放在第一位考虑，反而乐观地估计，“今日所见为独占无二者，他日当使竞争而并进。于众多矿中分一矿利与日人，未见大害，否则以一大资本家如盛氏者专之，其为弊亦大。”对于舆论喧哗，尚不以为然，认为“舆论于此，未必深察。(24)但对于临时政府内部章、张二人的态度，则高度重视。在收到章太炎第一封信后，孙中山立刻复函，表示“此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25)孙中山向章介绍了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现状和财政危机，指出章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建议不能解目前之急；章太炎提出的权利外溢的后果并非不知，名誉牺牲的后果，无论是对于临时政府，还是对于个人名誉，也都十分清楚。但孙中山此时决策的出发点，是综合比较，两害取轻，“至于急不择荫之实情，无有隐饰，则祈达人之我谅。”(26)

　　在覆张謇函中，孙中山以同样的理由说明了合办借款之必需，也以同样的比喻向张解释不得已的苦衷，表示“惟度支困极，而民军待哺，日有哗溃之虞，譬犹寒天解衣裘付质库，急不能择也”，希望张站在临时政府立场考虑，转移舆论，帮助临时政府度过难关，特别请求“先生一言，重于九鼎，匡救维持，使国人纵目光于远大，为将来计；而亦令政府迫于救患之苦衷，权宜之政策，免为众矢之的。”(27)

　　与此同时，孙中山极力争取借款案在程序上的合法性，避免临时政府和个人在名誉上进一步陷入困境。1912年2月12日，参议院以汉冶萍及招商局抵押借款违法，质问临时大总统。(28)18日孙中山咨覆参议院，说明汉冶萍借款并无违法。(29)23日，参议院以孙中山之答复“疑问尤多”、“不得要领”，再次提出质问，并要求即日派员到院答复。孙中山亦郑重作了答复，并派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到参议院，将关于汉冶萍借款各种相关文件携交讨论。(30)

　　为汉冶萍合办事，孙中山在内部解释和政府运作上费尽周折，但最终还是“各省反对，舆论哗然”，只好命盛宣怀“宜早设法废去此约。”(31)3月22日，汉冶萍公司在上海开临时股东会，全场一律反对合办。(32)这些过程，牵扯了孙中山大量精力，最终不免临时政府和孙中山个人名誉均受到重创。虽然对章太炎、张謇作了苦口婆心的工作，但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接纳。在得到孙中山初步解释后，章又来函仍申反对意见，口气则更趋严厉。章太炎不同意孙中山“以解衣付质为比”，反劝孙中山不要“倒行而逆施之”，指出孙所做、所虑的一切“奈舆论不直何？奈国命将覆何？”斥孙中山和黄兴为“为私卖国产之人。……自是长与奸谀同列，终为不义，弗可没已”，深为“痛惜”；章太炎特别提及孙中山的革命经历以及所积累的革命威望，希望孙“勉修明德，以待第二期之选任”，不要“自点令名”、“昧于取舍”、“强拂舆情”，以冒天下之不韪，否则“惟有要求割席”，相与决裂。(33)

　　在临时大总统任上，孙中山对于名誉事件，优先考虑的仍是政治大局，力图使临时政府的工作和全国革命的形势趋于有利方向，即使付出名誉代价，亦在所不惜。在汉冶萍案等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有限的应对，与其说是为了名誉，不如说更多的是为了革命党和临时政府内部的团结。但结局确实失多得少，陷入极端不利的名誉困境。究其原因，当时形势的发展，没有可能按照孙中山的愿望进行；临时政府和孙中山在既紧急又窘迫的巨大压力下，对策局促而无力。这些都反映了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在面临苦衷的情况下，没有能力也没有经验来使事件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后来者深应以同情理解。

　　三、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对个人名誉的捍卫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因辞职换取的声望上升，而实际政务压力骤减，在一段时期内，处于个人名誉的高势能状态。在野的孙中山，主要从事巡视、宣传，在各处演讲谈话，宣示政见，多数场合受到热烈欢迎和普遍称颂。有时其政见也遇到一些误解、曲解和反对，但一般而言，这些针对政见的批评并未对孙中山的名誉造成多大损害，孙中山的应对余地也比较充足，多数情况下取和缓态度。主要表现在：

　　一是通过正面宣传，详释政见，对相关批评指责不过多辩解。民初孙中山倡导实业建设，铁路是其中最为重视的内容。针对孙中山所提出的一系列铁路政策，热议蜂起，其中质疑、反对的声音十分强烈，有诘难侵交通部之权的，有怀疑所规划铁路线是否为今日所需的；有暗讽不切实际、白日做梦、谓借款筑路为“西晋之清谈”的；更有以“实业夺命之大伟人”来讽刺孙中山的。(34)10月中旬，《时事新报》连续刊载记者斐青的社论，反对孙中山铁路政策。(35)凡此种种，孙中山主要通过反复演讲、解释，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而很少直接反驳。

　　二是有针对性地补充阐明，公开辩误。例如对于“满蒙弃置说”，《时事新报》记者将孙中山与《大陆报》记者谈话中关于满蒙问题的观点，指称为“满蒙弃置说”，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被看作主张放弃国土，对政治人物的名誉损害不可想象，为此孙中山通过同盟会控制的《民立报》作了公开的辨白，发表了一篇专题社论，指出《时事新报》记者将孙中山所谈满蒙问题当作“满蒙弃置论”，“尽属误会”，相反，“孙先生为一代人豪，爱国巨子，岂肯倡此谬言？”强调孙中山对于蒙藏，实以为切肤之痛，在谈话时“胸中却含有无限愤恨之气，未便形于言词，遂乃见诸颜色，以为满蒙国竟为强暴者所并，中国亦必力图恢复，不能以其亡而听之。……又何尝有丝毫弃置满蒙之意乎!”(36)

　　三是及时更正，厘清一些明显的技术上的误解。1912年5月12日，孙中山在广州与报界公会主任朱民表谈话，提到某报记者所言之累进税，与自己所主张的“照价抽税”无所差异，而记者误记成“即我所言之平均地权法”，并公开刊载于《民生日报》。(37)次日，孙中山即致函《民生日报》，纠正记者对其言论的认识，指出“夫平地权者，政策之总名也；照价抽税者，平均地权之办法也。总名与办法，固不容混而为一，然此中之误，自显而易见，不足作为辩论之根据也。”对于在此误解前提下引申出来的无谓争辩，如“平均地权”即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均田”，指出纯属“节外生枝”，恰好与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的立意相反。(38)

　　围绕政见的讨论和批评，虽也会影响到孙中山作为政治人物的形象，但至多属于个人判断力、国情认知能力、政见落实可能性方面的争议。与在任临时大总统时不同，此时孙中山已经不负政府责任，真正能造成名誉损害的，已不是与政府、政治及政策紧密相关的事件，而更多地显示为直接与个人品德相关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与金钱财物、私德诚信有关的事务。这些问题，构成了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面临名誉事件的主要部分，而且是必须予以重视并及时回应的。

　　其一是关于建屋问题。南北统一后，不少革命党人一夜暴富，衣锦还乡，筑舍造屋，比比皆是。其资金来源与“革命”有无关系，少有人深究，即便有关，亦不足为奇。关于孙中山，有传闻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将到澳门隐居，并传在澳门建屋。为此，1912年5月20日，孙中山接受《士蔑西报》记者访谈，否认关于将隐居澳门之传闻，并解释人们传言孙氏在澳门建屋，其实是自己的兄长所居住，不是孙中山本人居住。(39)

　　其二是关于铁路总公司开办费问题。1912年9月10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组织铁路总公司，由交通部拨3万金为开办经费。(40)当时已有舆论批评此事未经参议院认可，反对孙中山以私人名义接受。(41)孙中山在北京访问期间，多次以记者招待会、茶话会等形式予以解释。9月14日，在迎宾馆招待40多家报馆记者，表示铁路总公司事，奉总统委任，系承办之工头，并非职官；每月所领3万元，并非俸给，将来仍归返国家。(42)15日又与黄兴等在北京迎宾馆开茶话会和晚餐招待参议员，指出总统代表国家下此命令，自己当然可受此命令，无所谓不合法律；政府月拨经费3万元，只是国家补助民办公司，这在各国为常有之事，公司成立后照数归还，仅得不出利息之便，无涉预算，无庸先得参议院许可。(43)总之这笔开办费，第一没有落入孙中山私囊，第二不能说是私相授受。这一表面归于私德的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和党派之争，口头辩解的效力，未必敌得过政争的需要(有记者观察到，孙中山进行解释的会场上，共和党、民主党议员皆态度沉默，情形冷淡(44))，但是，主动对构成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澄清，仍为当时政治斗争之必要。

　　关涉金钱的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属“比款”一案。1912年4月20日，同盟会员黄复生、朱芾煌自北京来电，向孙中山报告13日北京《中国日报》、20日《国民公报》刊载孙中山“私攫比款50万、以30万饷同盟会”等语，指出“事关本会团体及公个人名誉甚巨，望将前次认募各款出处明白宣布，以释群疑，并电袁总统查办。”此时孙中山已到广东，电文发给广东都督陈炯明转达。(45)第二天，朱芾煌又从北京致电上海中国同盟会总机关部，转达孙中山，告为比款事，已向《中国日报》经理诘问证据，经理回答并无实证，但表示如果孙中山能将此款来历宣布，他们可以负责更正，“否则静俟法堂裁判”。(46)

　　此事源起于3月临时大总统交接之际、唐绍仪组阁之初，因六国银行团坚持以监督中国财政为条件，唐内阁与银行团借款谈判之外，转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该项借款，部分由唐绍仪交南京临时政府办理善后。(47)其具体用途，唐始终不能说明究竟。当时政权交接，形势混乱，款项是否有一部分进入个人私囊，根本无法厘清。但没有证据显示孙中山个人私用了这笔款项的某一部分，从孙中山革命时期家费来源看，也无私用此款的需要。(48)当然，即使不用于个人私费，如果不经过正当程序，将此款私下补助同盟会，也会影响同盟会的名誉，间接影响到同盟会的首领孙中山。孙中山对此事非常重视，立刻自广州复电，表示“今国内有同盟会改立政党之议，各债主多愿报效，此捐助同盟会30万之由来也。但政府尚未还款，而此30万亦未交付。……政府尚负同盟会巨债，焉有同盟会受惠于政府之事？私攫比款，尤为无稽”，直斥“该报造谣”，并感慨“今日人心卑劣，惟利是趋，厌世之心不禁大发，毁誉之来，早已度外置之矣!”(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