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不是重九起义的发起人(3)

　　五、起义前仅仅开过五次会议的提法不妥

　　现在的人论及重九起义的事前准备，往往以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所列五次会议的表格为论据[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刘云峰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12页]，事实上起义前开过的会议不止五次。

　　五次会议之前军官们多次开的会议，不仅重九起义副指挥李根源参加过的会议，刘存厚文章没有记载。而且五次会议之后：9月初8日蔡锷在七十四标本部与罗佩金及步炮两标各营管带开的会，以及初9日午后三时蔡、李、沈、唐、张、雷诸人研究起义是否延期的会议，还有9月9日晚7时蔡锷在七十四标本部“以凤楼携来之防御计划，与汝翼所编之作战计划，共参酌，作一攻击计划”的会议，这些会议在刘存厚所列表格中都没有提到，参加过“第五次会议”的李鸿祥等人也没有被记载，现在宣传重九起义怎能仅仅以刘存厚所说的五次会议为史实依据呢？

　　滇军军官们互相之间的亲疏关系常使回忆录写得不真实，对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对于写稿时已经身居要职的人，就多写点功劳；对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就不写功劳；对军外民众武装力量参加重九起义的事迹干脆不写。刘存厚的文章就是这样，自己只参加过五次会议，在回忆录中就写会议只有五次，对自己和对当上贵州都督的金兰兄弟唐继尧，写作时就夸大其功劳，而把黄毓英、李根源、李鸿祥、邓泰中等努力推动军官们起义的重要人物排除在“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外，贬低为“可共事革命之人员”。

　　六、重九起义当天唐继尧还想拖延时间，几乎造成重大损失

　　9月初9日当天上午，情况已非常危急，居然还有人要求延期起义，“至九日午前李君(鸿祥)方筹画进行，忽接唐君继尧送到刘君存厚手书云：七十四标子弹皆空，不能举事，请缓期，李君阅书，顿足大恚，适公（黄毓英）在侧，进而言曰，若再缓期，事机败矣，我等皆为虏矣；是不可不行，李君乃急入城，诣讲武堂。适蔡君由巫家坝归，复集合会议，决定是夜举事[注：《云南革命伟人黄武毅公行述》，黄永社、刘祖武、李植生、禄国藩、张子贞、沈得全、李修家、蒋光亮、王秉钧等谨述，大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手稿，存云南省图书馆文献资料室]”。

　　在重九起义中，唐继尧只是个中层干部，刘存厚参加过的五次会议唐继尧都参加过，但每当遇到有人阻挠或要求推迟起义行动时，唐就站在阻挠或推迟意见的一边，当时的人称这种态度为“迁延主义者”。革命不积极，正是唐继尧“名利心比较淡泊”的真谛。当时因为刘存厚和唐继尧思想比较落后，所以清吏不太注意他们，在他们住宅开会相对安全，这不等于说他俩是激进派，更不能以开会的地点来认定唐是领导人。

　　重九起义如果再推迟，后果将会很严重，因为军内外同盟会员的准备工作已被清吏察觉，不仅黄毓英、罗佩金、李根源、李鸿祥等革命最积极的重要军官将被迫离开军队，而且比较后进的军官也将会暴露。更重要的是：“李经羲调南防之巡防卫队两三营来省垣预防，先头已于重九之夜抵呈贡。如起义发动稍迟，敌援兵抵昆，我军袭击即难奏效，势必形成正式对阵作战，而我军五子枪每支又仅有五发子弹，仅足一分钟使用，如此则昆明光复必将付出重大牺牲作为代价[注：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52页]。”

　　“定期重九日举事。长官中仍有迁延主义者，时清大吏防范严，事几破坏，黄毓英力言机不可失，泰中亦奔走呼号，请如毓英议。卒于重九夜会师入城，宣布光复[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邓君泰中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09页]”。唐继尧就是这样一个“长官中的迁延主义者”。

　　七、唐继尧没有完成战斗任务

　　现在有人夸大唐继尧在重九起义中的功劳，说唐继尧如何如何主攻总督府，但是我们翻开云南辛亥革命资料就能发现，唐继尧在起义中表现平平，值不得张扬。“夜间十二时蔡锷率领步兵七十四标三个营和炮标两个营，由巫家坝出发向省城进攻，七十四标统带是罗佩金，步兵第一营临时由唐继尧任管带。唐先任管带仅月余，回任临时有障碍，但因杨蓁与范石生事前对该两标官兵已经秘密联络，故由杨、范各带手枪随同蔡锷辅助掌握部队，如遇反抗障碍，即时由杨、范排除[注：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45页]。”临时回军队任第一营管带的唐继尧，其权利和作用远远比不上其他的营管带，甚至比不上讲武堂毕业生杨蓁、范石生。

　　重九起义将星云集，除蔡锷、罗佩金、李根源等高级军官外，仅营管带就有刘存厚、雷飚、谢汝翼、刘云峰、庾恩旸、李凤楼、韩凤楼等很多人，把唐继尧夸大为实权人物是不妥当的。

　　谢幼臣《光复滇省事略》文章里看不出唐继尧有什么功劳。刘存厚的《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记述会议决定攻击之计划，起义前曾安排唐继尧的任务是主攻总督署。但起义中唐继尧并没有如期去做。重九之夜唐继尧带领七十四标第一营到达南门，在南门就没有前进，一直拖到第二天上午还没有去打总督署。刘存厚为催促唐继尧，主动找唐协商共同攻打总督署，刘存厚按照协商分工去打总督署了，可唐继尧仍没有去打，刘存厚幸得七十三标兵力支援。刘存厚攻入总督署之后，仍然不见唐继尧的到来。

　　刘存厚这篇文章写自己找唐继尧协商催促攻打总督府的情况：“存厚同唐继尧协商分道合击督署，唐营经三牌坊由二纛街破壁向督署攻击，存厚率第二营经陆军小学堂、福照街由二纛街破壁向督署攻击，计划将定，时已十时五十分矣。此时接得军械局被我军攻开捷报，军心欢忭，士气大振，即往取多数枪炮弹，首由南城炮兵猛向督署攻击。正拟以七十四标第一二营继续前进，殊炮才数发，督署卫队及甬道街之辎重兵纷纷溃走，守督署之机关枪排长白正光，亦携机关枪二尊之机柄来降……（二）、督署之占领：十二时顷，存厚即派本营左队官禄国藩率左队占领督署。该队先头甫进西辕门，尚有卫队在大门内放枪，我军还击，南城之炮兵闻督署枪声，复开炮向督署轰击，遂误击毙左队兵一人，伤数人。午后一时顷，七十三标某队亦至督署，协同占领。存厚即单骑入督署内巡视，见署内办公室及李督私室，一切陈设井然未紊”。 唐继尧并没有攻入总督署，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更没有去攻打五华山和军械局，而是一直停留在南门。

　　为什么唐继尧不去执行任务？是贪生怕死，还是故意要保留总督署？近年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夸耀说：“唐继尧身先士卒，首先攻入总督署”，千方百计捏造事实，欺负人们没有时间去翻阅历史资料。

　　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叙述“反正时最出力者”，在列举了蔡锷、罗佩金、殷承瓛、沈汪度、韩建铎、李根源等人之后，才说：“尚有将校谢汝翼、李鸿祥、唐继尧、黄毓英、雷飚诸人[注；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30页]”，即使在这篇文章里，唐继尧的功劳也不突出。

　　八、唐继尧不是重九起义发起人

　　1911年11月1日成立云南军都督府，黄毓英在重九起义中功劳最大，拥护的人多，《黄武毅公事略》记载：“事定，于五华山建立军政府，众意属公（黄毓英）领都督。公以资望学识，当首推蔡君锷，议乃定。”革命者持“做大事不做大官”态度，在功名利禄面前互相谦让，有谁会为自己有无职位或职位高低而争鸣？革命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与革命后职位的高低并不是正比例关系。

　　现在云南的一些宣传媒体和革命史展览，往往以辛亥革命成功后在都督府内所占据的官位高低，来推断功劳大小。唐继尧虽经提拔担任了军政部次长、参谋部次长职务，直到带兵去假道援黔抢得贵州都督职务，获得高管厚禄，也不能掩盖他在重九起义中的消极表现，把他宣传为重九起义的“领导人”、“领导人之一”、“发起人”，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