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不是重九起义的发起人(2)

　　三、唐继尧阻挠革命，使起义错过时机

　　“唐继尧在士官学校学炮科，而所任第一营管带系步兵军官职务，因此操场术科显见外行，担任管带仅月余，就奉调讲武堂监督[注：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41页]。”失去了手中的兵权，仕途上的这个挫折，对于利欲薰心的唐继尧造成的心理影响不言而喻。这时期留日回国人员中的同盟会员正在积极活跃地宣传发动军界人士，包括对唐继尧的联络动员。讲武堂学生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个磨拳擦掌，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唐继尧的排满情绪开始抬头，再加上他看到了“满清末运将终”，武装起义已不可避免，再继续依靠清政府获取荣华富贵已难于指望。于是唐继尧参加了同盟会员的活动。

　　唐继尧虽然表面上回到革命力量一边，但并不积极。因其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同清政府情思绵绵，难以割舍，所以到了革命的关键时刻，唐又摇摆不定，甚至阻止革命的进程。

　　同盟会昆明机关负责人黄毓英，担任新军第七十三标的排长，以哥老会身份为掩护在军内进行发动工作，每夜熄灯令下，潜入士兵宿舍，燃烛低呼，痛陈清政府种种罪行，“由是遍及全营，未一月而一军皆思反正，执政者不之觉也”，“如是久之，滇军泰半入党矣[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黄武毅公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69页]”。

　　辛亥年，云南经过同盟会长期的发动组织和兵力布置，条件已经成熟，“迨四川路潮发生，军界同志跃跃欲动，当推定各标、营之负责人如左，准备举事：（一）步队第七十三标 ：排长黄毓英。（二）步队第七十四标：排长邓泰中。（三）步队第七十五标：吴传声。（四）步队第七十六标：张文光。（五）炮标第一营： 杨蓁。（六）炮标第二营：管带刘云峰。（七）炮标第二营：管带范石生。(八) 机关枪营：管带李凤楼[注：台北出版，国防部史政局编纂《开国战史（上）》，第197页，1976年正中书局印行。]”

　　至八月初间，讲武堂学生三百余人意起革命，欲于八月二十日（公元1911年10月11日）特别班百人毕业，李督经羲到堂行毕业式，发给文凭即行刺杀，共同举事。此计划被唐继尧、沈汪度知道了，告知营管带谢汝翼。谢汝翼反对，于是唐、汪就压制学生，“以时机未到，如少数人骤行之必至失败”为借口，极力阻止之[注：谢幼臣《光复滇省事略》，《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60页]。错过了这次起义时机是非常可惜的，假如讲武堂学生按计划举事，那么各标营士兵们立即响应，行动上听命于原先布署的起义领导者黄毓英、邓泰中、杨蓁、刘云峰、范石生、李凤楼等人，革命形势则又是另一番气象。当然，历史没有假如，这个计划也将使上级军官们无法继续行使军事指挥权。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昆明后，总督李经羲怕云南也出事，不久就加强了防备力量，“此时总督署卫队已增至一千余人，并调机关枪两连入督署构筑工事，作严密保卫，统制衙门除照例轮流调兵一连当卫兵外，又调兵两连入城驻五华山，戒备森严[注：祝鸿基遗稿《陆军第十九镇及云南讲武堂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关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43页。又见朱德《辛亥革命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18页]”。失去了的起义机会不再回来，敌人加强了这些力量后，导致重九起义时革命军打仗很艰苦。

　　四、重九起义核心人物是黄毓英

　　蔡锷于1911年5月从广西调到云南，担任新军三十七协统领，在政治方面不作任何表态。同盟会加紧了对军官的发动工作，有一天黄毓英冒险去见蔡锷。蔡锷表态支持革命[注：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139页]，后来条件成熟，蔡果然支持了革命。

　　滇军内倾向于革命的中上级军官是个什么状况呢？正如刘存厚所说：“滇中军界党派分歧，互相猜忌，而各党中具有革命思想者虽不乏人，均各不相谋，未能一致。”有人把这句话解释为同盟会内部涣散，其实这句话指的是各种党派之间的分歧。

　　革命形势推动着各党派一步步向前走，所谓起义时机的成熟，说穿了就是黄毓英等同盟会员在长期周密准备的基础上，对各党派军官的思想发动工作的最后完成，黄毓英纵横奔忙，协调几伙人的步调。

　　在将近一个月的发动落后军官的过程中，积极活动的军官逐渐被清吏觉察，清吏准备采取行政措施扼杀革命。而中上级军官们在黄毓英等人推动下多次开会，对起义仍然犹豫不决。同盟会发动中上层军官，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宗旨是正确的，为了顾全大局，以忍让求团结，导致迁延时日错过多次战机。

　　9月初6日（阳历10月27日）张文光率领腾越辛亥革命成功，云贵总督李经羲非常惊惶，不仅调集兵力加强了武装戒备，而且撤掉了昆明新军内“想反叛大清”的黄毓英等几个军官的职务，对不便撤职的军官罗佩金、李鸿祥等，又行调虎离山之计委派出差。李经羲还下令收缴士兵枪支。情况已很紧急。

　　9月初7日晚军官们再次开会，研究如何起义。唐继尧等军官这时仍然下不了决心，黄毓英气愤极了，在会议上大义凛然地逼迫要挟军官们起义。据《杨秋帆黄子和两君事实》记载：“黄君提议后，在坐者俱面有难色，黄睹此情景，勃然大怒曰：事急矣，诸公若不从我之主张，倘事机败露，余亦不愿独享烈士之名，必谓与诸公同党。群皆吐舌，呆若木鸡。于是最高级之军官，皆以黄君之言为当[注：《杨秋帆黄子和两君事实》，民国初年手稿，佚名，存云南省图书馆文献资料室]”， 在众人呆若木鸡时蔡锷赞成黄毓英意见。

　　又有《黄武毅公事略》记载：“坐中有犹豫者，公要之曰；今事机已急，诸公若不见许，英请独任之，幸而战死则亦已耳，不幸就捕，必自承与公等同谋。不忍独为烈士以贻公等羞。众大骇，议遂决[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黄武毅公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70页]”。蔡锷撰写的《黄武毅公墓志铭》也无所回避地记载了黄在会议上要挟军官的这个情节，可见当时黄毓英等同盟会员发动唐继尧等军官是多么困难。

　　唐继尧对起义的态度比较犹豫，直到黄毓英勃然大怒地要挟之后，唐继尧才转变态度，于是总指挥蔡锷作出起义决定。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也叙述了各人表态的先后次序：“黄毓英说：‘别人不干，我就单个干。’唐继尧亦赞成干。蔡说：‘那么就决定初九起义。’于是讨论部署”。有些人居然在为云南省志起草黄毓英传略时，把历史捏造为“有人对起义迟疑不决，唐主张立即起义，黄表同意”，幸而在定稿时没有得逞。

　　重九起义的发起人是黄毓英为代表的同盟会昆明机关，是激进派，绝不是唐继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