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与1917年的“参战之争”(2)

　　次日，谭人凤与章太炎又分别致电黎元洪和段祺瑞这两个主要当事人做工作。对于黎元洪，谭、章主要是给他打气，希望其坚持中立，反对与德绝交：“加入协约之谬，通国皆知。闻公始终坚持，而执政以去就要挟。夫宣战为元首大权，外交为中国自主，既非他国所能胁迫，亦非阁僚所得自专。彼要挟者，或称将士一心，以相恫喝；或称他国强制，以相劫持。技止此耳。我公功在中华，人民同戴，岂以少数异议，遂能动摇国有主权，外人亦断无强迫之理。唯愿始终坚定，以保国家资格。国民舆论，日有后援，仁者有勇，是所望于元首。”而对于段祺瑞，则是奉劝其放弃的与德绝交的立场：“加入协约之谬，通国皆知。纵使小利可图，后患岂堪设想。近闻黎公坚持中立，而公以去就相争。夫中国外交，素持审慎，今忽失其常度，而欲冒险要功，人凤默揣，未必出于本情，恐为阴谋者所诒误耳。诚能以北洋练士，直渡欧西，以与德人争命，人凤等岂不额手崇拜；而又不能实地攻战，但以加入协约徒博虚名，恐全国亦轻视先生矣。唯望屏绝莠言，光辅元首，弗以浩然长往，使人有要挟之疑。若能转危为安，国人讴颂，传于永世，岂但一时之利耶！安危所系，宜有主裁。”

　　对于谭人凤阻止与德绝交的努力，孙中山表示赞赏和支持。3月9日，孙中山在国会讨论对德绝交案前也致电国会两院指出：“一国之地位能否上进，须视自力。加入之结果，于国中有纷乱之虞，无改善之效，……且欧战本为利害之争，我国事与彼殊，不必以人道为由，自驱笠入。”

　　尽管谭人凤、章太炎、孙中山以及以前国民党系议员为主导的国会支持黎元洪，反对与德断交，但黎元洪难以应付当时变局，又被迫于3月6日请副总统冯国璋赴津劝段回京复职。经冯国璋“调停”，黎元洪被迫让步，约定今后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总统不再反对。这样，此次“府院之争”以黎元洪的失败而告终。段复职后即趁势于8日将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在这种情况下，10日和11日，众参两院分别以331票对87票和158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对德绝交案。14日，黎元洪只得下令中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但同时，北洋政府又电告各省强调：中德仅止断绝现有外交关系；与德国断绝现有外交关系后，各部院处所用公牍文词均须一律，如失和、开衅、敌国、敌人、敌船、敌货、逆寇、夷虏等字样一概不用，污蔑字样概不使用；此次只与德国断交，奥国仍为友邦，德、奥二字连用时，务须格外注意；中德断交后，中国对于各国所处地位，仍系中立。 这说明，当时社会各界反对参战的强烈呼声，对北洋政府的参战意图是有一定的压力和阻力的。

　　三、反对宣战

　　中国与德绝交案公布后，段祺瑞又积极为对德宣战作准备，以乘机扩充武力。3月26日，梁启超发表《致国际政务评论会书》，极力鼓吹中国对德宣战，同时还主张与奥匈帝国断交并宣战。一时间，是否对德宣战，是否与奥国断交并宣战，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和热点。

　　如前所述，谭人凤本来就主张中国中立，反对与德断交，因而对于“政府毅然与德国断绝国交”，“实视为亡国之朕兆”。当他得知梁启超为支持段祺瑞内阁，不仅鼓吹与德宣战，还要与奥断交、宣战的言论后，感到非常气愤，表示坚决反对，立即又与章太炎致电黎元洪、国务院和参众两院指出：“政府断绝德交，昨有开衅之事，对于奥国和好如初，既与抗议相符，而亦不为已甚。成事不说，可无异言。乃梁启超倡言宣战，欲以绝奥为先，误人于不觉，而复以青岛为我重仇，冀以激成敌忾。窃以为弱国之势，惟在修德保邦，而不可果于寻忿。若不量国力，旧怨是修，未知南邦属藩今归谁有?比于青岛，地孰大而民孰多，一矢相加，岂在德乎?至于奥国，但有邦交，初无宿衅，前日抗议，本未牵连。而梁启超欲借绝交以兴战祸，是将以全国军民之生命财产供其一人之牺牲，若不病狂，岂无干没?查梁启超卖友事仇，借权黩货，行事反复，变诈无常。此次以个人资格强主战争，事端暖昧，道路以目。”谭人凤希望黎元洪、国务院和参众两院“拒绝莠言，加以放斥，仍与奥国和亲如故，以符抗议，而保国命”。与此同时，谭人凤还致书梁启超之师康有为，要求其对于梁启超“指证其罪，布告德人，庶国祸始纾”，并“电请政府放逐梁氏”。康有为本来就坚决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曾于3月13日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表示，若要与德宣战，“则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也” 。对于梁启超极力主张对德宣战，康有为也甚为愤怒，不仅“切责”梁启超“病狂”，并声称一年后如德军进北京，要拿梁启超做元凶惩罚。

　　在社会舆论上，孙中山发表《中国存亡问题》指出，中国在参战问题上，应当“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 。唐绍仪、章太炎、康有为等社会名流以及各工商团体也纷纷表示反对参战，因而国会内反对参战的声音也暂时占了上风，从而使在“府院之争”中处于劣势的黎元洪可引为援手，致使参战问题迟迟不能决定。这样，围绕着参战与否，再次点燃了以黎元洪和国会为一方，以段祺瑞和内阁为另一方的“府院之争”的战火。

　　对于黎元洪和国会联手阻挠中国参战，段祺瑞非常恼怒。为了压服反对意见，段祺瑞利用其在军队中的威望，于4月25日在京召开各省督军参加的军事会议，通过了对德宣战决议。会议结束后，部分督军开始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向德国宣战。5月1日，内阁讨论对德宣战问题时，部分督军竟闯入会场，迫使内阁匆匆通过了对德宣战案。同时，日本驻华公使也登门威胁黎元洪迫使其同意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讨论。8日，众议院秘密讨论参战案，前国民党系议员仍多表示反对，决议再提交全院委员会讨论。10日，当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讨论参战案时，段祺瑞采取伪造民意的办法，花钱雇来北京城内的军人、警察、乞丐、扛夫和失业游民3 000人，组成各种名目的“请愿团”，在陆军部人员的指挥下，手执小旗，散发传单，包围国会达10小时之久，当场殴打议员，打伤20多人，胁迫议员立即通过宣战案。议员们十分气愤，宣布停止开会。段祺瑞见目的没有达到，便决定解散国会，改制宪法。国会则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黎元洪利用人民反段的要求，在美国支持下，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段祺瑞则以总统令无总理副署为由不予承认，赴天津策动督军团解散国会，指使皖、鲁、豫、陕、直、奉、闽、浙等8省督军宣布“独立”，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的总参谋部”以示对抗。

　　6月2日，皖系军阀、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斥责黎免段之职是越轨之举，要求黎解散国会，并任命其弟倪毓棻为安武军北伐总司令率10个营自蚌埠出发，进攻北京。一时间京津震动，黎元洪无法控制局势，陷入困境，只得召徐州军阀张勋入京调解。6月7日，张勋即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辫子军”5000人由徐州启程入京，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6月27日，康有为微服至京，劝张拥宣统复辟。7月1日，张勋拥戴清废帝宣统复辟。次日，黎元洪避入东郊民巷日本使馆区，临行前派人赴南京特委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又派人赴天津，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命其兴师讨逆。这次“府院之争”又以黎元洪的失败而告终。

　　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组织“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宣布讨伐张勋。7月5日，段祺瑞自马厂回到天津，宣布就总理职，并开始指挥讨逆军事。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2日，“讨逆军”攻进北京，“辫子军”被缴械，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草草收场。14日，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姿态回到北京，再操国家大权。8月4日，段祺瑞主持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并把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地利也包括在内。这时国会已被解散，对德宣战案已无需提交国会通过。北洋政府遂于14日正式宣布：即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中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议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此时，为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孙中山已南下广州，举起了护法的旗帜。而段祺瑞则在列强的援助下，决定对西南用兵，实施其武力统一中国的图谋。至此，段祺瑞决意参战的真实目的暴露无遗。
谭人凤虽然最后无力阻止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但他仍坚持揭露段祺瑞“借参战之力，包藏祸心”，“名为对外，实则欲恃兵力宰割西南”的真实面目，坚定地走上了反对北洋政府、支持孙中山护法的道路。

　　四、预言成真

　　中国宣布参战后，虽未派士兵去欧洲作战，但曾把大批粮食运往协约国，并先后派遣华工17万多人到法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去服劳役，其中20000多人命丧异国。中国为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利益，被日、美等国拖进了战争的深渊。1917年11月11日，在协约国大军压境之下，德国不得不签署停战协定，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大战刚刚结束，帝国主义列强就着手拟定对德和约，重新瓜分世界。北洋政府对威尔逊总统、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认为此会“公理战胜强权”，能使中国“与英法美并驾齐驱”。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与战败国媾和的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在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交了《山东问题说帖》、《废除二十一条说帖》以及《中国希望条件说贴》，要求废除列强在华特权。但帝国主义列强却无视中国的正义要求，不仅拒绝了中国的三个“说帖”，竟然做主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送给日本。这充分说明，中国虽属于战胜国之一, 却仍未摆脱掉被帝国主义奴役和分割的厄运，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屈辱牺牲品。这个结果，应验了谭人凤的预言，不仅无情地证明，北洋政府对德宣战的目的完全不可能达到，也给那些曾经力主参战，希图借此收回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主战派一记响亮的耳光。同时也说明，谭人凤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有着正确、深刻的认识。

　　但坏事有时也有好的一面，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五四运动爆发后，谭人凤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线生机”，立即重振革命雄风，率先公开表态，坚持支持北京大学生的爱国行动，坚决反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谭人凤又先后关注和支持广东和天津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对于推动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再立殊功。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海外殖民权益和世界霸权的战争，既无正义可言，又没有中国必须参与一方的义务。正如孙中山所指出“劝我抗议之美国，劝我加入之日本，均未尝因我之加入能受何种利益，即在协商欧洲诸国中，亦决无非中国加入不可之理由。” 所以，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而言，没有必要去参加一方对另一方的作战。

　　在这场“参战之争”中，谭人凤虽然最后未能阻止段祺瑞政府决定参战，但谭人凤的努力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让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北洋军阀借参战扩大自己实力的真实目的；二是客观上延缓了北洋政府决定参战的进程。同时也说明，谭人凤为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反战思想和努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