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与1917年的“参战之争”

　　1917年,时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为得到列强的援助，实施其武力统一中国的图谋，在日本政府的怂恿下，决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引发朝野上下激烈的争论。在这场“参战之争”之中，谭人凤坚决反对中国参战，主张保持中立，并为之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最后未能阻止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但谭人凤为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反战思想和所付出有努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一、主张中立

　　1917年1月31日，德国为了挽救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局，照会中国、美国等中立国政府，宣布自2月1日起将在英伦三岛、法国、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附近指定海域内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政策，声称无论交战国或中立国的船只，驶进德、奥敌人领海或与他们通商，均将遭到德国潜水艇的攻击。由于德国这一蓄意扩大战争范围的措施，使美国的海外商业利益受到侵害，美国政府决定于2月3日宣布对德国绝交，并建议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中立国家都与其采取一致行动。
本来，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曾准备对德宣战，收回山东主权，但由于正在阴谋取代德国夺取青岛的日本极力反对，乃改于8月6日宣布中立。1915年，协约国为争取盟国曾建议中国参战，日本又担心中国一旦参战，就会亲英、美，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因而又加以阻挠。到了1917年2月，形势发生了变化。此时袁世凯已死，日本方面已分别与英、俄、法、意等缔结了密约，其在山东的特权得到了四国的承认，同时，日本政府正在试图通过与段祺瑞北洋政府建立中日同盟的方式，以控制中国的政治、外交、财政和军事。因此，原来阻止中国参战的日本，转而也热心鼓动中国参战。

　　得知北洋政府在日本的怂恿下，将对德国抗议并决心参战的消息之后，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谭人凤认为，世界大战的参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他们宣称的所谓为“公理”、“人道”而战，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中国不应参战，而应继续坚持中立的立场。在他看来，“欧洲战祸，尚不知鹿死谁手。就我国之地位论，无论谁胜谁负，必蒙损害，可不待言”。“协商国(原文如此，应为协约国。下同)胜，灭亡之祸更速；同盟国胜，灭亡之祸或犹可稍缓也”。其主要理由是，“俄由北进，英、法南侵，大有并吞中国之志。其未即狡焉思逞者，以德国继起称强，窥其堂奥，日本摄取南满，挫折强俄，中国因成均势之局。今若协商国胜，皆无后顾忧，俄必经营外蒙，进窥晋、陕、甘、新各省；法必经营越南，进窥滇、粤、川、桂各省；英则将以海军据香港，游弋长江，与上海租界连络，以陆军屯印度，袭取西藏，经营最近所得袁氏之江南铁道，使由陆路与上海相连，则海、陆两军，皆将深入长江腹地；日为自卫计，亦不得不摄取南满、闽、浙，进窥燕、鲁两省；而谓远居西半球之美国，能出而梗议，卵翼我国瓦全，必无之理。此加入协商，必有速亡之说也。若同盟国胜，则又不然。德与我国接近之处尚少，即使得最后之胜利，亦不过恢复胶州湾固有租借权，而其着手经营，当先其所近，而后其所远。此乃守中立，灭亡可缓之说也”。

　　基于以上分析和考虑，谭人凤立即在第一时间与章太炎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国务院及参众两院指出：“闻最近有加入协约之议，不胜怪诧。欧人交战，各有利害，我无与焉。此次美、德邦交决裂，原为德人败其商务。中国无商务可言，何敢邯郸学步?或谓法胜则共和巩固，德胜则帝祸蔓延难除。怀此恫疑，殊为浅谬！借观西南护国军起，共和如法则赞助之，如美则未尝赞助也；帝国如英则障碍之，如日则未尝障碍也。然则国体问题，内固发于自力，外亦自有他因，不在德、法之胜负明矣。至亲仁善邻，自有长策，非加入协约遂足以动其感情。迩来军实空虚，士心怯弱，蒙匪小寇，尚不能速奏荡平，加入战争果有何力？假使德人战胜，则赔款割地之害，嫁祸无穷。细审此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譬如勇夫角力，以羸弱者交搆其间，无益于彼，而有害自身，亦不自量甚矣。存亡之机，系于一发，愿勿以国家为孤注也。”电报发出后，谭人凤又将电文交上海各报刊登，以争取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支持。与此同时，谭人凤还不辞辛劳，分别致函李经羲、熊希龄、马君武等社会名流以及罗永绍、李伯申、廖敬伯、谢持等国会议员，呼吁他们一同为中国坚持中立立场做工作。

　　经过谭人凤的工作，不仅孙中山、唐绍仪、熊希龄、马君武、李烈钧等人纷纷主张继续保持中立，反对卷入世界大战的漩涡，而且各省议会和商会团体，也以安定社会秩序、振兴实业为理由，纷纷通电主张中立，认为德国的潜艇战略对中国影响不大，中国没有必要参加国际强盗相互之间的不义战争。

　　但当时把持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是亲日派，企图借参战之名，整军经武，扩大实力，以武力统一中国，因而对谭人凤等人提出的中立主张置之不理。2月9日，经段祺瑞内阁特别外交会议讨论后，北洋政府外交部向驻京德国公使致送抗议书，对德国行径提出抗议，并谴责德国违反国际公法。

　　二、力阻断交

　　北洋政府外交部对德抗议后，美国对日本由以前阻止中国参战转向热心鼓动中国参战的行为产生了猜忌。2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蓝辛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向北洋政府表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参加世界战争。不久，美国又进一步表示，欧洲战局尚不需要中国参战；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协商之前，不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日本和美国的不同态度引起了北洋政府内部亲美的大总统黎元洪与亲日的总理段祺瑞之间的争执，使早已存在的“府院之争”更趋尖锐。段祺瑞在主导对德抗议后，又进一步把对德绝交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于2月28日命外交总长陆征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驻京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与德断交、宣战的回报问题，北洋政府向协约国提出了推迟支付庚子赔款、增加关税以及撤退各国驻兵等条件，后者表示原则赞成。于是段祺瑞决心与德断交。3月3日，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操纵内阁通过对德绝交案。次日，段祺瑞到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在对德断交咨文上盖印，以交国会通过。但黎元洪以事关重大、还需慎重为由，拒绝盖印。段祺瑞当天便宣布辞职，出走天津。

　　对于北洋政府对德抗议，谭人凤明确表示“居极端反对地位”。他认为，“毫无利害关系之中立国，只有劝告之义务，并无强硬抗议之理由。”他分析，北洋政府对德抗议的原因有三：“ (一)阁员师大隈之故智，有外交事变，地位不至动摇，谷钟秀等之极力主张是也。(二)书生之见，嫉德强横，不量自己势力，主张人道正谊，张溥泉、汪精卫等之赞成是也。(三)帝制派想出风头，阴谋派想达君宪目的。前有人运动民党要人，呈请起用梁士诒；近有人运动日本赞助宣统复辟，梁、汤、陆辈有意推翻民党是也。而一般轻浮妄躁之徒，则以为加入列强，可以借此机会即可收回德国所占利权，可制止日本侵略，怀此梦想，盲从之、附和之，不值识者之—笑也。但段（祺瑞）内阁本系亲德派，又素以稳健称，而亦为此主张，则其别有作用，亦大可见也。总之，若辈心理，无非为目前个人之利益，并未计及国家。”

　　鉴于“抗议已成事实，无可挽回” ，谭人凤仍不灰心，认为局势还可补救，“现虽提出抗议，国交尚未断绝，此犹是国际上当行之手续，当不至大伤感情，若果贸然参加，中国则将不堪设想矣”。对于协约国政府为换取中国对德绝交而允诺的推迟支付庚子赔款、增加关税等条件，谭人凤也有清醒的认识，认为，这是“利不敌害”，“英若肯将香港、缅甸退还，亦无妨冒险一试。若仅关税、赔款二事，……稍有知识者断不致受其愚弄”。因此，他决心不被协约国的伎俩所蒙蔽，继续为阻止中国与德国断交而努力。

　　首先，谭人凤分别致函老朋友熊希龄、李经羲及湖南督军谭延闿，指出：“德之潜艇政策违反人道，提议劝告，揆诸国际公理，亦属当然；然曰断绝国交，则似近于要挟。德不屈服于美，安能屈服于我国！……中、德邦交果实际决裂，敢断言我国之祸可立而待。”希望他们仍坚持严守中立的立场，并附呈美人丁达士不主张中国加入一战的意见书，请谭延闿在当地报纸上登载，“使湘人瞭然其利害之关系” 。接着，谭人凤又致函李伯申、廖敬伯、谢持等国会议员，委托他们对“未审此事系阴谋、帝制两派借题发挥，计图复辟，以达君宪之目的，热心于理想之人道主义，又赞成其议，而不知其堕入术中”的张继、汪精卫、王宠惠等革命党人做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转到反对参战的阵营中来。他还致函与黎元洪有旧的革命党人曹亚伯指出：“协约国多方诱我，日本一变反对之论调，亦劝加入，且或将出要挟之手段亦未可知。帝制、阴谋两派，想达其升官晋爵之目的，亦必将极力主张，是亦难处之一问题也。”希望其辅佐黎元洪，“始终坚定，毋为外势所胁，毋为内奸所迷”，不要对德断交。

　　段祺瑞出走天津后，谭人凤与章太炎于3月5日致电川、滇、黔、湘、粤、桂等南方诸省督军指出：“加入协约，顾小利而惹大祸，智者皆知其谬。黄陂（指黎元洪——引者）始终坚持，而内阁以去就相要挟，元首孤危，祸机迫近。原此事之发生，当局亦非不知其害，但以自保权势，排斥异己为念，故欲借宣战以为藏身之固，借戒严以缄国民之口耳。闻某政客受协约国运动费一千万元，遂以邻国责言相却，虚言恫喝，举国若狂。宣战之事果成，非特他日赔款割地，自诒伊戚，而国会巳如赘旒，元首亦如虚设。近日又有复辟之说，虽虚实未辨，而大致与此事相关。”并呼吁南方各省督军出而支持黎元洪，反对与德绝交。同时，谭人凤与章太炎又致电以原中华革命党员林森、居正、田桐等为主体的丙辰俱乐部，呼吁其“纠合群策，以杜莠言，而壮公府之气，并宣布阴谋派罪状，以告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