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云南(2)

　　黄兴去世时年42岁，蔡锷去世时年仅34岁，两人都是湖南人，死于同年，葬于同地（长沙岳麓山）；民国以来，举行国葬典礼，又是从黄、蔡开始。他们都是从爱国走向革命的，黄兴对蔡锷的事业给予了巨大的关怀。黄、蔡的关系，是的近代伟人之典范，对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云南的革命事业发生了重要作用。云南人民既怀念蔡锷，也怀念黄兴。

　　三、黄兴与李根源

　　黄兴对云南革命青年的多方鼓励，热情关怀，耐心教育，是感人至深的。这里我们试举李根源、吕志伊、唐继尧的事例来说明。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云南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总办。云南辛亥起义后，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院长，国民党云南支部长，后任北京国会众议院议员。参加反袁护国，为护国军军务院副都参谋，随后任陕西省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署国务总理。抗战时期任云贵监察使，力主抗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在日本留学期间，1905年4月，李根源初谒黄兴于东京。同年7月，李根源邀约云南留学青年杨振鸿，罗佩金去横滨，拜见孙中山，在座的有革命党人陈天华、匡一、刘揆一、仇亮及日本友人头山满、宫奇寅藏等人。孙中山勉励云南青年说：“革命是艰苦的事，要卖命。”（15）7月30日，孙中山召集各省留日学生、旅日华侨代表代表70多人举行筹备会议，商议成立中国同盟会事，与会者宣誓入盟，成为同盟会首批会员和发起人。这一天参加会议的云南代表，有李根源、杨振鸿、吕志伊、赵伸、赵华澜5人。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其地位仅次于孙中山。同盟会云南支部成立后，深感“云南之危，危及全国；云南之急，急于各省”，（16）有必要创办自己的刊物。何况当时有云南留日学生上千人，（17）也需要有一个刊物交流。恰于此时，即1906年1月，孙中山、黄兴约见李根源及杨振鸿、吕志伊、赵伸、罗佩金5人，向他们提出创办同盟会云南支部机关刊物《云南》的要求，并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若有什么困难，“可随时为之帮助，有事共同商量”。（18）在孙、黄两先生的关怀下，《云南》杂志于同年10月正式创刊出版，李根源和赵伸为干事，负责杂志全面工作。该刊共发行23期及特刊《滇粹》1期。直到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停刊，《云南》是辛亥革命以前，各省以省命名的杂志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种，成为当时学生界“杂志之花”。

　　黄兴对留学生中的军事人才，尤为关心，认为这些人归国后可能掌握军权，因而不宜暴露参加革命的身份。他叮嘱他们加入同盟会后，处事要慎重，他们的入盟证件统一由黄兴亲自保管。1906年，黄兴从入盟的陆军学生中，挑选部分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1908年黄兴创立大森体育会，以体育训练为名，对同盟会员进行军事训练。黄兴邀约李根源兼任大森体育会的教练，给李根源以很大信任。

　　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李根源以国会议员身份赴上海，与革命党人商讨反袁问题，就住在黄兴寓所。二次革命后，李根源遭袁世凯通缉，乃亡命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经费上得到也逃亡日本的黄兴等人的支持。黄兴等人又组织了两所学校，一所叫“大森浩然庐”，一所叫“东京政法学校”，以安排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李根源同样给予支持。

　　1914年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新党的建立，孙中山原意为重振党务，发动三次革命，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在党务方面，要求入党人要填《誓约》，加按中指印以示忠诚。黄兴则不同意绝对服从党魁及按手印等，主张仍旧用国民党名义，加以整顿，于是国民党骨干分成了孙、黄两派。胡汉民，居正等主张调和两派意见，李根源则“奔走其间，力求两先生（指孙中山和黄兴）意见一致”。（19）但未取得效果，李根源也就未加入中华革命党。期间，李根源写成《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揭露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擅自修改约法的违法行径。黄兴出资千元，印刷2000册，分送国内各图书馆及相关人士。此后，黄兴、李根源多有交往。黄兴曾为李根源收藏明代画家沈石田的巨幅图画题写了“石田真迹”四个大字。还为李根源编纂之《永昌府文征》写序言和跋，如为李根源编之《腾冲叠水河李氏家谱》写了“序言”，为李根源所藏米蒂行书真迹写了“跋”，还为李根源曲石精庐石额作了“题识”。（20）

　　1914年夏秋之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未参与中华革命党的原部分国民党人，在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以黄兴为领袖，李根源是主要发起人之一。 欧事研究会虽另列旗帜，而在反袁目标上，与中华革命党则是一致的。特别是在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欧事研究会态度更为激进。

　　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从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战争爆发。黄兴、李根源都表示支持反袁护国。李根源从日本归国后即加入反袁行列，先后出任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两广都司令部、护国军军务院的副都参谋兼摄都参谋。护国战争结束后，李根源被任命为陕西省长。其时，黄兴从国外回到上海，过度疲劳，胃溃疡宿疾复发，病情危重。李根源获悉，即到上海看望，与黄兴亲切交谈之后，黄兴托李根源四事：第一，胡瑛是老同盟会员，可是竟参加“筹安会”，无志气无气节，可恨可怜；听说他现在很穷困，我们念当日旧交，应予帮助，让能维持生活。第二，谭人凤为宋教仁修墓，尚未完工，希望大家支持，负责完成。第三，李烈钧所率护国滇军目前在广东，粮饷不继，已到了饿饭的程度，你到京后向黎元洪（时为总统）反映，尽快帮助解决。第四，国会应重视立法，法立，政治才有依靠；光讲政治而无法可依，则政治愈加纷乱而不可收拾。（21）语重心长。

　　李根源与黄兴的这次见面，竟成永别。黄兴不幸于10月31日去世。李根源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丧国元良，失党重心，能不恸哉。”后来黄兴举行国葬之际，李根源为黄兴纪念塔留言，留言最后说：“昔共忧患，心迹最亲。奔驰频岁，如蠖求伸。闻公易箦，终忧国是。遗语相知，瞑而犹视。报隆国葬，死生光炜。”（22）黄兴对李根源不仅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两人的终生情谊也值得大书特书。

　　李根源之子李希泌回忆说，李根源曾说，我“生平视为领导者，孙中山先生，黄克强先生，黎宋卿（元洪）总统也；与师友相交者，章太炎先生也”。（23）可见，李根源对黄兴是非常崇敬的。

　　四、黄兴与吕志伊

　　吕志伊（1881-1960），字天民，云南思茅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在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黄兴等人，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吕志伊和杨振鸿是云南留日学生中最先加入同盟会的。（24）吕志伊入盟后，被推为同盟会云南支部长，在孙中山、黄兴的指导下，参与《云南》杂志之创办。

　　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爆发，吕志伊、杨振鸿等人以同盟会云南支部为核心，在日本东京锦辉馆发起召开了“云南独立大会”，声援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河口起义的战斗，有近万人出席大会，喊出了“云南独立”的口号。

　　河口起义失败以后，吕志伊等与黄兴、刘揆一等商议，决定创办军事讲习会，以训练同志， 乃于1908年暑假在大森体育学校，以“大森体育会”名义，开办军事训练班，对革命党人进行军事训练，黄兴亲自主持讲课和演习，先后有170人进入大森体育会学习。他们中一些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中的著名军事家和活动家。

　　云南河口起义与永昌（今保山）起义相继失败后，黄兴、吕志伊等人仍力图发动滇西地区的武装起义，1910年10月，黄兴应吕志伊等之邀，偕赵声一道，由香港到达仰光。“时兴以粤中党人，元气大损，再举不易，拟改从缅甸入云南，联络云南军队起义。”（25）吕志伊陪同黄兴到皎墨，与旅缅侨领、滇籍商人寸尊福会晤，经黄、吕做工作后，寸尊福表示支持革命，愿资助万元作为滇西起义之军饷。（26）还到腊戍、麻栗坡等地调查和筹集经费。然而，经过黄兴审察滇边情势，因交通困难，认为“经营十云南不如－广东”。（27）乃改前议，而集中全力举义于广州，遂有1911年3月29日之黄花岗起义。吕志伊奉黄兴之召，由缅甸来香港，受命负责为起义军起草檄文、文告、法令及保管印信、密令等机要工作。黄花岗起义再次遭到失败，吕志伊十分痛心。

　　1911年9月中旬，湖北地区革命形势日渐成熟。革命党人派吕志伊去香港，请黄兴急赴武汉，主持指挥起义，共图大举。（28）黄兴毅然同意去武汉主持起义之大计。黄兴、吕志伊正欲动身，武汉起义消息传来。10月12日，湖北军政府急电黄兴、宋教仁、居正等赴鄂，并请电告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黄兴乃于10月28日到达武昌，被举为国民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