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章太炎交往述略(2)

　　据章太炎自述，当黄兴在汉阳时，“尝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于”章，章“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克强未纳。”17关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孙中山说是一个老官僚最先提出来的，18似不准确。除了上揭章氏言论外，他还有几处提到，而且都与黄兴有关。如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载：“日前章炳麟复武昌谭人凤诸人电云：‘武昌都督府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章氏所指革命党，主张“消去党名”的是同盟会。他不仅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为统一党），还办《大共和报》作宣传喉舌。但他厌恶同盟会，尽管它已改组。张謇在《为时政致黄克强函》中写道：“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密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此为民国前途计，绝无他意也。”19

　　当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章太炎的确多次攻击同盟会，反对孙黄，如1912年5月7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共和党欢迎会章氏演说，便被《民立报》报导中指为“并无正当政见，惟以詈骂同盟会、毁诬同盟会为最得意之事”。实际上，章氏对黄兴及其同志，是交往与抵拒并施，反覆不一，令人无法捉摸。1911年12月2日，从镇江回到上海的章太炎，晤宋教仁、黄兴等，得知民军攻占南京，即与宋黄联名致电联军总司令徐绍桢、镇军都督林述庆祝贺。三人还联电林述庆，告此间已公推林图中州，望筹备一切。应当说，章黄关系自1909年极度紧张以来，至此已有所改善，但很快便又恶化了。

　　1912年4月14日，章氏系统的《大共和日报》刊出《与黄季刚书》，内谓：“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克强丛怨已深，兵在其颈，当自求全躯之术，母汲汲为他人忧也。”20此事真相如何，不详。设有其事，黄兴也是出于公心。因为暗杀之事绝非罕见，眼前的案例，便是章的亲密战友陶成章死于陈其美们之手。章氏在报上警告黄兴还是小心自己的脑袋，突出恶言。然而，他也不是不关心黄兴名誉的人。1912年孙中山为比利时借款、受谤一事，章氏还函孙，以黄兴受谤得白劝勉，“略谓报馆有闻必录，传言失实，本属常事，不必介怀，并历引黄克强从前损失名誉与后来恢复之事以相解释。其书中有‘瑾瑜微瑕，岂足以累盛德，味莼园之谤，奚尝损克强毫末哉’！（原注：黄在上海味莼园曾遭毕某之辱）。”21这是7月17日之事。9月12日，黄兴、陈其美进京，17日，共和党开会欢迎黄兴，而后有邀请在京的章太炎与黄陈共食之举，章氏不仅拒绝，还刊文《却与黄陈同宴书》，大揭陈其美阴私，指为阘茸小人，抑无足道。又丑诋黄兴，谓，“若黄兴者，招募无赖，逼处金陵，兵无伍两，供饷巨亿，身虽辞职，而江南脂膏，自此垂尽。其募集国民捐法，比于摸金发丘，残酷尤甚，非所谓民贼者乎？”又暗示与湖北张、方案有涉。还称：“自陶（成章）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属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诸君子不以匪目视二子，引与为欢，岂承张、方之遗嘱、抑为湘吴谰言所鼓簧耶！”22将黄兴目为匪类、民贼，朋比二竖，涉嫌张方“叛逆”主使，不伦不类，信口雌黄，真不知章氏如此胡言乱语，用意何在。因世人称之为“章疯子”，故黄兴仍以大度处之，未尝反唇相讥，以贻世人谈助，此正是黄兴为人顾大局、识是非处。

　　从当时世局考察，章氏之怨黄兴，政见异趣，非止一二端，而以政见歧异转成人身攻击且诽谤，除袁对孙黄外则仅见。民元章黄有哪些政治歧见呢？举其大者，有二端，今试言之。

　　其一为迁都问题。民国建都南京，本是孙中山主意，黄兴为与孙一致，勉从之而已，而章氏不攻孙而攻黄，可能另有隐情。章氏《自定年谱》记：“初，克强在汉阳，视武昌诸将蔑如也。其义故浅躁者，欲因推克强为都督以代黎公，未果。及汉阳败，克强窜上海，武昌诸将甚恨之，然未尝怨孙公也。孙公初返国，不晓情伪。”“二月，清主退位。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南政府将解，孙黄以袁氏难制，欲令迁都江宁以困之。余谓：‘江宁僻左，不足控制外藩。清命虽黜，其余蘖尚在，北军未必无思旧主者；重以蒙古、东三省之援，死灰将复炽，赖袁氏镇制使不起耳。一日南迁，则复辟之祸作矣。’克强闻之，甚愤，与余辩难。”“夫假人威力以翦建夷，名实归之；而又欲以小慧索制，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矣。斯孙黄所以败也。”23黄章有关迁都问题的争论，是由章氏首先发难的。1912年2月13日，章氏在《时报》刊出《致南京参议会论建都书》。他先是主建都武昌，后主建都北京，认为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其可以为首善之居哉！谋国是者，当规度利病，顾瞻全势，慎以言之，而不可以意气争也。2月24日《民立报》刊登黄兴复函庄蕴宽李书城，表示国都问题应由国会解决。他表示，既不主张南京，也不赞成北京。他认为所谓谋政治之统一、谋经济之发展，谋兵权之统一等，均不是建都北京的理由。他还说，其最为人所信持者，北京非首都不足控制藩属，予以辨驳，谓首都在北京，根本动摇，一有他虞，迁移亦难为计。最后讲到袁来南京组织政府之必要性。23此函虽为答庄蕴宽（任苏州都督），实驳章太炎。故章氏又刊出《驳黄兴主张南都电》，主要讲袁氏不应南来的理由。为此事，孙中山还复函章太炎，为黄兴辩证，告临时政府地点，鄙见亦与克兄同。又谓“以先生之明，犹谓克欲谋总理，冤枉如此，谁与为辩”？称“愿先生毋过操刻酷之论”。25曹锟们的一场兵变为南北都之争划上了句号，但章黄争论却为二人的关系增添了恶感。

　　其二是国民捐问题。1912年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后，袁世凯任南北统一后的北京临时大总统职，按规定，南府机构截撤，由袁氏于4月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仍统辖南洋各军。黄兴受职后表示：因南方军队尚待整理，故暂任斯职；俟办理就绪，即当归田。这个留守职务，实际是苦差事。按规定，留守府处理南府未了之事，一切经费应由北京政府开销，但它没有纳入预算，南京附近待整理的军队近十万人，开销巨大。财政总长熊希龄虽指示由上海捷成洋行借款项下，拨交现银、钞票各一百万元，但实际并未交足，留守府财政危机依然严重。

　　当时，正传熊希龄在谈判比利时借款。黄兴认为借外债“其危险将至债额日高，债息日多，债权日重，抵押从此日穷，监督财政之举，且应时以起。”故他提出劝募国民捐，以减少外债之输，并解决实际急需。于是，1912年4月29日，黄兴发布通电，倡议劝募国民捐，并电孙中山、胡汉民，请予赞成，并恳迅即通电全国人民及各处华侨，竭力劝导，踊跃输将。5月16日，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捐总会上，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5月上旬，黄兴还致电熊希龄，请“速照前电发布命令，通告全国，实行不兑换劵及颁布国民捐章程，以图自救。”265月13日，黄兴电请袁世凯撤消南京留守职。6月1日，袁氏准黄兴辞南京留守职，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6月14日，交卸完毕，发布解职通电，告将士书及解职布告，即赴上海。章太炎以一已之私意，上书袁氏，称：“闻留守取消之令，旦暮将下，克强萧然解职，果能无觖望否？”27这种话，实际是无端怀疑黄兴的人品，其评论动机，实不足取。

　　留守府财政极端困难，黄兴屡电财部，告“不但各军积欠饷项无从发给，即目前伙食已无术支持，告急之声，不绝于耳。”国民捐事，袁世凯曾表态支持：“大致用累进法而税其所得，斟酌颇为完备”，“已交国务院核明提议”。28南京留守府职员及驻宁各军将领曾举行国民捐会议，积极认捐，各地亦有认捐者，但总体而言，成效不彰。6月5日，章太炎刊布《论国民捐之弊》，攻击黄兴。黄兴在《条陈国民捐办法》中要求，该捐大要以资产计算，除不满五百元之动产、不动产捐额多少听国民自便外，其余均以累进法行之。“至政学军商各界及工厂之职工等，除以资产计算纳捐外，应按照其月俸多寡，分别纳捐十分之一二，以三个月为限”。章太炎认为，这实际上是“勒迫”行为：“国民捐不期于勒迫，而勒迫必自之生，勒迫不期于永远借债，而永远借债必由之起。吾愿深思远虑之士，审察源流，无为虚言所饵矣。”29受此影响，6月30日，北京政府宣布禁止勒派国民捐。实际上，南京留守府结束，国民捐一事已不了了之。但是，章氏日后编《自定年谱》，却称“克强辨义利，有常识，爱军吏，愈于孙公”；但对民元责黄，谓“金陵秕政，皆黄兴胁迫为之；”又谓黄“募集国民捐法，比于摸金发丘，残酷尤甚”，是“民贼”之说，二者完全不同，岂章氏有所省悟耶？

　　1913年6月15日，章太炎与汤国梨在哈同公园举行婚礼，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均出席，至少在外观上，彼此和好友善。但是，在“宋案”引发“二次革命”，孙黄发动前夕，章太炎在6月13日《致伯中书三》称：“黄克强近在穷蹙，兄所以愿与往还，亦寓扶持之意。曩者规其开衅，近日则劝勿敲诈（按指国民捐事）”；“黎公所信有饶汉祥，克强所信有李书城，此二人乃陈宧之秘密侦探，使之挑构黎、黄，自为仇敌，则尤可畏者也。”30伯中不知何许人，殆章可与言者，至谓李书城乃陈二庵之密探云云者，不知何据，应属“疯子”胡言一类。迨“二次革命”失败，孙黄逸，章氏颇幸灾乐祸，8月3日称要“双数袁与孙黄之恶”，又谓“政治革命，名正言顺，但黄兴、陈其美非其人耳。今黄、陈已遁，天去其疾”。31《致伯中书十二》又说，大抵黄兴遁走，国党解散，此为中国之幸而袁之不幸也。此指袁无分谤之人云。民二，章太炎曾被袁监控。在10月2日的家书中说，昔日之革命党或有功者，无不在嫌疑之中，非独他一人，“然所以致此者，亦因旧时清誉，过于孙黄，故其忌之益甚，殆非杀其身，败其名不已。”32袁氏对孙黄是海捕追杀，对章太炎则不过优待监控而已，以言袁对章较孙黄“忌之益甚”，其可信乎？此后至民五袁卒，章黄分居海内外，交往空白，无所用其诋誉。

　　（三）

　　孙、黄亡命日本后，因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组党问题等意见分歧，陈其美、戴季陶复挑拨中伤，孙对黄刻责不已，且要黄“静养”两年，不与闻革命事。黄兴为大局计，远走美国养病。孙黄虽政见歧异，但私交不废，且中华革命党设协理一席以待黄。东京原部分国民党同志设欧事研究会，拥黄为精神领袖。此中曲折甚多，非关本篇，不赘。

　　据《陈嘉会日记》，蔡松坡之入滇起义，乃黄克强所极力疏通。克强在美，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黄关心国内形势，早欲东返，但孙拒绝“召回”黄兴。1916年4月22日，黄兴离旧金山赴日本。孙亦于4月27日离日秘密返沪，5月1日抵达。黄兴则5月9日到达日本。居日期间，在6月3日还参加了中日人士举办的陈其美追悼会，并在东京中华革命党总部举行的追悼会上，送了挽联，以悼死友。6日，袁世凯卒。此际孙黄函电交驰，一切昔日同志关系恢复。6月14日，黄复电孙，赞同所提主张，并望主持一切。7月6日，黄兴返抵上海，随后参加各项活动。在北京，黎元洪、段祺瑞分主府院。在7月13日欢送驻沪国会议员北上复会的宴会上，孙、黄及章太炎等应邀作陪。（章系在北京释放后，7月1日抵沪的）。此似系1913年以来黄章第一次会面，屈指算来，睽违已头尾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