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章太炎交往述略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黄兴与章太炎均是标志性人物，二人秉性不同，学殖各异，事功有差。他们曾在同一条战壕里战斗，但中道龃龉，形同陌路，最终，却正是章太炎为黄兴写《遣奠辞》和《墓志铭》，对这位早年战友与政见歧异者予以高度评价，并挽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人世混沌，约十年间，他们之间究竟有哪些过节，本文拟分三个时段，加以探讨。

　　（一）

　　黄兴是两湖地区革命党领袖，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任同盟会庶务，总理不在时，代行总理职务，成为该会的二把手，世人以孙黄并称。1906年6月，因“苏报案”牵连入狱的章太炎刑满获释，孙中山派人至沪迎至日本，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从1906年9月5日出版的第七号起，迄1908年10月10日出版的第二十四号（至此被日本当局封禁），除第十九、二十一、二十二号因章病由张继、陶成章接办外，均由章太炎主编。

　　1906年秋至1907年2月，孙黄与章太炎等人在东京研究制订《革命方略》，以应国内革命之需。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同盟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1906年12月2日，在由黄兴主持的神田锦辉馆《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上，到会者五六千人，黄兴发言说：“今天孙先生说的，是革命的宗旨及其条理；章先生所说的，是革命实行时代的政策；各位来宾所说的，是激发我们革命的感情”，他进一步要求与会者负起革命的责任。①此时党内高层关系也比较融洽，但过此，情况便开始发生变化。

　　1907年1月11日，此时《民报》已出刊十号，在历次与《新民丛报》论战中，梁启超深感穷于应付，便请湖南人徐应奎出来调停，建议保革双方停止论战。宋教仁未置可否，章太炎则说可以许其调和。宋找到孙中山和胡汉民，二人均不以为然，调和未成功，两派论战进行如故。②宋教仁未记及黄兴的态度。章太炎《自定年谱》讲到：“湖南徐佛苏来道卓如意，欲为调停，克强不许。”他还说，任《民报》编辑后，“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③这里不但表示孙黄意见一致，且章氏还改变了胡汪等人所持的对康梁辈的严厉批判立场，显示同盟会高层的态度差异。2月，同盟会本部又发生国旗式样争论的事件。孙中山将1895年兴中会策划广州重阳起义时陆皓东绘制的青天白日旗挂在墙上，“克强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见逸仙壁上物，争之曰：‘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逸仙厉声曰：‘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未几，复还。”④此事在《宋教仁日记》中可以得到证实，并记事在28日，谓“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按又作廑午，黄兴字）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时诸人均在，皆劝之。”宋又称：“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是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⑤黄兴为人笃实宽厚，连他都被逼得要退会，诚如宋教仁所指陈，原因固非一端。如果他退会成为事实，同盟会必然分裂，必定引出许多纠纷。黄兴冷静下来后，给孙的亲信胡汉民写信（当然是写给孙看的）：“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按指孙）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⑥孙中山坚持用青天白日旗，未必是这种旗式有什么伟大意义，而主要是想用兴中会作为中国革命的正统，这从他日后厌恶十八星旗、五色旗作国旗，必定弃之而后已，可以看出来。在国旗式样问题上，本应集思广益，从容选择，孙的做法，岂止专横跋扈而已。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取何种态度，未见明白表示，从其所记，明显同情黄兴。据《宫崎滔天年谱稿》，3月9日，宫崎在凤乐园宴请黄兴，出席者尚有宋教仁、章太炎及张继，据认为可能是因旗式争议及离日饯别问题引起的冲突进行调解。孙中山是3月4日离开日本的，走后，东京同志又为饯别问题引发更大的纠纷。

　　东京及海外革命党势力的壮大，引起清廷的恐慌。1907年2月8日，直督袁世凯上奏“拔本塞源”四策，其第一策即为对日交涉，驱逐孙中山，查禁革命党。随后，庆亲王奕劻致函伊藤博文，请予处理。伊藤接受内田良平建议，采用当年礼送康有为出境的先例，由外务省赠予一笔款（7千日元），让孙自行离开。于是有2月24日赤坂三河屋（酒店）花1千元多人买醉之事。孙中山还接受了日商的赠款（1万日元）。他仅交给章太炎2千日元作《民报》经费，其余则由孙带往南洋。谭人凤记述：“后章太炎闻中山得日赂，去时引党员宴会，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颇不平。幸同人调停解释，表面尚得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则由此稍形涣散矣。”⑦据孙自述，他仅得1万4千，用作惠潮起义经费。不论钱款多少，孙中山这样擅自处理金钱的行为，都是不妥的。潮惠起义相继告败，加上上述日款处理问题，到了7月，东京同志章太炎、张继、陶成章、宋教仁、谭人凤、田桐等人，攻击孙中山（张继还将孙的肖像从墙上取下扔在地上用脚乱踩，此举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党内蔓延有关），要求代理总理职权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孙选黄为总理。黄兴当时在河内准备钦廉发动，他接到彭邦栋自香港转来的刘揆一的急函，即行回复，告以“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⑧这些话，光明磊落，掷地有声。在黄兴严正表态下，东京的倒孙风潮始告平息。

　　在1907～1908年间，黄兴参与策划或亲自参与了西南边境，如钦廉、镇南关、河口等处的起义，但都告失败。1908年夏天，黄兴回到东京，发现同志意见分歧，组织涣散，部分同志还组织共进会，另树旗帜。章太炎当面对黄兴说：“吾在此以言论鼓舞，而君与逸仙自交趾袭击，虽有小获，其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对此责问，“克强未应”。章又讲到黄不与宋教仁计事的问题，黄宋间似有误会未解，章说：“谗间之言，何所不至，遁初诚狂，嫉君则未也。”“克强乃稍与遁初计事”。⑨从这则记述判断，此时黄章之间虽有歧见，但仍是可以深谈的同志。不过，总的情况并未好转，至1909年9月，在东京与南洋，有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鼓动的第二次倒孙风潮的发生，逼得黄兴不能不再行表态。

　　先是，1907年7月，国内发生徐锡麟刺杀皖抚恩铭的事件，章太炎称，“其党会稽陶成章时在日本，与余善，焕卿亦不熹逸仙。而李柱中以萍乡之败，亡命爪哇，焕卿旋南行，深结柱中，遂与逸仙分势矣。”至1909年，“焕卿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同盟会人亦有附者。”⑩今按，章太炎此处所记，较为含混，光复会总部在东京成立，事在1910年2月，即第二次倒孙风潮事定之后。当1909年夏天陶成章因筹款无成，归怨孙中山，从南洋返抵东京时，带回与李柱中（夑和）等人所拟的《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即《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残贼同志”、“蒙蔽同志”、“破坏全体名誉”罪状三种十二条，要求东京总会“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11黄兴拒绝其要求，且与谭人凤、刘揆一联名致公函与李柱中等人，逐条为孙辩证。但陈威涛在爪哇刊印《孙文罪状》，被保皇党《南洋总汇报》等报章转载，影响极为恶劣。

　　在第二次倒孙风潮中，黄兴立场十分明确，始终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力图避免党内分裂，凡此，从陶成章函件中可以看出来。陶致李柱中函称：“公函（按指《孙文罪状》）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又称：“公函交与克强公而后，并不发布与各分会看，均留克公处。”陶致胡国梁函称：“东京总会名存实亡，号召不尽，全由一二小人妄诞无耻，每事失信，以至如此耳。”“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又以信责弟，以神圣孙恶，而隐隐以弟谓授[受]政府之指使。”12对于《孙文罪状》的诽谤，孙本人利用巴黎《新世纪》刊物自辩，与之配合，黄兴在1909年11月7日复函孙中山，揭露陶成章、章太炎等在东京的破坏活动，指出章太炎在《日华新报》所刊《伪＜民报＞之检举状》，“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东京之即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此新闻一出，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矣。”黄兴认为与章陶关系虽无可调和，但仍主以大度包之。13又因牵涉到章太炎与端方联络事，“克强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14

　　如果说黄兴对《孙文罪状》的表态，反对的主要是该件起草人陶成章的话，那么，因《民报》续出第二十五号而引发的冲突，黄兴反对的却主要是章太炎了。《民报》在1908年10月被日本当局封禁。1909年秋，在东京主持同盟会工作的黄兴，筹备恢复。因对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不满，黄兴邀汪精卫到东京任编辑。考虑到日本当局的干涉，便托名巴黎《新世纪》为发行所。这样，与《民报》编辑无关的章太炎，在1909年12月间二十五号出版后，便“忽发简驩之牢骚，妄肆诋諆，骂为伪《民报》。”“且章氏彼文登《日华新报》者，有无端离间黄觐午君，以私恨坏公益，直已病狂，黄君已明白斥其造孽。”15《民报》第二十六号于1910年2月1日发刊，仍在末页附《本报谨白》，就章太炎污蔑之词予以评论。《民报》至此结束，双方均已他顾，不复交绥，但章氏与黄兴结下的梁子，延续到武昌起义仍未解。

　　（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原清军协统黎元洪被推为鄂军都督。但黎不孚众望，武昌党人热切希望黄兴回鄂指挥。武汉三镇虽经光复，但清军冯国璋部进逼汉口，形势岌岌。10月28日，黄兴抵武昌，与黎元洪会商军事后，被推为总司令，即日渡江赴汉口前线督师。民军与冯部血战四昼夜，终因众寡不敌，至11月2日，败退汉阳。是日，黄兴在军政府紧急会议上报告军情，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所有各省军队均听其节制调遣。次日就职后，即赴汉阳，开始汉阳保卫战，并伺机反攻汉口。17日，反攻汉口失利，退守汉阳。27日，冯国璋部攻陷汉阳，黄兴辞民军总司令职，由武昌赴上海。章太炎《自定年谱》称：“未几，汉阳陷。余方在尧化门观军，归次镇江，闻耗。东人报言，晡时黄兴当来过此，因留待之。舟过，遣同志往候，克强疑不敢见。” 16是否如此，别无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