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孙、黄、蔡

　　今年是辛亥革命105周年，也是辛亥革命时期最为耀眼的风云人物孙中山诞辰150周年，黄兴、蔡锷逝世100周年，都是非常值得纪念的。这种纪念，对于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爱国、革命传统，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很有意义的。孙、黄、蔡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分别有哪些重要贡献？他们各居什么历史地位？本文试作些简略剖析，以资纪念。

　　一、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先行者、辛亥革命的思想指导者和主要领袖

　　孙中山于1894年冬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早于黄兴创立华兴会9年。兴中会成立后，即于次年发动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也早于黄兴发动华兴会长沙起义9年。随后孙中山又于1900年发动了惠州起义，而此时黄兴尚在家乡，并曾想举办团练以对付义和团式的民众暴动。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是无人可企及的。

　　在民主革命思想理论的创立上，孙中山在时间上最早，体系最完整，贡献最多。还在1893年冬酝酿组织兴中会的过程中，孙中山就提出要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而黄兴在10年后华兴会成立会上才提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当然黄兴并不是因袭自孙中山兴中会，因为二人至此时尚未结识，也从无书信往来，黄兴对孙中山尚无多少了解，因而只能说是在当时国际国内危急形势下，在救国方略上，英雄所见略同。1894年兴中会正式成立时，孙中山在所拟入会秘密誓词中，进一步规定会员必须履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任务，第一次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继后，孙中山于1903年8月为东京青山军事学校的学员制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入学誓词；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时，又提议将此16字誓词确定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写入会章，并在随后的《〈民报〉发刊词》和《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将此纲领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黄兴虽然对孙中山心仪已久，但直至1905年7月下旬才与孙中山首次见面。会晤后，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主张完全赞同，十分倾服，立即决定与孙中山合作，共创同盟会，参与会章起草，并在随后的同盟会成立会上，力推孙中山为总理，从此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有力的信奉者，始终不渝。

　　孙中山自1895年10月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在国内首遭通缉，流亡海外，1896年10月在伦敦遭清使馆官员拘捕，引发国际交涉，从此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革命者；辛亥革命运动兴起后，他以鲜明的民主革命立场，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宪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成为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同时，他长期在海外活动，在大力宣传中国革命、争取国际友人支持，和在筹款援助国内革命等方面，也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再加上他在同盟会成立后，长期担任总理职务，为党内最高领袖，黄兴则担任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凡此种种，就使孙中山成为辛亥革命运动中当之无愧的主要领袖。

　　另外，又必须充分看到，孙中山到晚年，还有一个更为闪光的亮点，就是他顺应历史潮流，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且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成为最值得后人敬重和纪念的地方。不过这已是辛亥革命运动以后的事情了。而黄兴和蔡锷等，由于英年早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光辉经历和新建树。

　　二、黄兴在辛亥革命全过程中卓著贡献， 成为与孙中山并称的领袖人物和“开国二杰”之一

　　同孙中山比较起来，黄兴不是最早的革命先行者，也称不上民主革命理论创建者和思想指导者。但他也是仅次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之一，并且具有“笃实”、“无我”、勇健、宽厚、善于团结人等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被称誉为“实行的革命家”（毛泽东语），在辛亥革命全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多方面的贡献。概括说来，他的主要历史功绩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他是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的创立者；第二、他在与孙中山合作共创同盟会中起了关键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他是辛亥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领导者；第四、他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创立民国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第五、他在民国初年维护共和、再造共和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第六、他始终有力地维护了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维护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黄兴的巨大历史功绩，决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辛亥革命史上的崇高历史地位，即：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是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并称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开国二杰”之一，并且在其后维护共和、再造共和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却有不少人认为，领袖只能有一个，辛亥革命的领袖非孙中山莫属，进而无视历史实际，人为地“扬孙抑黄”。这种看法和做法，首先在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论上是不正确、不可取的，因为它其实是封建正统思想的余毒在作祟。在封建君主时代，“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天经地义，人们习以为常。然而在反对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革命中，在近代民主制度下，由于发动和依靠广大民众的需要，也由于团结对敌的需要，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政党内部是必须讲民主、讲群体、讲集体领导、讲分工合作，同时还必须讲互相监督和制约的，因而领袖就不应该也不会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特别是能够较长时期合作共事的一批人，即领导集团。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领袖，就是以孙中山、黄兴为核心的一批人，或一个集团。

　　其次，与封建正统思想相联系，这种看法和做法，也与蒋介石统治时期所大力宣扬的“党统”密切相关。这个“党统”，大体就是：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而将黄兴排斥在外。且看蒋介石1927年5月在陈其美逝世11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我们国民党是中华革命党孵生出来的。中华革命党是总理创造的，总理创造的中华革命党，也得到了陈英士（陈其美字英士）许多助力。所以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是要纪念陈烈士……今天诸位来欢迎我，不是欢迎我，是欢迎陈烈士的化身。”此言一出，御用文人纷纷跟上，大事渲染。如萧继宗撰文写道：国民党先后有孙中山和蒋介石“两大英明领袖的领导，而这两大领袖之际会，与革命大业的传承，则是英士先生的全力辅佐促成的。”不难看出，这个党统完全杜撰和割断国民党的历史，不仅排斥黄兴，而且只讲中华革命党以后的历史，不讲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也不讲民国初年创始的国民党。其要害就是贬黄（兴）扬陈，而实质是为蒋树立正统。蒋之所以以陈的化身自居，则除了抑黄之外，还因为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原本就是陈的下级部属和小兄弟，他至1913年6月始由陈介绍给孙中山，不久加入中华革命党，由此发迹。他杜撰和割断历史，捧陈抑黄，完全是为着宣扬自己的政治需要。而这样割断历史、排斥黄兴，其实也造成了对国民党本身的伤害，因为仅将国民党的前身追溯至中华革命党，无异否定了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结束延续两千余年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等划时代的历史功绩；至于黄兴的巨大历史功绩及其在辛亥革命党人中的崇高地位，则是不能由人任意否定和抹煞的。

　　第三，上述看法和做法，也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前面说到，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这在领导国内革命中便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局限，即他在相当长时间内，与祖国本土联太少，与国内广大民众联系太少，与国内实际革命运动联系太少。经查，孙中山自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起，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止，整整16年间，回到祖国大陆仅两次，居留时间总计不过7天：一次是1900年8、9月间回到上海，“视察本国形势，并与本国同志进行种种磋商”，居4天（8月29日至9月1日）；另一次是1907年12月，与黄兴一道由越南入镇南关，领导镇南关起义，来回3天（12月3日至5日）。而这16年，正是辛亥革命从酝酿兴起、发展到走向高潮和胜利的16年。孙中山的这一无庸讳言的历史局限，恰恰由黄兴以及其他一些在国内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组织领导革命实际运动的领袖人物弥补了。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才得以成就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

　　黄兴在辛亥革命全过程中立下的巨大的、多方面的历史功绩，都是实实在在的，无可否定也无人替代的。因此，历史的真实画面是：孙中山与黄兴共同构成了辛亥革命领导集团的核心，共同创建了民国。正如宋教仁当年所说：“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章士钊生前也说过：“无逸仙则无克强，反过来说，无克强则无逸仙。”章太炎挽黄兴联则云：“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完全是互补的、互相成全的关系，而不是彼此分割、互相排斥的关系。只提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立民国，而完全撇开黄兴，甚至排斥黄兴，一味扬孙抑黄，或且扬陈抑黄，显然是不公平的、背离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