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护法运动(2)

辛亥革命网 2017-07-14 09:32 来源:团结报 作者:戴鞍钢 查看: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从一开始就遭遇到许多困难,最突出的是缺乏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

  举兵护法

  7月6日,孙中山乘“海琛号”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组织护法运动。同行者有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途经汕头时,他发表演说,阐述他的护法主张,强调:“革命党提倡革命,是初一步的工夫,建设真正共和则全靠国民。”“今日国民责任是在拥护共和,有一分子责任,即尽一分子力,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孙中山再次指出:“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故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2、113、114页)。

  7月22日,程璧光率海军部分舰只南抵广州,并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通电全国,发表海军护法宣言,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的三项主张。津、沪等地的国会议员也相继南下,至8月中旬已有120余人抵达广州。在孙中山的推动下,在粤国会议员在不足法定人数的状况下举行了国会非常会议,制订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军政府的任务是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临时约法》的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9月1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在就职答词中,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年无功之耻”(同上,第136页)。

  阻力重重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从一开始就遭遇到许多困难,最突出的是缺乏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中华革命军在护国运动结束时就已解散,孙中山这时寄希望的是曾参加过护国战争的滇系、桂系军阀和南下海军舰只。但是,他的这种希望,结果也落空了。唐继尧、陆荣廷等人表面上愿意参加护法运动,实际上对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并不感兴趣,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以参加护法运动为名,借助孙中山的威望,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抗衡,维持自己控制的那部分实力和地盘,并伺机扩充。军政府成立后,唐、陆两人迟迟不肯就职。为此,孙中山曾派胡汉民再度往广西面见陆荣廷,又命章太炎以大元帅秘书长名义往川、滇晤谈唐继尧及西南各将领,然均无结果。驻军广州的桂系军阀莫荣新等人,更是处处与孙中山为难,阻挠军政府的活动。

  海军虽然发表了护法宣言,但与孙中山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完全服从孙中山的领导。他们参加护法的动因,主要是为了拥黎反段和解决军饷问题。程璧光在沪与孙中山会晤时,提出的主要条件就是要保证供给军饷。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才决定参加护法。南下广州后,程璧光被任命为军政府海军总长,但他并不到任。孙中山也派人劝说,并亲自与胡汉民去“海圻舰”请程璧光就职,程仍坚辞不允。程璧光、林葆怿等海军将领,在当时发表的谈话和通电,大多是要求黎元洪复位、陆荣廷出任西南各省护法首领,很少提到拥护孙中山。海军的这种态度,更削弱了孙中山的地位。

  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曾吁求日、美等国给予支持,但毫无结果。军政府曾多次向各国政府发出通电,要求承认它为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均遭冷遇。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向北洋政府提供巨额的“西原借款”,资助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并乘机从北洋政府手中攫夺了更多的侵略权益。

  在桂系军阀控制下的广州,追随孙中山抵粤的一批中华革命党成员,很难开展活动。非常国会的议员们,许多人只图个人名位,惟利是趋,并不真正赞成和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在西南军阀的笼络下,他们逐渐成为反对孙中山的帮手。

  坚持护法

  尽管处境不利,孙中山仍竭尽所能,组织护法运动。10月3日,孙中山通令全国,擒拿破坏共和元凶段祺瑞、倪嗣冲等人。这时,北洋军队为实现“武力统一”,正进逼湖南,直接危及西南军阀的切身利益,陆荣廷等人遂被迫起而抵挡。10月6日,南北军阀鏖战于湖南衡山、宝庆一带,护法战争开始。孙中山致电前线将领,希望他们“勉事进行,以树大勋”(同上,第211页)。同时,他又敦促唐继尧、陆荣廷就任军政府元帅之职,协同一致,共同对敌。但是,唐、陆两人对孙中山的呼吁,仍置若罔闻。他们参加护法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抗衡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并不是真的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当时,孙中山曾制订了一份粤、桂、湘、黔、川诸路军队同时出动,会师中原,直抵北京的方案。由于滇、桂军阀的阻挠,这一北伐计划无法实现。

  南北军队交战后,围绕着由谁去打头阵,北洋政府内部皖系和直系军阀之间发生争吵。11月,在湖南前线的直系军队自动退兵,要求停战;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直系军阀联合通电,主张和平解决。北洋军队对南方的军事压力,暂时减轻。西南军阀一方面与直系军阀暗中联络,酝酿南北议和,一方面进一步排斥和反对孙中山。1918年1月,他们在广州策划成立“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以取代军政府。因遭到舆论的反对和孙中山的抵制,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针对南北合流的倾向,孙中山迭发函电,重申他的护法主张,这更引起西南军阀的忌恨。4月10日,他们指使一部分议员在国会非常会议上提出“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将军政府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旨在架空孙中山。4月26日,程璧光在广州被刺身死,海军内部分化加剧,闽系军官不安于驻粤护法,企图脱离军政府返驻上海,对孙中山毫无支持作用可言。

  4月下旬,唐继尧密电西南各省,积极策划迫使孙中山去职。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军政府修正案。同日,孙中山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去大元帅职务。他在辞职通电中愤激地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并表示自己捍卫共和的决心决不动摇:“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 (同上,第471、472页)。在西南军阀的阻挠和破坏下,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夭折。5月21日,孙中山离粤赴沪。

  护法运动的失败,对孙中山触动很大。他从亲身经历中,得出了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的正确结论,开始认识到不铲除这些军阀势力,民主、共和就不能真正实现。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在逐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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