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华兴会会籍新考(2)

 
　　三
 
　　对于胡滔滔就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中记述的谭人凤组织游山会时间、地点的质疑，2012年，陈浴新的儿子陈守宁在《文史资料选辑》第160辑上发表《<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的几处考证》一文作了回应，解开了其中的谜团。
　　陈守宁找到父亲《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原稿，发现其中所记述的谭人凤组织游山会的时间、地点与后来发表时的都对不上。陈浴新原稿中所写的时间是“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九月重阳节”，即1903年阴历九月初九；地点是“长沙河西云盖寺”。但该文正式发表时，编辑却对原稿作了改动，将时间改为“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将地点改为“长沙河西岳麓山的后山云盖寺”。至于编辑因何作了以上改动，陈守宁也作了分析。他说，陈浴新原稿中说谭人凤等人借庆祝黄兴三十岁生日商议创建华兴会，可能编辑以为黄兴生于1847年，满30岁应在1904年，故以为陈浴新回忆有误，因而就将游山会的时间推后了一年。但实际上，在长沙做整十生日的风俗是“男做进，女做满”，所以“黄兴三十岁生日”指的是刚进30，即刚满29岁那一天，应当在1903年。至于陈浴新原稿中所写的游山会的地点“长沙河西云盖寺”，经查确有其寺，《湖南省志·宗教志》记载：“云盖寺，唐代末年创建。在潭州长沙县(今望城县五峰乡云坪村石牛塘)云盖山。” 其宏观位置仍是位于湘江西岸。人们若站在老长沙城区的湘江边面西眺望，见到的便是岳麓山，可能编辑在审稿时按这种习惯思维定式就添上了“岳麓山的后山”几个字。陈守宁还发现，在陈浴新的原稿中，当谭人凤喊出“同心扑满，当面算清”的口号，随即将扑满砸碎之后，还有几行文字：“(邹)代藩又说：‘这次的集会，我们商量本拟在岳麓山头举行，因避忌敌人的耳目，决定改在此地。以后我们的联合名义，就用岳麓山。”他认为，这段话进一步表明，游山会以及云盖寺并不在岳麓山。^{[8]（P63－65）}这样，邹协勋、胡滔滔对当年谭人凤举行游山会的时间和地点的疑问也就自然化解了。
　　其实，关于谭人凤组织游山会的时间，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陈浴新在《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前面的引子中对谭人凤组织游山会的时间早已有明确的交待。他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暑假期间，我住在长沙黎家坡遐龄庵补习外文、数学。谭人凤时常到这里来，呼我为“小友”，为我讲述明末抗清斗争吏实，并告以洪门秘密结社的内容。……不久，谭人凤发起的岳麓山游山会，我亦得有机会参加，并领得山堂凭证。” ^[3]（P19）由于编辑的改动，致使前后出现明显矛盾。
　　至于陈浴新后来是否发现《文史资料选辑》对其文章作了改动？编辑部在改动前是否征求过陈浴新的意见？关于这些问题，陈守宁是这样说的：“1961年陈浴新写作《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时，已被错划为“右派”，谈不上社会地位与受尊重，他将文稿上交湖南省的有关部门后，审稿人对原稿进行改动，是否征得陈浴新的认可，难说。” ^[8]（P65）笔者发现，《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在“编辑凡例”的第四条中，也赫然声明，“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这样，编辑部对陈文进行修改也就无须征求陈浴新的意见，何况他当时还是“右派”。
　　此外，对于邹协勋、黄一欧以谭人凤在《石叟牌词叙录》中提到自己在1903年到1904年的两年间在家乡办学，而怀疑或否定其在长沙举行游山会和参与创立华兴会的活动等观点，陈守宁也不以为然。他认为，《石叟牌词叙录》虽然历述谭人凤参加革命之实事，但“没有、也不可能写出谭人凤参加革命的一切事”， 虽然谭人凤说1903、1904年他在新化县城办学堂，“但这并不意味着谭人凤在这两年内不曾离开过新化，不曾干过别的事”。其一，在这一篇叙的后文中有“迄冬季，会商继续办法，公议余与叔川任奔走”；在这一章的“词”中有“梅城(即新化)聚首立机关，五岳三山访豪杰”，表明谭人凤可“任奔走”、“五岳三山访豪杰”，表明除了办小学堂外，他还在进行革命活动。其二，在《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发表文中有：“他(谭人凤)每年附宝庆煤船往返武汉、长沙、宝庆一带，联络组织会党。”给出他行旅往来的交通方式；陈浴新还说“长江流域的会党无不知有‘谭胡子’其人的”，表明谭人凤的活动范围不光是可以到达长沙，甚至还超出了湖南省界，且与长江流域的会党有较多的接触。其三，他聘请了几位教习，他这个校长不会被学堂约束至不能动弹的。基于上述三条理由，1903年谭人凤在长沙召集湖南各地会党的代表举行游山会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陈守宁还列举了三件谭人凤在《石叟牌词叙录》中未曾提及而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中有记述的活动作为其观点的佐证。^{[8]（P67－68）}对于陈守宁的以上观点，笔者深表赞同。诚然，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记述了他的一些革命活动，但不可能包括谭人凤参加过的所有活动和事情。就此问题，笔者还可举出很多例子。例如，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于悲愤之中曾作《劫后闻吟录》五十首七律诗，其中“十哭十颂十詈言已往，十戒十要警将来” ^[9]（P6），但《石叟牌词》中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又如，谭人凤在《石叟牌词》提到他与宋教仁组织中部同盟会时，曾“嘱钝初草定中部同盟会简章” ^{[9]（P354）}，却没有提及自己亲自起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一事。再如，1912年10月19日，谭人凤由鄂至湘，筹备粤汉铁路事宜，抵湘后又出席前都督焦达峰和副都督陈作新就义周年纪念大会，并于次日出席湖南铁路公司和铁路学校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讲。^[10] 此事在《石叟牌词》中也只字未提。所以，凡事都以《石叟牌词叙录》或《石叟牌词》中之有无为标准，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以上陈守宁通过对照其父原稿，澄清了长期以来存在于谭人凤组织游山会和参与创建华兴会等问题上的谜团，为研究谭人凤参与创建华兴会的问题扫除了重要障碍。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在陈守宁上述考论的基础上，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补论：
　　第一，刘揆一、周震鳞、陈浴新都是当时的主要参与者和重要见证人，尤其是陈浴新早年在谭人凤引导下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对谭人凤领导的革命活动，陈浴新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参加。陈浴新还于1948年初于书肆中发现谭人凤《石叟牌词》原稿，以重金购归，并加以校订和整理，使之得以流传于世，因而也是谭人凤研究的开创者，不可能凭空捏造谭人凤的事情。而刘揆一、周震鳞两人都参加了创建华兴会的聚会，刘揆一还是华兴会的副会长，因此，他们多位当事人关于谭人凤参与创建华兴会的不约而同的回忆应当是真实的、客观的、可信的史事，是谭人凤参与华兴会筹组活动的有力证据，不应轻予否定。而黄一欧、邹协勋当时均不在场，他们的质疑或否定缺乏全面、有力的证据，不应采信。
　　第二，华兴会1904年2月正式成立后，黄兴等人在联络马福益会党的基础上，制定了长沙起义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在1904年11月16日(旧历十月十日)西太后七十寿辰，全省文武官员在玉皇殿行礼之时，预埋弹药，一举炸毙，宣布起义。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哥老会徒众为辅，长沙以外则分常德、宝庆等五路响应。谭人凤在宝庆积极予以响应。关于这些情况，谭人凤是这样说的：“（1904年）暑假时戴石屏由日本归，寓余校，密告以有有力者，谋于省城举义(即黄克强、宋教仁、刘霖生，利用马福益之事也)，询可与共事者。余以奉、罗等对之。旋邵阳李洞天、肖立诚，武冈唐镜三相继至，并称宝庆[邵阳]教习李燮和热心。遂约定肖、李任邵阳，唐任武冈，燮和任安化，吾邑（新化）则公推周叔川君为主任。……通信机关则暂设余校，兼印就章程、党证及显浅讲义，遣洪家首领谭恒山携赴辰、沅一带通声气。” ^{[9]（P303－304）} 戴石屏即戴哲文，新化敦信团水东村(今属新化县苍溪乡戴家凼村)人，1897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与同学蔡锷结为至交。时务学堂被迫解散后，戴哲文与蔡锷前往武昌、上海求学，并于1902年赴日本留学，与黄兴、蔡锷等人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此次戴哲文回新化之前刚从日本购置军火并押回长沙，即加入华兴会。从谭人凤和戴哲文的经历看，此前两人并无交集，而戴哲文回到新化后，直接与以前并不认识的谭人凤接头，并入住谭人凤学校，密告谭人凤“有有力者，谋于省城举义”，“询可与共事者”。这说明，戴哲文是奉长沙华兴会总部黄兴、刘揆一的派遣回新化通知谭人凤响应长沙起义的。同时也说明，谭人凤早已在长沙华兴会总部挂了号，而且还是宝庆地区华兴会的负责人。这与前述周震鳞的有关回忆相吻合。关于这一点，华兴会的重要成员、曾参与长沙起义的谋划者之一、谭人凤的新化老乡兼战友邹永成的回忆亦提供了佐证。他说：华兴会不仅有哥老会总头老马福益，“同时又有谭人凤(石屏)、李燮和(柱中)两人与湘西和宝庆方面的会党都有联络”。他还说，黄兴与各同志密谋长沙起义后，“同时由马福益、谭人凤、李燮和、周叔川等在湘东、湘西各处响应”。而他本人的任务“是担任江西方面的运动”。^[3]（P41）
　　此外，为了响应华兴会筹划的长沙起义，谭人凤不仅作了全面部署，还在校内“印就章程、党证及显浅讲义”。华兴会发展会员主要沿袭会党散发会票的方式进行，谭人凤“印就章程、党证及显浅讲义”的目的，无疑就是要宣传华兴会的宗旨，发展华兴会员，以响应长沙起义。从前引谭人凤的回忆，我们还可看出，李燮和就是这次经李洞天、肖立诚等人推荐，经谭人凤发展加入华兴会的。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后，谭人凤并不灰心，对于清吏严查搜捕的白血恐怖，毫不畏惧，又与戴哲文等人“会商继续办法”，经大家商议，谭人凤与周辛铄“任奔走”，继续为筹划反清起义而联络各地会党，“戴、曾、奉、罗续任资江教习，约提半薪为交际费（即活动经费）”。[9]（P304）
　　以上资料足可证明，谭人凤不仅按照华兴会总部的要求，积极响应长沙起义，而且还在积极发展会员，为不断开展反清起义而努力，是一个十分激进的华兴会员。
　　第三，黄一欧在其《辛亥革命杂忆》中根据《石叟牌词叙录》有关谭人凤在唐镜三三次相挽后，始与黄兴会晤，后经黄兴的解释而加入同盟会一事，认为谭人凤直至1906年冬才同黄兴结识，并得出“谭人凤没有参与华兴会的活动”的结论。对此，笔者也不敢苟同。谭人凤在日本与黄兴见面并加入同盟会，并不能说明谭人凤直至1906年冬才同黄兴结识。
　　关于这个问题，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是这样说的：“先是余在家时，闻革命大家孙先生，淹滞横滨行医，经黄克强约各同志邀赴东京，组织同盟会，旋由陈天华邮寄《民报》及所著《猛回头》，得悉颠末。曾博九寄友人各函，于革命事亦说得天花乱坠，颇倾慕焉。到东时，适届同盟党员开（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入场观察，祝词颂语，多涉夸张，莅会者不下千余人，实极一时之盛。余以为在海外虚张声势，于实际无补，大有失望意。伫立片刻，即归，盖已等闲视之矣。后唐镜三三次相挽，始与克强晤，畅叙至二小时，情颇治，遂亦加入焉。余之从事于同盟会从此始。”^{[9]（P319）}这段话语表明，谭人凤是受同盟会的宣传，怀着对同盟会的“倾慕”前来日本投奔的。但在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会上，他看到的却是“祝词颂语，多涉夸张”，这对于来自国内反清第一线的他而言，自然感到“虚张声势，于实际无补”，遂“大有失望意”，对于同盟会也“已等闲视之”。唐镜三要谭人凤见黄兴，目的是要谭人凤通过见黄兴，消除其对同盟会的误解，然后加入同盟会。对此，谭人凤心知肚明，既然对同盟会看法不佳，谭人凤当然不就想去见黄兴。后来，在唐镜三的再三催促下，谭人凤才去见黄兴，结果与黄兴“畅叙至二小时，情颇治，遂亦加入（同盟会）”。对此，他还解释道：之所以与黄兴见面后改变了原来对同盟会的看法，是因为黄兴“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并说这“是其平生最长之处也。” ^{[9]（P319）}由此可见，在这里，谭人凤只是说见了黄兴，因听了他的谈话和解释后才最后决定加入同盟会的，而且肯定黄兴的谈话方式和谈话艺术“能令人一见倾心”，“是其平生最长之处”，并不是说这次与黄兴的见面是他们的初次相会。
　　总之，综合上述有关史料和考证，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谭人凤确曾参与过1903年秋末的华兴会筹组活动，并且还是华兴会的骨干，为华兴会的创立和革命活动的开展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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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石芳勤编.谭人凤集[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0]邓江祁.《谭人凤生平大事记》考误[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