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华兴会会籍新考
辛亥革命网 2016-11-01 16:38 来源：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作者：邓江祁 查看：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谭人凤华兴会会籍问题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的变化。本文根据相关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
谭人凤（1860－1920）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在谭人凤的研究中，关于他是否曾参与创建华兴会，是否为华兴会的骨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在梳理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根据有关史料，对这个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从谭人凤逝世的20世纪20年代末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近50年中，在人们的印象中，谭人凤一直是清末继兴中会之后第二个、中国内地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的创建者之一。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当时与谭人凤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在其文章或回忆作品中均不约而同地提到，谭人凤曾参加过1903年11月4日黄兴等革命党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的那次聚会。正是在这次聚会上，这些革命党人决定成立对中国内地反清革命活动的兴起和后来同盟会的成立都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华兴会。
1929年，曾任华兴会副会长的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说：“迨（1903年）11月，揆一回湘，公乃邀合吴禄贞、陈天华、杨守仁、龙璋、张继、宋教仁、秦毓鎏、周震鳞、叶澜、徐佛苏、翁巩、章士钊、胡瑛、柳大任、张通典、谭人凤、王延祉、彭渊恂、肖翼鲲、柳继贞、彭邦栋、陈方度、何陶、肖堃、朱子陶、任震、陈其殷、吴超澂及予弟道一等，创立华兴会省垣连升街机关部。”[1]（P4－5）
1961年10月，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华兴会的重要成员、曾与谭人凤并肩战斗过的周震鳞在《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一文中也回忆说：“华兴会这个革命团体创建的日子，是1903年夏历九月十六。这天是黄克强先生29周岁诞辰，在省革命志士置酒二席称祝，地点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的住宅。席间一致认为非组织革命团体，积极进行排满革命，不能够挽救国家于危亡，其中有的人激动得声泪俱下，于是决定大家结盟，团结奋斗。当日参加结盟的有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吴禄贞、苏曼殊、张继、刘揆一、柳聘农、周震鳞等20余人。”他还说：“当时华兴会在湖南的骨干分布情况如下：宋遯初（教仁）在常德中学；刘霖生（揆一）在醴陵綠江中学；谭石屏（人凤）在新化中学。” [1]（P126－127）
同年，黄兴的长子、14岁就跟随父亲奔走革命的黄一欧也在《回忆先君克强先生》一文中说：“（1903年）十一月四日（阴历九月十六日），是先君三十初度。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聚集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号希明，长沙人）家里，借为先君做生日酒的名义，办了两桌酒菜，举行秘密会议。到会的有彭渊恂、周震鳞、张继、柳聘农、陈方度、徐佛苏、谭人凤、苏玄瑛、吴禄贞、陈天华、宋教仁、黄牧、柳继忠等二十多人。会上，决定设立华兴会，公举先君为会长。” [2]（P499）
与此同时，在谭人凤的影响下走向反清革命道路的湖南革命党人陈浴新在其作于1961年，发表于1963年《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上的《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中，也回忆了他在谭人凤引导下参加反清革命活动的往事，并说，谭人凤曾“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邀约湖南会党各山堂的负责人于重九节齐集长沙举行游山会，以期通过会议，把名义、规章和行动统一起来。……这天，大家在长沙河西岳麓山的后山云盖寺集合后，直上山巅，席地而坐。……谭人凤喟然叹曰：“黄冠草履之民，谁无尊亲之血气；四海九州之内，何非故国之山河!”与会者莫不同仇敌忾，意气激昂。旋由邹代藩讲演朱元璋反元斗争和明朝被清灭亡的史实以及现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并举出民族英雄的可歌可泣的革命事例，最后勖勉所有洪门兄弟，把兴汉灭满的事业担当起来。李燮和把他在杭州参加龙华会的经过向大家作了报告。至此，谭人凤手提扑满，内装制钱，激昂慷慨地说：“现在我们的山堂名义太多了，若不把名称、规章、行动统一起来，必须会被敌人如同吃肉一般一块一块地吞咽下去。我们现在规定湖南所有的会党，统一称为岳麓山道义堂(后改为联合山堂)。我今提出八个字的口号，请各位牢牢记住并请转告所有龙兄虎弟，一齐记住。这八个字就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说毕，将扑满往地上一掷，砰然一声，扑满粉碎，钱散满地。与会者皆起立欢呼，齐声喊道：“谨遵帅令!”最后谭人凤对大家说：“各自珍重，以后另有‘上福’(即书信)。”随即发给山堂凭证，散会。”陈浴新不仅亲自参加了谭人凤召集的游山会，领到山堂凭证，后来还在谭人凤的领导下，担任过对省城学生界的联络工作。陈浴新还说：“就在岳麓山游山会举行之后几天，黄兴、谭人凤、刘揆一等30余人在长沙组织华兴会。为了避免当局的注意，成立会于九月十六日借庆祝黄兴30岁生日举行。”他还记得，黄兴与谭人凤等人在筹组华兴会时，还就今后依靠的主要力量进行过讨论，“陈天华认为会党只能利用作为偏师，起义的主力军应该有一支堂堂正正的武装，可在中等社会中筹资金、购军械，成立这样一支武装。谭人凤认为对会党加以改进，就其原有组织因势利导，未尝不可成为劲旅；况且会党兄弟投军的已不在少数，于会党规条之外，又加上了军队纪律，是一支很好的革命力量。黄兴则认为应当深入会党基层进行工作，一方面坚强其领导，使之化畸为正；另一方面发动会党青年踊跃投军。最后大家同意黄兴的意见，以之作为决策”。[3]（P22－23）
以上当事人的回忆，既明确又具体，这就说明，谭人凤不仅是华兴会重要会员，而且还是华兴会的创始人之一。这样，谭人凤是华兴会的创始人之一的史实逐步被人们所认识。
二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一些人开始对谭人凤参与创建华兴会一事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的观点。
1978年，谭人凤的隆回老乡邹协勋在《我所知道的谭人凤》一文中，根据1951年陈光崇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于1956年第3期刊载面世的谭人凤自传性作品《石叟牌词叙录》（《石叟牌词》书稿中“叙”的有关部分），对陈浴新在《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中所说的谭人凤召集湖南各地会党代表在岳麓山举行游山会和与黄兴等人组织华兴会两事均提出了质疑。他说：“谭人凤在《石叟牌词叙录》中说：‘癸卯、甲辰(1903年到1904年)二年间，余于邑城(新化)文场内办小学堂’，并没有提到他曾到过长沙，也未提到他举行游山会、组织华兴会的事。且1904年农历九月十六，是华兴会长沙起义事泄失败日期，而不是发起成立的日期，它是先年九月十六黄兴进三十岁那天成立的。陈浴新所谓谭人凤1904年在岳麓山举行游山会，事关湖南近代史实，有待考证。” [1]（P298）很明显，邹协勋因谭人凤在其《石叟牌词叙录》中未提到自己在1903年到1904年的两年间曾到过长沙，而且陈浴新所说谭人凤1904年在岳麓山举行游山会后与黄兴等人组织华兴会一事，又与黄兴等人于1903年11月决定成立华兴会的史实不合，从而对谭人凤的华兴会会员的身份表示了怀疑。
如果说邹协勋对谭人凤参与创建华兴会一事只是表示怀疑的话，那么先前对此持肯定观点的黄一欧这次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1978年，他在其《辛亥革命杂忆》一文中，明确否定了自己先前关于谭人凤曾参与创建华兴会的观点。他说：“1903年夏，先君由日本归国，从上海跑到长沙。农历九月十六日，他三十初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保甲局巷彭渊恂(希明)家里办了两桌酒席，到者二十多人。这次集会，实际上是华兴会笫一次会议。我在1961年写的回忆录中，周震鳞写的《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一文中，都谈到谭人凤参加了这次集会。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也提到先君1903年邀集同志创立华兴会时，参加者有谭人凤。现在查明，都与事实不符。谭人凤自撰的《石叟牌词叙录》，叙述辛亥前后史事颇详，等于是他的自传。据其自述，1903至1904年间，他在新化县城文场内办小学堂，对1904年华兴会谋于省城举义有所闻，是由日本归来的戴石屏告诉他的，他并没有到长沙参与华兴会的活动。”同时，他还从《石叟牌词叙录》中找出了谭人凤有关1906年12月抵日本后经唐镜三三次相挽，“始与克强晤”的记述，得出谭人凤直至1906年冬才同黄兴订交，“在这以前，彼此并不认识”的结论。[4]（P26）
到了1980年，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时，在谭人凤是否参与创建华兴会的问题上，就比较慎重了。经过研究，他们最后采用了黄一欧的新观点，并指出：“据刘揆一《黄兴传记》、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谭人凤参与了华兴会的筹设事项。但据谭人凤《石叟牌词》称，‘癸卯、甲辰二年间，余于邑城(新化一编者)文场内办小学堂’。又称，丙午冬，他到东京，‘适届同盟党员开周年纪念会，入场观察……后唐镜三三次相挽，始与克强晤，畅叙至二小时，情颇洽，遂亦加入焉。余之从事于同盟会自此始’。据此可知，谭人凤没有参与华兴会的活动，直至1906年冬才同黄兴结识。此事，黄一欧于《辛亥革命杂忆》已订正。” [5]（P470）在这里，章开沅、林增平赞同黄一欧否定谭人凤华兴会会员身份的理由，得出谭人凤未参与创建华兴会的结论。
由于有邹协勋的质疑、黄一欧的否定，加之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的结论，所以自那以后，谭人凤参与创建华兴会之事不再被人提起。彭国兴在《华兴会几个问题的研究》一文中，述及参加1903年11月4日黄兴等人聚会的人员时，坚持章士钊的“12人”说，认为谭人凤参会之说“不足为信史”。[6]（P679） 1985年出版的石芳勤所编《谭人凤集》虽然收录了谭人凤在组织游山会时所发表的讲话，但所附之《谭人凤生平大事记》中却没有提及谭人凤组织游山会和参与创建华兴会之事。田伏隆2001年主编之《辛亥革命在湖南》和郭汉民2011年主编之《湖南辛亥革命史料》转录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一文时，均特意在其列举参与11月4日聚会的人员名单中删去了原文中谭人凤的名字。
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谭人凤当年组织的游山会一事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是年8月22日，《长沙晚报》刊载了《辛亥革命前夜，草莽英雄聚义岳麓山?》一文，文中提到岳麓山景区文物管理科负责人胡滔滔说，他研究岳麓山历史数十年，在清朝《岳麓志》、《岳麓续志》及民国《岳麓小志》中均找不到岳麓山后山有什么云盖寺。他还指出：陈浴新说，在谭人凤组织岳麓山游山会后的九月十六，黄兴才成立华兴会。这就对不上铆榫了，黄兴是在前一年，即1903年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九月十六，黄兴因联络会党谋炸万寿宫泄密，为躲藏追捕，他正在想方设法逃出长沙城。[7]在这里，胡滔滔不仅与邹协勋一样，发现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中所提到的谭人凤与黄兴等人创建华兴会一事在时间上对不上号，而且还发现了一个新的 “破绽”，即：岳麓山上并无陈浴新所说的云盖寺！
一
从谭人凤逝世的20世纪20年代末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近50年中，在人们的印象中，谭人凤一直是清末继兴中会之后第二个、中国内地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的创建者之一。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当时与谭人凤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在其文章或回忆作品中均不约而同地提到，谭人凤曾参加过1903年11月4日黄兴等革命党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的那次聚会。正是在这次聚会上，这些革命党人决定成立对中国内地反清革命活动的兴起和后来同盟会的成立都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华兴会。
1929年，曾任华兴会副会长的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说：“迨（1903年）11月，揆一回湘，公乃邀合吴禄贞、陈天华、杨守仁、龙璋、张继、宋教仁、秦毓鎏、周震鳞、叶澜、徐佛苏、翁巩、章士钊、胡瑛、柳大任、张通典、谭人凤、王延祉、彭渊恂、肖翼鲲、柳继贞、彭邦栋、陈方度、何陶、肖堃、朱子陶、任震、陈其殷、吴超澂及予弟道一等，创立华兴会省垣连升街机关部。”[1]（P4－5）
1961年10月，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华兴会的重要成员、曾与谭人凤并肩战斗过的周震鳞在《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一文中也回忆说：“华兴会这个革命团体创建的日子，是1903年夏历九月十六。这天是黄克强先生29周岁诞辰，在省革命志士置酒二席称祝，地点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的住宅。席间一致认为非组织革命团体，积极进行排满革命，不能够挽救国家于危亡，其中有的人激动得声泪俱下，于是决定大家结盟，团结奋斗。当日参加结盟的有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吴禄贞、苏曼殊、张继、刘揆一、柳聘农、周震鳞等20余人。”他还说：“当时华兴会在湖南的骨干分布情况如下：宋遯初（教仁）在常德中学；刘霖生（揆一）在醴陵綠江中学；谭石屏（人凤）在新化中学。” [1]（P126－127）
同年，黄兴的长子、14岁就跟随父亲奔走革命的黄一欧也在《回忆先君克强先生》一文中说：“（1903年）十一月四日（阴历九月十六日），是先君三十初度。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聚集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号希明，长沙人）家里，借为先君做生日酒的名义，办了两桌酒菜，举行秘密会议。到会的有彭渊恂、周震鳞、张继、柳聘农、陈方度、徐佛苏、谭人凤、苏玄瑛、吴禄贞、陈天华、宋教仁、黄牧、柳继忠等二十多人。会上，决定设立华兴会，公举先君为会长。” [2]（P499）
与此同时，在谭人凤的影响下走向反清革命道路的湖南革命党人陈浴新在其作于1961年，发表于1963年《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上的《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中，也回忆了他在谭人凤引导下参加反清革命活动的往事，并说，谭人凤曾“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邀约湖南会党各山堂的负责人于重九节齐集长沙举行游山会，以期通过会议，把名义、规章和行动统一起来。……这天，大家在长沙河西岳麓山的后山云盖寺集合后，直上山巅，席地而坐。……谭人凤喟然叹曰：“黄冠草履之民，谁无尊亲之血气；四海九州之内，何非故国之山河!”与会者莫不同仇敌忾，意气激昂。旋由邹代藩讲演朱元璋反元斗争和明朝被清灭亡的史实以及现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并举出民族英雄的可歌可泣的革命事例，最后勖勉所有洪门兄弟，把兴汉灭满的事业担当起来。李燮和把他在杭州参加龙华会的经过向大家作了报告。至此，谭人凤手提扑满，内装制钱，激昂慷慨地说：“现在我们的山堂名义太多了，若不把名称、规章、行动统一起来，必须会被敌人如同吃肉一般一块一块地吞咽下去。我们现在规定湖南所有的会党，统一称为岳麓山道义堂(后改为联合山堂)。我今提出八个字的口号，请各位牢牢记住并请转告所有龙兄虎弟，一齐记住。这八个字就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说毕，将扑满往地上一掷，砰然一声，扑满粉碎，钱散满地。与会者皆起立欢呼，齐声喊道：“谨遵帅令!”最后谭人凤对大家说：“各自珍重，以后另有‘上福’(即书信)。”随即发给山堂凭证，散会。”陈浴新不仅亲自参加了谭人凤召集的游山会，领到山堂凭证，后来还在谭人凤的领导下，担任过对省城学生界的联络工作。陈浴新还说：“就在岳麓山游山会举行之后几天，黄兴、谭人凤、刘揆一等30余人在长沙组织华兴会。为了避免当局的注意，成立会于九月十六日借庆祝黄兴30岁生日举行。”他还记得，黄兴与谭人凤等人在筹组华兴会时，还就今后依靠的主要力量进行过讨论，“陈天华认为会党只能利用作为偏师，起义的主力军应该有一支堂堂正正的武装，可在中等社会中筹资金、购军械，成立这样一支武装。谭人凤认为对会党加以改进，就其原有组织因势利导，未尝不可成为劲旅；况且会党兄弟投军的已不在少数，于会党规条之外，又加上了军队纪律，是一支很好的革命力量。黄兴则认为应当深入会党基层进行工作，一方面坚强其领导，使之化畸为正；另一方面发动会党青年踊跃投军。最后大家同意黄兴的意见，以之作为决策”。[3]（P22－23）
以上当事人的回忆，既明确又具体，这就说明，谭人凤不仅是华兴会重要会员，而且还是华兴会的创始人之一。这样，谭人凤是华兴会的创始人之一的史实逐步被人们所认识。
二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一些人开始对谭人凤参与创建华兴会一事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的观点。
1978年，谭人凤的隆回老乡邹协勋在《我所知道的谭人凤》一文中，根据1951年陈光崇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于1956年第3期刊载面世的谭人凤自传性作品《石叟牌词叙录》（《石叟牌词》书稿中“叙”的有关部分），对陈浴新在《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中所说的谭人凤召集湖南各地会党代表在岳麓山举行游山会和与黄兴等人组织华兴会两事均提出了质疑。他说：“谭人凤在《石叟牌词叙录》中说：‘癸卯、甲辰(1903年到1904年)二年间，余于邑城(新化)文场内办小学堂’，并没有提到他曾到过长沙，也未提到他举行游山会、组织华兴会的事。且1904年农历九月十六，是华兴会长沙起义事泄失败日期，而不是发起成立的日期，它是先年九月十六黄兴进三十岁那天成立的。陈浴新所谓谭人凤1904年在岳麓山举行游山会，事关湖南近代史实，有待考证。” [1]（P298）很明显，邹协勋因谭人凤在其《石叟牌词叙录》中未提到自己在1903年到1904年的两年间曾到过长沙，而且陈浴新所说谭人凤1904年在岳麓山举行游山会后与黄兴等人组织华兴会一事，又与黄兴等人于1903年11月决定成立华兴会的史实不合，从而对谭人凤的华兴会会员的身份表示了怀疑。
如果说邹协勋对谭人凤参与创建华兴会一事只是表示怀疑的话，那么先前对此持肯定观点的黄一欧这次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1978年，他在其《辛亥革命杂忆》一文中，明确否定了自己先前关于谭人凤曾参与创建华兴会的观点。他说：“1903年夏，先君由日本归国，从上海跑到长沙。农历九月十六日，他三十初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保甲局巷彭渊恂(希明)家里办了两桌酒席，到者二十多人。这次集会，实际上是华兴会笫一次会议。我在1961年写的回忆录中，周震鳞写的《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一文中，都谈到谭人凤参加了这次集会。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也提到先君1903年邀集同志创立华兴会时，参加者有谭人凤。现在查明，都与事实不符。谭人凤自撰的《石叟牌词叙录》，叙述辛亥前后史事颇详，等于是他的自传。据其自述，1903至1904年间，他在新化县城文场内办小学堂，对1904年华兴会谋于省城举义有所闻，是由日本归来的戴石屏告诉他的，他并没有到长沙参与华兴会的活动。”同时，他还从《石叟牌词叙录》中找出了谭人凤有关1906年12月抵日本后经唐镜三三次相挽，“始与克强晤”的记述，得出谭人凤直至1906年冬才同黄兴订交，“在这以前，彼此并不认识”的结论。[4]（P26）
到了1980年，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时，在谭人凤是否参与创建华兴会的问题上，就比较慎重了。经过研究，他们最后采用了黄一欧的新观点，并指出：“据刘揆一《黄兴传记》、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谭人凤参与了华兴会的筹设事项。但据谭人凤《石叟牌词》称，‘癸卯、甲辰二年间，余于邑城(新化一编者)文场内办小学堂’。又称，丙午冬，他到东京，‘适届同盟党员开周年纪念会，入场观察……后唐镜三三次相挽，始与克强晤，畅叙至二小时，情颇洽，遂亦加入焉。余之从事于同盟会自此始’。据此可知，谭人凤没有参与华兴会的活动，直至1906年冬才同黄兴结识。此事，黄一欧于《辛亥革命杂忆》已订正。” [5]（P470）在这里，章开沅、林增平赞同黄一欧否定谭人凤华兴会会员身份的理由，得出谭人凤未参与创建华兴会的结论。
由于有邹协勋的质疑、黄一欧的否定，加之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的结论，所以自那以后，谭人凤参与创建华兴会之事不再被人提起。彭国兴在《华兴会几个问题的研究》一文中，述及参加1903年11月4日黄兴等人聚会的人员时，坚持章士钊的“12人”说，认为谭人凤参会之说“不足为信史”。[6]（P679） 1985年出版的石芳勤所编《谭人凤集》虽然收录了谭人凤在组织游山会时所发表的讲话，但所附之《谭人凤生平大事记》中却没有提及谭人凤组织游山会和参与创建华兴会之事。田伏隆2001年主编之《辛亥革命在湖南》和郭汉民2011年主编之《湖南辛亥革命史料》转录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一文时，均特意在其列举参与11月4日聚会的人员名单中删去了原文中谭人凤的名字。
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谭人凤当年组织的游山会一事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是年8月22日，《长沙晚报》刊载了《辛亥革命前夜，草莽英雄聚义岳麓山?》一文，文中提到岳麓山景区文物管理科负责人胡滔滔说，他研究岳麓山历史数十年，在清朝《岳麓志》、《岳麓续志》及民国《岳麓小志》中均找不到岳麓山后山有什么云盖寺。他还指出：陈浴新说，在谭人凤组织岳麓山游山会后的九月十六，黄兴才成立华兴会。这就对不上铆榫了，黄兴是在前一年，即1903年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九月十六，黄兴因联络会党谋炸万寿宫泄密，为躲藏追捕，他正在想方设法逃出长沙城。[7]在这里，胡滔滔不仅与邹协勋一样，发现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中所提到的谭人凤与黄兴等人创建华兴会一事在时间上对不上号，而且还发现了一个新的 “破绽”，即：岳麓山上并无陈浴新所说的云盖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