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军务院——纪念蔡锷逝世100周年
辛亥革命网 2016-11-01 16:38 来源：纪念护国运动100周年论文集 作者：邓江祁 查看：
护国战争爆发后，为了团结已宣布独立的各省共同对付袁世凯及其反动政府，南方护国军领导人筹组军务院。在军务院组建前后，蔡锷对此态度究竟如何？
护国战争爆发后，为了团结已宣布独立的各省共同对付袁世凯及其反动政府，南方护国军领导人筹组军务院。在军务院组建前后，蔡锷对此态度究竟如何？以前由于掌握史料不够，学界普遍认为，蔡锷起初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经过梁启超解释，又寄去了他草拟的条例及宣言文稿，蔡锷勉强才同意组织军务院。然而，这与史事并不相符。新发现的史料充分表明，蔡锷对于军务院的策划和酝酿、成立和运转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是军务院的重要创始人、积极支持者和主要领导人。
一
对于各省独立后成立统一机构的问题，蔡锷与梁启超等人早在京津密谋反袁之时就有虑及，“曾议俟云贵两广独立，观形势如何，即先组织一临时政府，戴黎公元洪为总统。盖袁氏既已叛国，失大总统资格，依约法当由黎公继任”[1]。蔡锷抵滇后与唐继尧等人研究护国军组织时，有人曾“建议设临时元帅府，推唐公任临时元帅，召集省议会，以为临时总统、临时国会之雏壳，作临时政府之基础，与北京袁政府对抗”[2]。蔡锷考虑到此时设立最高统筹机关，恐有碍他省的响应，不利于护国军的发展，于是决定不设元帅府，“力事谦抑，以待来者”[3]，并按照民初之制，组织“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推唐继尧为都督，自己则任护国军总司令，率军出征四川。经过蔡锷、李烈钧领导的护国第一、二军在川南、湘西、滇桂边境近三个月的浴血奋战和贵州、广西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然而，袁世凯取消帝制只是缓兵之计，他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又摇身一变，“复位”为大总统，以“本大总统”的名义继续发号施令，一方面将各省拥戴他当皇帝的文电公布，以推脱罪责，并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说：“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自家性命亦将不保。”[4]另一方面又积极扩充军队，准备继续以武力讨伐护国军。
袁世凯的伎俩，立即就被蔡锷识破，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袁逆以兵事失败，外交逼紧，财政因穷，人心鼎沸，不得已而取消帝制，以为目前和缓人心，将来复可卷土重来之计”[5]，“非节节进兵，不能得完满之结果”[6]。因此，蔡锷一面积极备战，一面与护国军主要领导人迫袁退位，坚决表示：“项城（袁世凯）一日窃位，公愤一日不息”，“非项城退职去国，时局断无从解决”。[7]
4月18日，蔡锷与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等人以军政府的名义发布两个宣言，严正指出：“前大总统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同时宣布：根据1913年《大总统选举法》的第三条和第五条规定，“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其递遗副总统一职，俟将来国会能召集时，再依法选举。”[8]这就为继续护国战争，迫袁退位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虽然蔡锷、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等人以军政府的名义发布了上述两个重要宣言，但独立各省的统一领导机构“军政府”却并未真正成立，这就使南方护国军显得有些底气不足。鉴此，梁启超就把成立独立各省的统一领导机构问题摆上了重要位置。早在3月中旬，他在由上海赴香港途中就曾“与同往诸员，往复讨论”成立护国军统一领导机关问题，并陆续草拟了有关文件和宣言，为后来的军务院的成立作了理论上和行动上的准备。[9]袁世凯取消帝制后，梁启超即与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商议“组一军务院，用合议制，执行军国重事”[10]。但唐继尧认为，当时独立的省份仅有滇、黔、桂，范围似不大，建议“再征求各方面意见”[11]。正当梁启超就组织军务院问题与各方沟通之际，广东将军龙济光在内外交攻下，于4月7日宣布广东独立。这个消息令梁启超等人看到了希望，感到振奋，于是加快了组建军务院的步伐。但不久又发生“海珠惨案”，梁启超的挚友、护国军代表汤觉顿，谭学夔等人遭到龙济光部下杀害。为了稳定广东局势，梁启超强忍失去挚友的悲痛，提出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方案，急邀岑春煊赴广东肇庆主持都司令部。岑春煊清末曾任两广、云贵总督，龙济光、陆荣廷都得到过他的拔擢，由他主持两广都司令部，龙济光、陆荣廷都不敢提出异议。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任都参谋，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后，虽然解决了广东内乱问题，但还不是梁启超的最终目的，因此，他又不失时机地向各方面进一步提出组织军务院的计划。
对于梁启超等人提出的组织军务院问题，远在川南前线的蔡锷起初认为，四省组织一个新政府，一是不适宜，担心此举“致招争权攘利之嫌，启南北分裂之渐”[12]；二是没必要，认为“滇、黔举义以来，内外一心，上下一致，尽有意见之交换，不闻意气之争持。筹饷出兵，各尽所能，解衣推食，争先恐后。有蓂（唐继尧）、周（刘显世）二公主持于内，各军将士乃能效命于外。苟继此精神于不堕，敌虏虽强，不足为虑”[13]。但他接读梁启超发来的宣言书及军务院条例全文后，全面理会了梁启超的意图，认为“将大总统之推举及军务院之设立，移花接木，联为一贯，亦尚说得过去”[14]，遂转而对成立军务院“极表赞成”，并致电岑春煊、梁启超、唐继尧、刘显世等人，明确要求“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15]
然而，在军务院的组建过程中，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矛盾和争斗。在军务院的人事的安排上，蔡锷先前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在酝酿成立军务院之初，对于由谁出任军务院首长，护国军内部意见就很不统一。唐继尧曾通过黄群向梁启超表示：“拟先定军务院设置地，即以所在地之抚军代表，暂不设抚军长名目，较觉圆融”，实际是暗示他想当抚军长。因为他心里明白：云南作为首义省份而被定为军务院所在地将是不成问题的。上海的陈叔通等人则主张，以陆荣廷为领袖，“便无何等嫌疑”。梁启超初主岑春煊，“意以年高望重，非此莫属”，但后来又根据各方意见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抚军长一职，以滇省首义之勋劳，自非蓂公莫属，黔、桂、粤当无异辞。惟为交通计，其地点似不能不在粤。蓂公（即唐继尧——引者）既不能来粤，拟增设副长摄职，推西林（即岑春煊——引者）任之”。[16]由于梁启超的方案得到了蔡锷的明确肯定和大力支持，遂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这就为军务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5月8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宣布成立。它一成立就得到了各反袁势力的肯定和支持。孙中山认为，军务院成立，“独立四省之联络，已较前稍形紧密。于是，则今后之对内对外活动或可稍见起色，不胜盼待之至”[17]。谭人凤也认为，军务院“人材荟萃，必在有为” [18]。这说明，军务院的成立是反袁斗争深入之所需，也是人心之所向。
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虽经梁启超和蔡锷的协调和推荐，军务院抚军又正式互选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但唐继尧对于军务院的地点不在滇似有不满，因而又闹起了矛盾，坚辞抚军长一职，转推岑春煊担任。而岑春煊也一再谦让，“坚不肯承”。5月17日，唐继尧再次致电蔡锷、岑春煊、梁启超，仍力辞抚军长：“自维粗娴军旅，祗应勉效前驱，愧乏远谟，讵能肩此重任。务恳诸公另推才望相当之人，以资统摄而策进行。”[19]这样，军务院刚一宣布成立又因人事问题面临难以运转的困境。对此，蔡锷又出面电劝唐继尧说：“抚军长再三辞让，愈佩让怀。此时军务院组织业已发表，桂、粤各处若再推请，即不必固辞”。见唐继尧未有积极反应，蔡锷稍后再致电唐继尧继续做工作，言语中带有责备和鼓励的双重意味：“既经屡电辞让，谦德已彰，若再固辞，反涉矫情，此时允任，适合分际，锷极表赞同，并祝努力前途，蔚为国华”。[20]与此同时，梁启超、岑春煊也致电唐继尧力劝其就任抚军长。在蔡锷等人的不断的劝说和敦促下，唐继尧斟酌再三，终于同意担任抚军长一职。5月23日，他复电蔡锷说：“尧以辁材，谬蒙推任，一再督责，无敢固辞。惟是艰难初创，来日大难，任重道远，陨越堪虞，尚乞时赐箴言，匡我不逮，以期于事有济，所至望也。”[21]并通电宣布：“本都督迭辞不获，勉为承认。……所有军务院事暂由抚军副长代行代拆。”[22]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之后，军务院内部的这一矛盾才算得到解决。嗣后，蔡锷又先后积极推荐罗佩金、戴戡为军务院抚军，进一步壮大了军务院的声势。
二
军务院成立后，蔡锷与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李烈钧等人发布一系列通电，明确宣布：“前大总统袁世凯，紊乱国宪，自为帝制，叛逆行为，昭然共见。其所受任民国大总统资格，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当然消灭”。根据1913年国会参、众两院议决之《大总统选举法》有关规定，“本军政府依法恭承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今特设军务院直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各军都、总司令等任该院抚军，以合议制处理军国重大事。大总统未能躬亲职务时，一切国际交涉由军务院抚军暂行代表，并遵照军务院组织条例，以继尧、显世、荣廷、济光、春煊、启超、锷、烈钧、炳焜等任抚军，互选继尧为抚军长、春煊为抚军副长并摄行抚军长职权，启超领政务委员长。暂以广东为军务院所在地”。[23]同时还宣布，“以后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该省军民长官与各国驻近该地方各官厅就近办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在外交上，蔡锷等人通告各国驻华机构，军务院“推任唐绍仪为外交专使，王宠惠、温宗尧为外交副使，所有一应交涉事宜，即由该专使、副使，与贵公使、贵总领事官、贵领事官和衷办理”[24]。
这样，军务院通过这些宣言，从内外两方面否定了袁世凯政府的合法地位，表明了护国军坚持袁世凯退位的决心，对于壮大护国军的声威，增强全国人民反袁的斗志和信心，夺取护国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孙中山对于军务院鲜明的政治立场十分赞赏，立即通电表示：“公等讨贼声震天下，且维持《约法》，尊重民意，尤见忧国真诚。”[25]黄兴也通电全国各界说：“历读护国军政府宣言，根据《约法》解决国纷，力秉公诚，无任钦仰。”[26]当时的社会舆论也认为：“从前南方势力虽大，尚无统一机关，北方尚有城社可凭。今如此，则所谓中央政府已无复奇货可居。又连接紧要报告，南方一面依约法戴黎，一面通告驻京各国公使废止北京政府，此等消息较之某省独立、某战失败之惊报，何啻十倍。”[27]
果然，袁世凯政府对于军务院的成立及其发布的宣言恼羞成怒，急忙致电未独立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护军使、镇守使说：“少数革命首领，竟公然不顾全国国民利害、国家存亡，窃据一隅，僭立政府，实系与国家为仇，国民为敌，岂能与语息事宁人之诚意。”[28]由此可见，军务院成立及其宣言确实戳到了袁世凯的痛处。
一
对于各省独立后成立统一机构的问题，蔡锷与梁启超等人早在京津密谋反袁之时就有虑及，“曾议俟云贵两广独立，观形势如何，即先组织一临时政府，戴黎公元洪为总统。盖袁氏既已叛国，失大总统资格，依约法当由黎公继任”[1]。蔡锷抵滇后与唐继尧等人研究护国军组织时，有人曾“建议设临时元帅府，推唐公任临时元帅，召集省议会，以为临时总统、临时国会之雏壳，作临时政府之基础，与北京袁政府对抗”[2]。蔡锷考虑到此时设立最高统筹机关，恐有碍他省的响应，不利于护国军的发展，于是决定不设元帅府，“力事谦抑，以待来者”[3]，并按照民初之制，组织“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推唐继尧为都督，自己则任护国军总司令，率军出征四川。经过蔡锷、李烈钧领导的护国第一、二军在川南、湘西、滇桂边境近三个月的浴血奋战和贵州、广西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然而，袁世凯取消帝制只是缓兵之计，他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又摇身一变，“复位”为大总统，以“本大总统”的名义继续发号施令，一方面将各省拥戴他当皇帝的文电公布，以推脱罪责，并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说：“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自家性命亦将不保。”[4]另一方面又积极扩充军队，准备继续以武力讨伐护国军。
袁世凯的伎俩，立即就被蔡锷识破，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袁逆以兵事失败，外交逼紧，财政因穷，人心鼎沸，不得已而取消帝制，以为目前和缓人心，将来复可卷土重来之计”[5]，“非节节进兵，不能得完满之结果”[6]。因此，蔡锷一面积极备战，一面与护国军主要领导人迫袁退位，坚决表示：“项城（袁世凯）一日窃位，公愤一日不息”，“非项城退职去国，时局断无从解决”。[7]
4月18日，蔡锷与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等人以军政府的名义发布两个宣言，严正指出：“前大总统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同时宣布：根据1913年《大总统选举法》的第三条和第五条规定，“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其递遗副总统一职，俟将来国会能召集时，再依法选举。”[8]这就为继续护国战争，迫袁退位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虽然蔡锷、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等人以军政府的名义发布了上述两个重要宣言，但独立各省的统一领导机构“军政府”却并未真正成立，这就使南方护国军显得有些底气不足。鉴此，梁启超就把成立独立各省的统一领导机构问题摆上了重要位置。早在3月中旬，他在由上海赴香港途中就曾“与同往诸员，往复讨论”成立护国军统一领导机关问题，并陆续草拟了有关文件和宣言，为后来的军务院的成立作了理论上和行动上的准备。[9]袁世凯取消帝制后，梁启超即与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商议“组一军务院，用合议制，执行军国重事”[10]。但唐继尧认为，当时独立的省份仅有滇、黔、桂，范围似不大，建议“再征求各方面意见”[11]。正当梁启超就组织军务院问题与各方沟通之际，广东将军龙济光在内外交攻下，于4月7日宣布广东独立。这个消息令梁启超等人看到了希望，感到振奋，于是加快了组建军务院的步伐。但不久又发生“海珠惨案”，梁启超的挚友、护国军代表汤觉顿，谭学夔等人遭到龙济光部下杀害。为了稳定广东局势，梁启超强忍失去挚友的悲痛，提出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方案，急邀岑春煊赴广东肇庆主持都司令部。岑春煊清末曾任两广、云贵总督，龙济光、陆荣廷都得到过他的拔擢，由他主持两广都司令部，龙济光、陆荣廷都不敢提出异议。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任都参谋，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后，虽然解决了广东内乱问题，但还不是梁启超的最终目的，因此，他又不失时机地向各方面进一步提出组织军务院的计划。
对于梁启超等人提出的组织军务院问题，远在川南前线的蔡锷起初认为，四省组织一个新政府，一是不适宜，担心此举“致招争权攘利之嫌，启南北分裂之渐”[12]；二是没必要，认为“滇、黔举义以来，内外一心，上下一致，尽有意见之交换，不闻意气之争持。筹饷出兵，各尽所能，解衣推食，争先恐后。有蓂（唐继尧）、周（刘显世）二公主持于内，各军将士乃能效命于外。苟继此精神于不堕，敌虏虽强，不足为虑”[13]。但他接读梁启超发来的宣言书及军务院条例全文后，全面理会了梁启超的意图，认为“将大总统之推举及军务院之设立，移花接木，联为一贯，亦尚说得过去”[14]，遂转而对成立军务院“极表赞成”，并致电岑春煊、梁启超、唐继尧、刘显世等人，明确要求“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15]
然而，在军务院的组建过程中，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矛盾和争斗。在军务院的人事的安排上，蔡锷先前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在酝酿成立军务院之初，对于由谁出任军务院首长，护国军内部意见就很不统一。唐继尧曾通过黄群向梁启超表示：“拟先定军务院设置地，即以所在地之抚军代表，暂不设抚军长名目，较觉圆融”，实际是暗示他想当抚军长。因为他心里明白：云南作为首义省份而被定为军务院所在地将是不成问题的。上海的陈叔通等人则主张，以陆荣廷为领袖，“便无何等嫌疑”。梁启超初主岑春煊，“意以年高望重，非此莫属”，但后来又根据各方意见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抚军长一职，以滇省首义之勋劳，自非蓂公莫属，黔、桂、粤当无异辞。惟为交通计，其地点似不能不在粤。蓂公（即唐继尧——引者）既不能来粤，拟增设副长摄职，推西林（即岑春煊——引者）任之”。[16]由于梁启超的方案得到了蔡锷的明确肯定和大力支持，遂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这就为军务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5月8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宣布成立。它一成立就得到了各反袁势力的肯定和支持。孙中山认为，军务院成立，“独立四省之联络，已较前稍形紧密。于是，则今后之对内对外活动或可稍见起色，不胜盼待之至”[17]。谭人凤也认为，军务院“人材荟萃，必在有为” [18]。这说明，军务院的成立是反袁斗争深入之所需，也是人心之所向。
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虽经梁启超和蔡锷的协调和推荐，军务院抚军又正式互选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但唐继尧对于军务院的地点不在滇似有不满，因而又闹起了矛盾，坚辞抚军长一职，转推岑春煊担任。而岑春煊也一再谦让，“坚不肯承”。5月17日，唐继尧再次致电蔡锷、岑春煊、梁启超，仍力辞抚军长：“自维粗娴军旅，祗应勉效前驱，愧乏远谟，讵能肩此重任。务恳诸公另推才望相当之人，以资统摄而策进行。”[19]这样，军务院刚一宣布成立又因人事问题面临难以运转的困境。对此，蔡锷又出面电劝唐继尧说：“抚军长再三辞让，愈佩让怀。此时军务院组织业已发表，桂、粤各处若再推请，即不必固辞”。见唐继尧未有积极反应，蔡锷稍后再致电唐继尧继续做工作，言语中带有责备和鼓励的双重意味：“既经屡电辞让，谦德已彰，若再固辞，反涉矫情，此时允任，适合分际，锷极表赞同，并祝努力前途，蔚为国华”。[20]与此同时，梁启超、岑春煊也致电唐继尧力劝其就任抚军长。在蔡锷等人的不断的劝说和敦促下，唐继尧斟酌再三，终于同意担任抚军长一职。5月23日，他复电蔡锷说：“尧以辁材，谬蒙推任，一再督责，无敢固辞。惟是艰难初创，来日大难，任重道远，陨越堪虞，尚乞时赐箴言，匡我不逮，以期于事有济，所至望也。”[21]并通电宣布：“本都督迭辞不获，勉为承认。……所有军务院事暂由抚军副长代行代拆。”[22]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之后，军务院内部的这一矛盾才算得到解决。嗣后，蔡锷又先后积极推荐罗佩金、戴戡为军务院抚军，进一步壮大了军务院的声势。
二
军务院成立后，蔡锷与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李烈钧等人发布一系列通电，明确宣布：“前大总统袁世凯，紊乱国宪，自为帝制，叛逆行为，昭然共见。其所受任民国大总统资格，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当然消灭”。根据1913年国会参、众两院议决之《大总统选举法》有关规定，“本军政府依法恭承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今特设军务院直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各军都、总司令等任该院抚军，以合议制处理军国重大事。大总统未能躬亲职务时，一切国际交涉由军务院抚军暂行代表，并遵照军务院组织条例，以继尧、显世、荣廷、济光、春煊、启超、锷、烈钧、炳焜等任抚军，互选继尧为抚军长、春煊为抚军副长并摄行抚军长职权，启超领政务委员长。暂以广东为军务院所在地”。[23]同时还宣布，“以后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该省军民长官与各国驻近该地方各官厅就近办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在外交上，蔡锷等人通告各国驻华机构，军务院“推任唐绍仪为外交专使，王宠惠、温宗尧为外交副使，所有一应交涉事宜，即由该专使、副使，与贵公使、贵总领事官、贵领事官和衷办理”[24]。
这样，军务院通过这些宣言，从内外两方面否定了袁世凯政府的合法地位，表明了护国军坚持袁世凯退位的决心，对于壮大护国军的声威，增强全国人民反袁的斗志和信心，夺取护国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孙中山对于军务院鲜明的政治立场十分赞赏，立即通电表示：“公等讨贼声震天下，且维持《约法》，尊重民意，尤见忧国真诚。”[25]黄兴也通电全国各界说：“历读护国军政府宣言，根据《约法》解决国纷，力秉公诚，无任钦仰。”[26]当时的社会舆论也认为：“从前南方势力虽大，尚无统一机关，北方尚有城社可凭。今如此，则所谓中央政府已无复奇货可居。又连接紧要报告，南方一面依约法戴黎，一面通告驻京各国公使废止北京政府，此等消息较之某省独立、某战失败之惊报，何啻十倍。”[27]
果然，袁世凯政府对于军务院的成立及其发布的宣言恼羞成怒，急忙致电未独立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护军使、镇守使说：“少数革命首领，竟公然不顾全国国民利害、国家存亡，窃据一隅，僭立政府，实系与国家为仇，国民为敌，岂能与语息事宁人之诚意。”[28]由此可见，军务院成立及其宣言确实戳到了袁世凯的痛处。
